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到1976（第55章）| 一月夺权：武斗开始 | 百科阅览

导读：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随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发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这场运动过去近半个世纪，但是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对这场运动不明就里，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老人家要支持造反派？关于那场运动，今天有必要作深度了解。

时间轴：1967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颁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明确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由此“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文化领域展开，而分管文化工作的各级领导机关首先受到严重冲击。

对于这一提法，当时的人民群众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所以即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依然不明白老人家为什么突然会发动这场运动。

原因在于当时诸如吴晗、翦伯赞等文人以创作的方式表达了对“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而批判这些文人的声音被压制，而压制批判的声音来自权力部门，由此老人家认为从文化部门到权力部门都存在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的已经阵地丢失，必须将权力夺回来。

今天很多人不明白，认为老人家是最高领袖，他可以对机关干部进行任免，为什么要发动运动呢？

这就是因为对当时的历史不了解造成的错误认知。

1959年4月1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从这以后老人家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从此退居二线。

根据《宪法》规定，只有国家主席才有政府部门的人事任免权，即当时的一线领导才有此权力。

作为党中央主席的老人家却没有这个权力，他只有党内干部的人事任免权，所以“五一六通知”是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出，而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发出。

“五一六通知”中提到的夺取领导权是夺取相关政府部门的领导权，但当时只是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既然是夺权运动，那就面临着三个问题：一是具体夺谁的权？二是谁来夺权？三是夺权之后谁来接管权力？

这些问题当时并没有预先设计好，所以当时的一线领导说出了“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的话。

当“五一六通知”发出之后，一批年轻的学生率先响应，而这些学生正好解决了以上三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是学生率先响应呢？

当时全国虽然进行了扫盲，但当时7亿多人口中还有6亿人是文盲，大多数人都不懂政治，实际上今天已经解决了文盲问题，但依然很多人不懂政治，甚至有人接受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依然说出“公有制下哪一点财产属于我”的蠢话。

学生一向都是历史舞台上的活跃力量，从五四运动到老人家的时代，学生一直都保持着敏锐的政治嗅觉，而这场来自文化领域的运动与他们关联度最高，所以学生率先响应。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些中学生自发成立“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的出现并不在计划之中，作为新的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了不可控的一个因素。

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那必然是打倒旧的权力者，因为他们维护的是老一批的文人，压制批判他们的声音。然而打倒他们之后，这些岗位会出现空缺，那么谁来担任这些岗位的职务呢？“红卫兵”组织无疑是一个备选队伍。

1966年6月1日，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

6月3日，改组后的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的职权”，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按照领导历次群众运动的做法和老人家批准向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的先例，同意北京市委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

对于派驻工作组，老人家一开始并不反对，但是事情并未向老人家预想的那样发展。

6月18日上午，北大工作组集中开会，一些人趁机在校园内设立所谓的斗鬼台，四处抓人，乱打乱斗，并发生了一些侮辱妇女的流氓行为。

1966年6月26日，中央批转《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

批语指出了夺权的对象：“全国解放以来，文化战线的绝大多数领导机关，一直为以周扬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所统治，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文化工作路线相对抗。绝大多数文化部门，都成了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向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阵地。”

同时指出了夺权方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多数，开展夺权斗争，建立无产阶级对文化战线及其所属一切部门的牢固的领导权。”

“五一六通知”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夺权的范围限制在文化领域，那么后来为什么蔓延到了全国呢？是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呢？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1966年7月2日，中央和国务院下发《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通知》指出：“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是指向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是指向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

《通知》明确限定了运动的范围：党、政府、军队、文化界这四个领域，并未扩散到全国范围，而且主要针对党内的当权派。

然而《通知》又提到了在工业交通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目前各地党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因此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地有计划地进行。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不要全国所有厂矿企业一哄而起。”

为什么要下发这个《通知》？为什么要将运动引导其他领域？工业领域与文化领域联系很少，为什么要将运动引向其他领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从这里开始，“文化大革命”开始从文化领域蔓延到其他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个《通知》发出时，老人家均不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