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普通中国人改变阶层的机会，大概有7次！

　　2018年大火的《大江大河》一度刷新了电视剧热播记录，三位年轻人通过努力奋斗，一路从底层攀爬而上。他们的逆袭故事似乎给普通观众带来了希望，只要努力，就有改变阶层的机会。

　　努力是内因，机会是外因，两者相结合，阶层跨越才有了实现的可能。很多普通人却感叹：不是不想抓住机会，而是未曾见过机会哪！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每一次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经历变革就意味着一次机会。

　　机会时时在，只是缺少了发现它的眼睛。细数过往，大概有七次机会与我们擦肩而过。

　　第一次：高考回归

　　1977年12月，关闭10余年的高考大门重新开放，当年迎来了全国570万考生。虽然这是唯一一次在冬天举办的考试，但人人都满怀激情和热情地走进考场。他们有的已过而立之年，有的仍是校园的莘莘学子。最终，27.3万人喜迎硕果，顺利被录取。

　　1978年春秋两季，分别有一批人进入大学校园，开始了改变命运的拼搏之旅。当年的两届学生提到最多的就是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高考胜出就意味着有体面的工作、不错的薪水和城市的身份。

　　曾经的高考生中，现在不乏功成名就的商人、学者和名人。他们在各个领域里，仍为这个国家做着不懈的努力和贡献。

　　著名导演张艺谋就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高考之前，他先是下乡做了三年农民，后又在咸阳棉纺厂当了几年的工人。1978年，他的机会来了：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他带着精心挑选出的几十幅摄影作品来到其招生的考场。

　　用他自己的话说，当初想上大学就是为了谋条出路，得到国家免费教育，毕业后工作能包分配。1982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开挂“的人生才再次开始。回想起来这段往事，他说：如果没有高考，很难说会有现在的一切。

　　“高考”作为一种教育资源 ，在改革开放初得以释放。对于当时的工人农民、下乡知青乃如获珍宝。特殊时期，高考随之停滞了十年，这个珍贵的教育资源就这样被闲置了十年。

　　整个社会毫无生气，百废待兴。而随着高考的回归，大量的教育资源重新向人们放开，并开始在社会上流动起来，引发了资源的重新分配。在这样的契机下，工人和农民才有了向社会更高阶层流动的机会。

　　高考不再以出身论“英雄”，谁拿到了“资源”门票，谁就在阶层上有了“晋升”的希望。

　　第二次：乡镇企业

　　农民千百年来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改变阶层的机会凤毛麟角。改革开放前，农民加入合作社吃“大锅饭”，而后“割资本主义尾巴”又断了农民发展副业的路子。紧随其后的是生产资料被没收，农民靠传统劳动致富的可能性被彻底扼杀，更别提什么阶层跃升了，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1982年春天，刘永行兄弟四人经过慎重讨论，一致决定集体辞去公职，开办个体养殖业。东拼西凑了1000元作为初始资金，他们就成立了新津县育新良种场，开始携手经营。

　　三年后，他们将养殖场更名为“希望”。1987年，他们又投资了400万成立了“希望”科学技术研究所和饲料厂。1996年，兄弟四人以6亿人民币的身家排在《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首位。如今，刘氏家族资产已近千亿。

　　1984年，中央下发文件，鼓励乡镇企业与集体企业共同发展，要求各级政府同等对待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并给予前者必要的扶持。在政策的加持下，到1988年左右，乡镇企业解决了1800万左右的农民就业问题。1995年时，其创造了全国1/3的工业附加值，对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80年代的乡镇企业，本是由农民自己创办的、为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成立的组织。而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成为最重要的天然“资源”。

　　同时，中央政策鼓励农村发展多种副业，这一政策直接盘活了农民的经济活动，让农民流动起来，让多种经济模式共生共荣。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民既是“资源”本身，又是政策扶持对象，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直接受益人。

　　第三次：“倒卖”经济

　　1979年后，国家一方面管制原材料的价格，一方面又允许企业生产自销产品，这就形成了两个价格：体制内的计划价格和体制外的市场价格。价格双轨制非常特殊，不过任何经济制度的存在都有其意义和价值。虽然只存续了几年，却带动了一个阶层的产生及升华：倒爷。

　　倒爷们是谁？他们是一群有政治资源的人，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拿到计划经济下商品批条儿，低买高卖，赚取价格利差。这种合法的套现通道，不断地在他们身上复制，使其赚得盆满钵满。

　　1983年，王石从北方倒卖玉米到深圳，在短短几个月内赚到了300万。完成了人生第一桶金的积累，也为后来创办万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89年，《党的建设》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提道：“时下有句顺口溜：辛苦一辈子，不如倒爷一阵子。”

　　政治资源历来是最重要的“阶层晋升”途径之一。在计划经济下，许多商品资源只掌握在政府手中，无法在社会中大量流通。而有了“倒爷”这层中间关系，他们利用自身的政治资源，买来卖出，将商品流通的范围扩大了。

　　可是，这样的政治资源是极其有限的。“物以稀为贵”，向来如此，政治资源也可以随行就市。掌握了这样的“稀缺资源”，人生之路就是一片坦途。

　　第四次：官员下海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将中国人的思想禁锢从“姓资姓社”中解放出来。两份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出台，代表着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正式建立，也使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1987年，潘石屹辞职南下深圳，在一家“皮包”公司工作。语言不通，三餐不适，生活得让人压抑。不久后，公司在海南接收了一个砖厂，派他前去任厂长。半年后，在砖厂停产的情况下，他毅然回到海口，并在91年注册了万通公司。

