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梅对话刘逸星：“兰迪模式”下的国际化之路和全员合伙制

“战略先行+创新思维”用在开所中会创造怎样的奇迹？

兰迪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兰迪”）正在创造一种新模式：从2018年成立时在22平米创客空间办公，到2024年启用6000平米的兰迪国际法律大厦，目前已在国内33个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在海外20余个国家设立办公室，全球律师人数超过1800人，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布局最广的中国律所之一。

近日，律新社卓越之道第二季走进今年5月新启用的兰迪国际法律大厦，这座与陆家嘴隔江相望的独栋大厦由曾经的美术馆改造而来，这与兰迪期望的创新发展道路不谋而合。律新社创始人、CEO王凤梅与兰迪全球管委会主任刘逸星在兰迪大厦的网红长廊中进行了深度对话，解读兰迪“绝对专业化、强势国际化、高度共和化”和兰迪“全员合伙制”的创新之举和实践心得，寻找“兰迪模式”的底层思维和文化内涵。

刘逸星

兰迪律师事务所全球管委会主任

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政法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教育基金会监事。自1993年8月1日执业，拥有超过30年执业经验，专注海外投资、国际重大纠纷解决、并购重组、跨境交易，成功代理国内诸多著名企业的重大民商事争议案件，累计标的额超过千亿元。18年前作为印度普纳大学的访问学者开始研究印度的宪制、司法体系，带领团队至今已为超过600家中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兰迪的成功并非源自硬件或资金实力，而是源于其核心理念和管理机制。在这里，每一位员工，哪怕是最基层的保洁阿姨，年终时也能享受到2万至3万元的利润分红。这种普惠的关怀和平等的激励机制，赋予了兰迪一种难以抗拒的独特魅力，自然而然地吸引着外界的好奇与关注。

王凤梅

兰迪自2018年起步于22平方米的办公室和十几人的团队，仅用了6年时间便发展到如今的规模，这背后一定有非常多的秘诀。请刘主任为我们揭晓兰迪究竟采取了哪些正确的策略，从而做到了现在的规模和成绩？

刘逸星

兰迪自创业之始，并未依赖硬件设施或资金支持，而是依托于独特的理念开拓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在中国律所面临时代机遇的当下，兰迪紧跟中国经济的转型及全球化趋势，自成立之初就明确了目标：打造一个由华人主导的国际大所和强所。我们全力以赴，与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同步前进，积极履行法律人在当代所肩负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因此，兰迪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视为顺应时代潮流的自然结果。

王凤梅

对于“兰迪”这个名字，许多人都很好奇，请刘主任解读下由来和意义。据说兰迪的起源还和印度市场有一些关联？

刘逸星

创办律所时，我们必须前瞻性地考虑中国经济在海外发展的最佳契合点和潜力市场。经过深入思考，我确信中印两国在经济转型中能找到极佳的契合点。基于此，19年前我便开始了对印度市场的深入研究，并在7年前于印度建立了兰迪办公室。

我们常在飞行中听到“we are landing”，意味着着陆，而“LANDING”一词也指廊桥。对于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拓展而言，安全着陆至关重要。律师的角色，便是为这些企业在海外提供保护、架设桥梁、抵御风险。因此，兰迪的英文名“LANDING”寓意着连接世界的愿望。“兰迪”是其中文谐音，“兰”是花中君子，“迪”则为通达之路，代表着我们“以君子之道谋求万事通达”的意思。

王凤梅

您在创办兰迪的时候提出了特别的发展理念——“绝对专业化、强势国际化、高度共和化”，请问这几个理念的背后含义是什么？

刘逸星

不管是律师行业第一性原理还是基础逻辑，都是专业为王。尤其是上海滩的律师，如果要有大发展，那么专业能力一定要引领全中国。兰迪的事业要取得很大的成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聚集一批专业能力很强的律师。中国律师业发展不能走盲目的人海战术，也不应该走平庸之道；唯独把专业理念放在第一位，让每一个律师都能形成专业力量，合抱成大所，才有生存的意义。所以，我们把“绝对专业化”作为未来兰迪具备的品牌影响力和能吸引客户信任的第一基础。

“强势国际化”，是因为如今有众多中资企业去海外发展，众多资产和力量在海外，需要我们法律人保驾护航。但非常遗憾的是，律师业虽然经过几十年发展，但在国际舞台上并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由华人主导的国际强所和大所。而无论是出于对民族的忠诚，还是国家的安全，或者说对自身利益的保障，我们都需要打造一家由华人主导的国际强所和大所。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依附于海外律师，一定要由华人律师来主导中国在海外的法律服务市场。

“高度共和化”的意义更大。因为有40余年历史的中国律师业毕竟还很年轻，再加上我们整个社会都是从小农经济过来的，98%以上的律所都是地摊式，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共同经营、没有共同价值观、没有核心竞争力。中国律所如果想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声音和力量，就一定要集合律师的力量，形成共和力量。所以，兰迪走了一条非常不同的共和道路，而不是一盘散沙。

