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历史轨迹看似平行
半个世纪后却殊途同归
看透有些事情,根本无需高深的知识,只需人性的直觉即可。
胡适当然是 人杰,但他看透苏俄的真相, 用了整整15年。而诗人徐志摩只用了3天, 便写下了著名的血海论。
张爱玲也不是什么学富五车的学者,她只是一个真诚写作的作家。
她在1952年化名前往香港读书时,也对一些事情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而同样的判断,在一位地下党老革命那里,却需要半生去思考。
有趣的是,她们的思考,都始于苏北考察。
列宁装的世界里,只有一件旗袍
1952年7月,「张瑛」出境前往香港。
出海关时,检查人员嘟囔道说「你就是那个写小说的张爱玲吧」?
「张瑛」不置可否,检查人员也没声张,张爱玲得以顺利出关。
在作品《对照记》中,申请出境那天,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办护照。
警察一听她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色,仿佛下一秒就要定罪了。幸而调查不细,她说要去香港大学继续完成因抗战而中断的学业,便得到放行。
因是汉奸胡兰成的恋人,张爱玲自己身上也有「资产阶级作家」「汉奸妻」之类的标签,这让她在1950年代的社会氛围中格外难受。
而两次有关服装的「标新立异」,才是让她看懂世事的关键事件。
一次是1950年7月,她受文艺领域的领导夏衍邀请参加了五百多名文艺工作者集聚,在大咖云集的会场上,男穿中山装,女穿列宁服,几乎是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
只有张爱玲着一身旗袍、外罩绒线衫。虽然已经选了灰色的,但仍一眼看出属「旧上海女人式」。
她坐在后排,全程缄默。
另一次是她被安排前往苏北参加土改。
1951年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见面,问她对未来有何打算。
沉默良久,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服装,我是不会穿的。」
同为参加了土改的作家,周立波写了《暴风骤雨》,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均成为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代文学的必读篇目。
当然,两人后来均有被打倒或入狱的经历。
这一次,张爱玲仍然选择了缄默。她感到自己没法写英雄、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写不来,也不打算尝试」。
1952年,「惟一的旗袍」选择了离开。
批评康生欠朴实
就在张爱玲备受煎熬时,一位地下党出身的上海女性,家里配给了阿姨,正过着优越的生活。
1949年之后,公职人员不发工资,实行配给制。
但在一年前的1948年6月,她也经历了苏北考察,且感受五味杂陈,有些地方甚至很相像。
胜利前夕,考虑到重要干部的人身安全,以及让他们提前熟悉 「新生活」以接管上海等大城市,一批地下党员被派往苏北解放区学习。
她是位知识女性,用日记记录了这段本以为是 「血与火」 的生活。前段时间,我写她的家传,得以完整地读到这本日记。只是行军途中纸笔很差,有些字迹已无法辨认,殊是可惜。
这本日记里,充满了各种自我怀疑和怀疑他者,典型的从朝圣到怀疑到反感又自我说服、压抑的过程。
1948年7月15日到23日之间,再加两错误,被批九个点,反省总病根。
由此看来,我的毛病算是找到了,但要消灭它还必须经过长期的苦斗过程,在日常生活上应处处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以便增强自己的党性。不要害怕改不掉,只要下决心,用现在这样的学习态度(认真),一定会达到增强自己党性的目的的。
1948 年7月25日,友爱太死板。
为了等待他们一起回来洗衣服,不要个别行动,就浪费了许多时间,回来后连日记都来不及记,这种团结友爱的方式太死板太错误了,得不偿失,结果既浪费时间,又没有做到团结友爱的目的,反而因为我不耐烦的催促而引起了他们的反感。
同时,我只空着手等待着他们,没有帮助他们洗衣服,根本就没有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主要是因为当时不是不思想,只感于团结友爱的形式,而没有更深入一步,以后应注意些。
1948年8月29日,康生乏朴实。
这几天我常常会觉得肚子不舒服,因此就一直躺在床上休息,不参加他们的谈话,一直到天黑临睡前,我又提起了精神与他们谈论着关于康生同志的印象,我说康生同志缺乏一种朴实的作风,他们也都一致认为是这样的。
1948年9月11日,不喜俱乐部。
我对俱乐部的各种活动都不感兴趣,总觉得很浪费时间,毫无意义。虽然我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但我还是对俱乐部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拍照是多么感到兴趣啊!但又觉得……有资产阶级情绪、爱拍照,我就尽量压住自己。
很大的疑问,在我心中无法解决,一直保留着。因此,总之一句话,我对这一节的学习失去了信心。
1948年10月28日,又自我怀疑。
今天讨论问题时显得特别的无劲,我根本无心去听,觉得总是老一套,不能使认识深入一步或扩大一点,脑子里总是盘踞着尚未解决的问题。
1948年11月25日,墙上有尸骨。
晚饭后我与他们一起去玩济南城墙,墙上有好几副死人骨头,据说肉是被狗吃掉的,有一副骨头身上还穿了一根皮带。
1948年11月27日,工人抢房打人。
前天工人同志由于分配房子而争吵起来,打了人。
1948年12月12日,与工人争吵。
由于与工人同志不熟悉,没有像其他同志那样与他们建立感情上的友爱,就争吵的次数更多了。实在是因为他们常惯于武闹,错误地批评我所发表的意见,常常误会了我所讲的精神实质而乱说名词乱套帽子。
1948年12月20日,章程空洞不耐烦
下午是讨论合作社的章程,我显得很不耐烦地听,全然是形式上参加讨论,但实际上却相反。这种现象不止我一人,而是极大一部分人,实在是因为章程本身更原则更空洞,因而虽想提问出来讨论,但却没有人能提出来,就这样读一遍算了。
1949年1月7日,胜利了换老婆。
会议上讨论了关于YY的恋爱事情,大家对此发表了许多意见,我也谈了关于恋爱的正确看法,主要作用是想通过此使工人同志(某些),尤其是已婚的工人同志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即需向对方负责。
她们的选择
日记主人在面对真实的解放区生活时的心路历程,可能是一个典型的上海知识女性的直觉反应。
如同一只懵懂的小鹿,跌跌撞撞地闯入了新社会。本以为有一片可以自由奔跑、大展宏图的草原,但一切不过是幻影。
到了特殊年代,被关在乡下牛棚、劳动,错过了4个孩子的成长岁月。
1989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与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最后一次通话,就一个交代:「一定不要回来。」
四个儿子遵从母训,都留在了美国。
当然,有些孩子后来短期回国,为国奉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而离开故土后的张爱玲却写了一部有关土改的作品。
时隔半个世界,两名经历了苏北土改的上海女性,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受时代所限,也许一个拥有自己的爱好和坚守、维护自己独立人格的人,注定无法得到丰厚的回报。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至少,为了热爱和自由,无所畏惧地活过。
我写了那么多家传,发现许多成功的家庭,祖辈要么是读书人、绅士,要么是企业家地主。
或者,平民家庭一代人突起奋发,通过读书等方式逆天改命,从而实现阶层跃升。
又,每6.5个浙江人就有一个老板,山东湖南常出将军,且举族生长,郁郁葱葱。
为什么?
每个人都是大地之子、家族之魂,欲要认识自我、启迪后人,必先追溯祖辈事迹、了解家乡风物。
无论欧美,还是立国仅200余年的澳洲,孩子们入学先讲家传,次学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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