　　随着海南炒房热潮的到来，短短半年多时间里，万通就积累了超过千万元的资金。在改革春风的沐浴下，南方经济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无数人弃官从商，南下掘金，看到的是这里的市场资源。

　　这里有现代化建设带来的市场需求，有适合民营经济开花结果的温床。整个南方市场就如同大海一般的“资源池”，它的潜力让每个人觊觎。瞬间的政策导向，将整个市场资源开放给了那些敢做敢为的掘金人。有眼光、有魄力的人必将在“大浪淘沙”中析出属于自己的那块金子。

　　第五次：资源狂潮

　　黑黑的煤块，深埋于地下千年，也未曾想过历史的进程中有属于它浓墨重彩的一笔。2001年，中国加入WTO，制造业随之崛起，中国的重工业中，大宗商品等原材料的需求让人惊叹。到了2009年，中国的钢消费已经占据世界的50%、铜消费占36%，铝占41%，锌占40%，铅占41%。

　　煤资源大省山西在21世纪初，不仅自己腾飞了，也让一批“煤老板”快速崛起。作为资源型行业，一方面是受到了货币供给宽松带动资源价格水平上升的利好，一方面又得益于国家取消了电煤限价制，煤炭价格蹭蹭上涨。

　　行业黄金十年使“煤老板”的称号响彻全国。截止到2017年，山西家庭资产超过千万资产有上万户，拥有亿元资产的1000多户，超过70%的富人都来源于煤焦产业。

　　毫无疑问，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会随着产业的发展而增加。中国在迈向全球化的过程中，提升自身实力已迫在眉睫，而重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则是快速提升实力的不二法宝。由此，也带动了对自然资源的大量需求。

　　虽然它不属于个人所有，但由于具备明显的“属地”属性，就决定了资源竞赛只会有一部分“属地居民”有资格参与。这次的阶层胜出不在于你有多努力，而在于你是否 “生得好”。

　　第六次：房价暴涨

　　一直以来，房子都是中国人最“刚需“的商品之一。不论是当年的福利分房，还是如今的商品房，它已经不再是功能符号，更代表着”家“的概念。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房地产也迎来了飞速发展的”黄金十年“。

　　2001年8月，157位温州人在《温州晚报》的组织下，搭乘火车奔赴上海，花了三天时间砸向房市5000万。随后几年，这些被媒体称为“温州炒房团”的团体纷纷在北京、杭州、青岛、重庆等地，不断扫荡楼市。

　　他们所到之处，房价无不随之飙升，并带动了2000亿元的民间资本。房地产自2001年飞速发展以来，造就了无数的“房叔”、“房姐”。

　　土地资源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极为珍贵，对中国更是如此。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除了基础设施、绿化造林等，用于养活14亿人口，本身就可见土地的稀缺。而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教育、医疗、公共设施都优于全国其他城市，其核心价值又必然导致其房价寸土寸金。

　　理财未必让你年收益达10%，而买套房就有可能让你一年之内翻一倍甚至更多。在那疯狂的十年里，买一套房就意味着你的阶层不变，而一套房不买则会让你的阶层下降。

　　第七次：网络红利

　　90年代末，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开始传向中国。借着这波信息技术革命，以BAT为代表的创业者先后抓住互联网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机遇，陆续上市，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百万富翁。

　　1999年9月，马云带着18位创始人，在杭州自家的公寓里，创建了阿里巴巴公司。它靠淘宝起家，为中小企业的商品打开了流通的渠道，实现了企业和客户的直接对接。从此，商品买卖跨越了地域的限制，人们也可以足不出户就挑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了。

　　这种新型互联网模式使淘宝在短短几年内就获得一众投资机构的青睐，投来了橄榄枝，而阿里的B2B业务也很快于2007年上市，按2011年1.5万名员工计算，持股员工达到了1.1万多，上市后成就的千万富翁就达到了上万人。

　　信息技术资源给互联网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给更多的普通人带来了新的机会。这个机会不再仅仅是通过政策本身的扶持，它对人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已不再是论出身、论资历的年代，而是讲认知、谈知识的时代。

　　谁掌握了核心信息技术，并拥有创新思路，谁就能越快地吸金，实现阶层跨越。而信息技术资源的获取相对公平，不是投机取巧或论资排辈，而是通过接受教育及不断学习，才有获得的可能性。

　　P.S.

　　每一次机会的来临，都预示着某种社会资源要在群体中重新进行分配。谁能在这个过程中掌握和盘活的资源多，谁就能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分得更多的“蛋糕”，谁也就能在阶层中占据更高的位置。

　　改革开放40年来，每六七年就会出现一次红利期，而这些红利期就是“资源释放期”。纵观当年的致富者，他们不仅敏锐地嗅到了政策的利好，还捕捉到了资源释放的信号。加上关键时候果敢抉择的勇气和跳出舒适继续奋斗的魄力，他们才快速地积累了财富。

　　昔日的政策红利、行业红利、资产红利已成过往，但机会依然存在，正如疫情影响之下又催生了的“流量经济”。有人会问，第八次机会在哪？它离我们还远吗？资源可能存在于5G、人工智能领域，也可能存在于服务行业。

　　但无论是什么，阶层跃升都会变得更难。它对人的认知、格局和思维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源也不再变得那么明显，而是需要我们认真地辨析。

　　对于普通人而言，机遇稍纵即逝，只有及时站上风口，才有可能创造出不辜负时代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