王凤梅

在律所推动共和化，一定是件很难的事，尤其是在律所管理这个共同的难题面前，特别需要大家能达成一种共识和正念。您特别提出的全员合伙制是如何形成的共识？全员合伙制在兰迪的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刘逸星

中国早期的一些律所实行了公司制，但是其他律所想要复制成功是很难的。一家律所如果在顶层设计上不选择第三条道路，就很难聚集力量来发展。兰迪的全员合伙制不同于公司制，也不同于提成制，而是属于类公司制的第三条道路。全员合伙制是兰迪的制度创新，而且这个制度创新已经被很多高校列为研究课题。

全员合伙制度在实践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困难，因为需要合伙人让渡当下利益，去赢得未来。但是只要经营得当，只要我们在说服合伙人的过程中，让其看到未来事业发展的前景，绝大多数的合伙人都会愿意在当下让利给所有的员工。所以连兰迪的保洁阿姨，除了工资、奖金和绩效之外，到了年终都还可以分享到2万至3万元的利润分红。这既是全员合伙制最直接的成果体现，也是兰迪其乐融融的一种平等观。

兰迪将人才视为发展的核心，面对中国律师业中存在的代际不平等问题，采取了自我革命的措施，通过推行全员合伙制来消除资源分配的不公。这种制度变革确保了年轻律师能够公平地分享时代赋予的福利。兰迪坚持的唯专业论人才观，超越了单纯的业绩考量，进一步强调了专业素养在人才选拔和晋升中的重要性。

王凤梅

兰迪的高度共和化和平等观，一定给人才吸引带来了巨大的同期效应。在这样的情况下，兰迪的人才观呈现出哪些特质？兰迪在人才的吸引政策上有什么特色？

刘逸星

在律所发展中，人才是排在第一位的。优良的人才结构更是核心竞争力中的核心。但是，当下中国律师业存在着代际正义不平等。上一代律师拥有占据资源的天然优势，很多大所中的老牌合伙人占据了大部分资源，导致年轻律师很难得到合理的资源分配。

兰迪要做的事情就是自我革命，改变这种不公平，主张代际正义，让年轻人真正能享受到时代所带来的福利。尤其是在转型时代，年轻力量很重要。所以，兰迪的全员合伙制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顶层设计的作用。如此一来，兰迪所有的管理层和合伙人都会尊重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的投票都会影响其年终考评得分。这就是全员合伙制以及兰迪实行的高度共和化、平等民主的结果。

王凤梅

在提拔和培养合伙人方面，兰迪有什么样的标准？究竟怎样的年轻人才能够与兰迪国际化发展的视野和步伐相契合？

刘逸星

中国绝大多数的律所在遴选和晋升合伙人时都是唯业绩论，但兰迪却是唯专业论。对于年轻律师来说，只要有专业素养、有专业形象、有专业意愿，我们基本上不会考虑其当下业绩的多和少。所以兰迪在发展过程中，90后的高级合伙人最多。我们把高级合伙人的名额有意倾斜给年轻律师并给予鼓励，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创收不是最重要的，反而是学识、专业和技能更重要。在兰迪的平台上，每位渴望成为专业律师的人都能获得属于自己的位置，以及相应的利益和资源。比如很多97年、98年的年轻律师来到兰迪之后，就担任了印尼、越南兰迪所的负责人，而且他们能做到让几十上百家中国顶尖企业信任和委托，在短短的三五年内就能成为独当一面的涉外大律师，这就是兰迪对年轻律师的最大支持。

王凤梅

听闻刘主任出差时经常选择坐经济舱，兰迪的管委会成员和合伙人也都乐于自掏腰包投入工作。这种凝聚力的背后，兰迪究竟拥有什么样的魔力？

刘逸星

我经常向管理层强调，不必追求过分高尚，但每个人都必须具备责任感。作为民主投票选举产生的管理层，我们承载着信任的重托。我们的敬业和责任心，每一天都直接关系到他人的生活。

兰迪有1800余名员工，这意味着我们肩负着1800余个家庭的期望。我们必须每天自问，是否辜负了这些家庭的殷切希望。我期望每位管理层成员都能尽职尽责，而我本人也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我们的管理层可以说是最敬业的管理层，也是最节省的管理层。正是这种自我驱动，赢得了所有兰迪人的尊重，每次投票和评分都体现了对管理层的高度认可。实际上，管理层并不过分关注年终分红，更重视的是评分的高低，这反映了我们对职责的重视和对工作质量的追求。

兰迪的迅速崛起，还得益于它采取的独特的国际化战略——专注于发展中国家，并在国际化过程中保持着强势的主导权。展望未来，兰迪的海外版图中不仅有乌克兰兰迪国际法律大厦，还承载着百所百亿的梦想。

王凤梅

兰迪在海外多地布局，已发展成为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布局最广的中国律所之一。在海外布局上，兰迪是怎样考量的？对于其中的商机有什么特别的洞察？

刘逸星

兰迪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快速发展并且声名鹊起，确实是因为我们走了和别人不一样的道路。十几年前，我在陆家嘴论坛中曾说过，中国律所的国际化布局不能到发达国家，而应当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印度、印尼、墨西哥的第一家华人律所都是兰迪设立的，兰迪还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布局最广的中国律所之一。

