在建国之初,新中国效仿苏联实行“干部终身制度”,力求让每一位同志都能充分实现人生价值,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终身;除此之外,老同志们丰富的行政经验也有利于稳定局势,确保军政系统正常运转。
但到了30年后的1980年,“干部终身制度”开始显现出一系列缺点,比如一些老同志因为年事已高,精力严重下降,根本无法处理一线繁忙的工作,这严重拖慢了行政效率;而且老同志们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已经形成了思维惯性,过于呆板、木讷,与时代严重脱节,更适应不了改革开放的浩荡潮流。
邓公担心再这样下去,中国会和苏联一样,陷入“老人政治”的泥潭中无法自拔,于是邓公便决定对军政系统进行改革,有序安排老同志们退下去,将领导岗位交给年轻人坐镇。当然,此事事关重大,必须要缓办、慢办,切不可操之过急,以免引发众怒。
邓公先是在198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连同陈云同志一起提出了“去旧补新”的观点,党内大多数同志对此非常支持,这让邓公备受鼓舞,他随后开始号召超过65岁的省部级高干们退出一线,同时将40多岁、50多岁的年轻同志提拔上来,担任副省长、副部长等职务,让他们先积累高层行政经验,培养大局观和国际视野,等过个一两年,再将他们扶正为省长、部长,让他们尽情施展自身才能。
当然,退下来的老干部也不能弃之不用,邓公将他们统一安排到“中央顾问委员会”挂职,这个机构类似于“智囊团”,主要作用是为一些年轻干部提供施政指导,帮助对方解决一些疑难问题。而且中顾委的存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消老同志失去权力后的落寞感,给大家一个缓冲的时间。
起初,中顾委不负邓公所望,顺利完成了历史任务,帮助人民政权度过了青黄不接的时期,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但后来,中顾委开始慢慢侵占权力,形成了一个凌驾在国务院与党中央之上“小团体”,有些老同志甚至还摆着“一把手”的架子,肆意干涉军政决策,这严重影响了党内团结。
邓公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惊,他意识到如果再不采取相关措施,中顾委就有可能闹出什么大乱子,到时候恐怕难以收场。最终,邓公在经过认真考虑、权衡之后,下定决心要撤掉中顾委,让所有老同志彻底退休、颐养天年。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某些中顾委的委员竟旗帜鲜明的反对邓公,还想要中顾委继续存在下去。这令薄一波同志很是反感,他直言有些干部简毫无共产党人应有的作风,将公权力视为自己的“私物”,这与旧社会的官僚有什么区别?!
时间来到1992年,在党中央、中组部、中央军委等多个部门的联合施压下,中顾委终于被解散,“权力托大”的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年轻同志们此后不再有任何顾虑,可以放开手脚大干特干。同年年初,邓公在众人的陪同下,前往华东、华南巡视,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南等地规划了具体的发展路线,给这些省、市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晚年的邓公一直有一个心愿,那便是乘坐京九铁路,到香港去游览、参观,尽情感受“东方之珠”的神韵与风采。但可惜的是,由于英国政府一再拖延、推辞,香港主权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一直到1996年,在北京方面的一再施压下,英国政府才勉强答应在1997年将香港的主权移交给中国。可邓公已经等不到香港回归了,他在1996年中旬被查出患上了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整个人的状态愈发低迷,时常无故昏迷。解放军总医院的医生们为了挽救邓公,尝试了许多医疗手段,但收效甚微。
到了1997年的春节,邓公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医生们和护士们为了以防万一,都主动留下来守在病房里,悉心陪伴着邓公。正月十二日,邓公的病情恶化到了极点,最终遗憾去世,党中央随后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追悼会,并按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进大海。当年7月1日,港英政府从香港撤走,中国恢复了对香港的合法主权,漂泊在外数十年的游子,终于重回祖国母亲的怀抱,邓公最后一桩心愿也就此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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