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开启的产业大转移，背后究竟有何深意？

坊间与网络盛传“日本探索了三十年才走出经济低迷期，而我们只用了三天…”

翻红的股市与回暖的楼市，淹没了一个与所有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的重要事件——

9月25日高层重磅发布：将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

加大对革命老区、边境地区、资源枯竭地区等政策倾斜，促进区域间就业均衡发展。

乍一看上去，资金、技术的转移方向与我们平时所理解的工业化、城市化方向几乎是相反的。

这条新闻一出来，坊间一些上了些岁数大爷、大娘立马就来劲了：

三线建设，这是又开始了？

更有跟我父亲年岁差不多的街坊，联系起前几天咱们成功试射东风快递，原地化身“时事大明白”，把原本诡谲变幻的国际风云分析得有鼻子有眼儿…

今天的许多年轻人对三线建设压根儿就没啥概念，甚至没听过这个事儿的都大有人在。

咱们这儿简单普及一下——

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咱们国家曾经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外部安全形势：

西南方向刚刚揍完三哥，正北方向苏修在边境陈兵百万，正南方老美介入越战虎视眈眈，东南方向光头强喝了二两猫尿，开始嚷嚷“反攻”…

加上咱们自己在六十年代初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生存压力可以说前所未有。

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史诗级大转移。

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约有400多万家庭、上千万人被动员参与其中，大家从上海、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当时经济发达的地区出发，将部分厂房设备拆除奔赴大西北和大西南。

像攀枝花的钢铁工业、湖北十堰的汽车工业、六盘水成为西南煤都、绵阳的电子工业以及著名的成飞、葛洲坝、成昆铁路等等这些山沟沟里的厂矿基建，都是三线建设留下的工业化印记。

那时候在大西南地区，有个顺口溜是这样说的：“天当罗帐地当床，金沙江是大澡堂。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三言两句道出了那时的筚路蓝缕。

随之形成的，还有中部及西南地区一个个上海方言孤岛和东北方言孤岛，热辣滚烫的湖北襄阳人贾玲说的东北话，本质上是一部分当地群众口耳相传的所谓“厂话”…

三线建设为当年新中国尚且脆弱的工业基础做了有效备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外部势力入侵的成本，从而形成了吓阻作用；

另一方面，三线建设也大大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为其打下了相对坚实的工业基础，否则今天东西部地区的悬殊还要更大…

但是，但是——

2024年高层提出的“将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与当年的三线建设完全无法对号入座，核心差异主要有三个：

其一，时代背景差异巨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本质上是外部安全威胁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生存需要大于发展需要、国防意图大于经济目标；

而眼下的资金、技术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虽然同样是国家动员，但本质上是从就业与协调区域发展的角度考虑的。

尽管如今的国际局势也十分复杂，但我国的国防实力与周边安全形势已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即便今天的产业大转移也多多少少考虑到了安全方面的因素，但无论是话语权还是吓阻力都较当年有质的飞跃。

客观来讲，今天的有序、合理、高效转移，是经济与内需逻辑主导优先，安全与地缘逻辑为辅。

其二，动员目标差异巨大。

当年的三线建设本质上是早期工业积累在地理层面上的横向战略转移，但并未触及产业链上下游的纵深改进，轻重工业比例的问题并未解决。

而本次的资金技术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则更多诉诸于国家意志之下的腾笼换鸟——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轻装上阵，专注前沿科技研发与产业升级。

譬如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芯片与半导体以及高端机电装备等领域，未来大概率会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得到重点支持。

中西部内陆省份通过这次全新的资金技术与产业转移支付，进一步完成充分就业的目标。

譬如服装鞋帽、家具玩具、塑料制品、食品加工、钢铁煤炭等传统领域未来大概率会在广大西部地区形成新的产业集群结构。

全产业链在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形成梯度差，远比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外流要好得多。

我们也刚好借助这样的大转移，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当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将部分过度集中的生产产能由中心城市疏散到经济腹地，也有利于增加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垫。

像贵飞的教练机生产、像哈尔滨电气的超大型水轮机制造、像鞍钢和宝武钢的航母甲板制造…均有着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

长远来看，对于经济与国防两个层面的战略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

高层在《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

提升区域协调发展就业承载力，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加快形成一批服务融通、政策贯通、渠道畅通的就业集聚区和增长极。

显然，关于本次产业大转移，高层已然做出了明确回应。

从这一点来看，本次动员其实更接近二十多年前的“西部大开发”。

其三，动员方式差异巨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真的是数百万个家庭拖家带口离开经济发达地区，扎根到中西部，一待就是大半生。

那时著名的《鞍钢宪法》，甚至明确规定了“两参一改三结合”。

“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

说穿了，这是因为当年的工业化与人才培养实在不均衡，许多三线建设的目标地区那时候真就白纸一张——别说钢铁厂，连铁匠铺也没见过几家。

加上人员、信息流通成本较高，要完成产业备份，不靠人海战术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以上bug早在这半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得到了修补，甚至广大西部地区还拥有不少优秀的科研院所及高校，不仅能够对接来自东部的产业转移，还能为产业落地提供人才。

这就意味着本次产业迁徙过程中，显然不会有那么大规模的人员迁徙。

具体的动员落地情况，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细数近些年来有关产业转移的文件表述，频率其实并不高，但每一次都掷地有声——

2020年4月，高层财经会议上明确表示：要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

2024年7月，高层重要会议的《决定》里更是一阵见血地指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

由此不难看出，未雨绸缪已是箭在弦上的国家意志。

本轮资金技术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大转移，受益最大的主要有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省市，也就是几代中国人常说的“战略大后方”。

大约自2018年开始，中西部地区就已经逐渐成长为新的增长极：

6年来，中西部15省市出口额累计增长95%左右； 2024年1-8月份，上述省市出口额已经干到了6300亿美元； 同一时期，印度和墨西哥的出口总额分别只有约4250亿美元和5900亿美元。

瞅结实了，哥用业余时间练的小号，足够把这俩传说中的“全球产业链转移目的地”甩出一个身位。

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里，这些中西部省份的核心城市仍然有被重点做多的趋势。

最典型的像成都、重庆、西安、贵阳、昆明、兰州等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必然要在这场新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中扮演枢纽城市的作用。

而像绵阳、自贡、十堰、安顺、攀枝花等拥有一定工业基础和特色产能的城市，也必然能够发挥全新的承接产业转移的职能。

最显而易见的是，西部地区的就业必将得到质的改善、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弥合。

未来几年到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或许能够看到更多过往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门类和职业类别扎堆儿出现在中西部城市；

我或许也能看到更多家在中西部地区的大学毕业生，愿意留在当地大城市扎根儿发展，对东部地区的生态与城市承载力来说也是好事。

但如果因此断言，西部地区的资产价格将迅速逆势翻盘，恐怕还为时尚早。

资产价格是由产业面与城市化集聚效应，叠加供应端与居民资产负债表的集体传导决定的。

眼下，纵观全国整体形势，人民币资产在内外系统性做多利好之下已经吹响了反攻的冲锋号。

从长线思维来看，“先沿海再内陆、先东部后西部”的价值传导路径依然起支配作用；

但广大中西部地区在国家资金、技术、产业转移的意志下，大有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刮目相看。

而这一切，恰恰是当前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来，说既能冷静思考，又能顺势而为，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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