另外，很多律所在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都是采用联盟制或者协议制，形式比较松散，唯独兰迪直接向海外派驻了很多律师。以我自己的团队为例，在印度、印尼、越南、泰国、墨西哥已经派出了20余名律师常驻海外。因为我们在海外是在地化的经营，与中资企业的高管就能够零距离地接触，所以效率和建立的信任度都非常高。在短短6年时间里，兰迪派驻在海外的这些90后年轻人已经拿下了120余家中国500强高端企业的海外投资。中国5000家上市公司中，已经有600余家委托兰迪做海外投资业务。至今为止，兰迪没有收到过任何一单投诉。

更为关键的是，我们的中国律师和团队在国际合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印度、墨西哥、印尼等国家，即便是当地的高级律师或贵族律师，也为我们律师团队提供协助。虽然他们负责撰写文本和提出意见，但所有重大决策和方向性指引均由我们的团队掌控。这种工作模式充分展现了我们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坚定和强势。

王凤梅

现在兰迪在海外有21家办公室，未来一段时间，兰迪的海外业务还有哪些蓝图和规划？

刘逸星

未来兰迪一定会加快海外布局的速度，包括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前，我自己也会驻扎基辅，在战火中建立一座乌克兰兰迪国际法律大厦。这座大厦不仅具有实际功能，更有着深远的意义，它将向全球法律人展现中国法律人的勇气和力量，并为年轻律师树立榜样——尽管战火纷飞，但中国的企业在那里有优势，中国的律师在那里有声音，中国的律师在那里有力量。一旦乌克兰兰迪国际法律大厦建立起来，我们有信心在未来两三年内，兰迪在海外的办公室可能会超过50家或者接近100家。兰迪人能够在6年内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也完全有可能在未来5-10年实现百所百亿的目标。这不仅是对自身能力的肯定，也是对时代机遇的把握。

受益于社会新质生产力和开放度，中国律师业虽面临市场行为不足和分散的挑战，却拥有独特的发展机遇。身为有着30余年管理经验的管理者，尽管刘逸星自谦不是“战略管理大师”，但他对行业的敏锐洞察力和对传承的深刻见解，充分证明了他深厚的专业底蕴和成功哲学。

王凤梅

您在行业内已经有30余年的执业经验，是标准的老法师。您认为中国律师业现在的发展当中还有哪些后劲或者要素是需要注意和具备的，可能对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有利？

刘逸星

中国律师业在发展中既有优势，也有不足。不足之处在于市场行为的局限性，有时过于保守，导致行业分散。然而，中国律师业拥有欧美同行所不具备的机遇，如中国社会的新质生产力和开明程度，这为新一代律所和年轻律师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与全球许多百年企业、法院相比，中国的企业高管、法官和法务人员相对年轻，这为新生代律师提供了丰富的机遇。加之中国的国际工程、新能源汽车、互联网游戏、金融和医疗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律师业开辟了新的业务领域。因此，我坚信，只要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的年轻律师能够把握时代的机遇，中国律师业完全有能力实现对欧美律师业的弯道超车。

王凤梅

您认为自己是一名战略管理大师吗？如何衡量一个管理者的成功？另外，您对自己的退休有什么规划？

刘逸星

我还算不上战略管理大师。我只是很负责、很努力、很公平地管理一家律所，管理水平离科学管理或者达标管理还有很大的差距。反倒是我们两届执行主任的管理能力都很强，比我更优秀并负责任。

对于退休，我希望在这次任期届满时，自己能退到二线。如果没办法全退，那么就半退到荣誉主席类似的位子上。因为我要树立一个榜样——律所没有大股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老板，这是个公众的平台。兰迪好起来是国家、社会和时代给我们的福利，是所有热爱兰迪的人共同努力创造的结果。我曾经为兰迪努力并奉献过，但在这一过程中，我已经得到了快乐和荣耀，剩下的东西并不是我的，凭什么要占据这个位置？

这个时代，需要注入新的力量和思维。衡量一个管理者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他能不能培养出接班人，能不能构建第二、第三梯队的人才储备，以及能不能打造一个公平和正义的事业发展平台。如果管理者被贪婪驱使，占据着那种荣耀、贪恋那个位置，那么他就破坏了公平与正义。

在中国律师业45年的历程中，发展的底色是机制与传承。

最早践行“全员合伙制”的不是律师界，从华为给内部员工的“股权激励”，到星巴克的“伙伴文化”，各大企业为提高员工积极性，纷纷探索并践行“全员合伙制”。但正如刘逸星所说：“‘全员合伙制’不是伟大的创举，但一定会创举兰迪的伟大，它在兰迪的落地践行具有时代先锋的重大意义。”

选择在兰迪国际法律大厦这个充满创新感的空间“再出发”，寓意深远。刘逸星希望兰迪的律师能在这个激发创造力的环境中点燃热情，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法律作品。

与刘逸星的对话，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创造的热爱，还有对梦想的执着追求，这也正是兰迪独特的创新之源。“兰迪”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种荣耀和归属感，还是对事业的热爱、对正念的坚守。这也是所有创造者和行业创新者前行的核心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