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苏区的黑暗时光，后方瞎指挥，主席：中枢遥制，于军不利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大概是他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处境最困难，精神最痛苦，受到的打击越来越严酷，最终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远离了他亲手创建的红军，远离了战火纷飞的前线。

在红军中，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是引人注目的，而在这一阶段中，林彪反而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

林彪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是红军的一面旗帜，是党内的重要领袖人物，对靠共产国际米夫等人扶植爬上高位的王明等人来说，要推行自己的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崇高威望和影响是最大的障碍，他本人也是抵制错误路线的中坚人物。

他们以为，砍掉毛泽东这面旗帜，自己的路线和主张在党内就能畅行无阻了。而林彪只是红一方面军中的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没有卷入政治斗争旋涡的中心，再者说来，王明一伙要驱使红军东奔西突，他们也知道少不了像林彪这样一个能征善战的骁将。

王明一伙是通过米夫直接插手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在这次会议上，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由于米夫的干预，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进了政治局，实际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

王明举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子，其实他所执行的，是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加左倾的冒险主义路线。

王明路线的错误主张，集中反映在他为夺取中央领导权而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

在这本十万字的小册子里，王明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认为中国革命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革命，把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起来。

王明

与立三路线一样，王明鼓吹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革命有在包括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首先胜利的可能，因此党应该执行全国范围的以城市为中心的进攻路线。

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游击战争的伟大历史功绩，王明不屑一顾，闭眼不看根据地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硬说根据地未能建立起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没有真正的红军，提出要反对“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

其实，王明的这一套没有任何新的属于他个人的创造，几乎他的每一个结论，都能从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找到出处。

王明的小册子是抄袭的产物，是地地道道的教条主义著作。可是，他靠了共产国际作后台，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

同年9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临行前，由王明提议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组成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负总责。

王明在莫斯科对这个临时政治局实行遥控指挥，无情打击异已力量，并把他的错误主张一步步推向全党，推向全国。

王明也把他的触角伸向中央革命根据地。4月初，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来到中央苏区，传达和推行四中全会精神，指责苏区中央局执行的是“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

在11月1日到5日在瑞金叶坪召开的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进一步把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和根据地建设的正确理论说成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这次会议，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12月20日，周恩来由上海党中央转来中央苏区，按中央决定，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不久周恩来去前方指挥战争，由后方中央局主持工作。

周恩来

此后，王明“左"的一套在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中逐步得到了贯彻。

11月7日到2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的叶坪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但在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于一苏大上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只是这个十五人委员会的普通成员。

中革军委决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由中革军委统一指挥全国红军。这样，毛泽东也失去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在这次大会上，林彪也当选为中革军委委员。他任军长的红四军，还被中央政府授予“英勇冲锋”大红锦旗一面，以嘉奖红四军的辉煌战绩。

林彪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一样，被授予一枚五星奖章。这是一份殊荣。

大会结束的当天晚上，红都瑞金举行了提灯庆祝游行。

本来，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结束后，红一方面军主力回到石城、长汀、于都、会昌一带分散工作，红军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

可在1932年1月接到临时中央指示，要求红军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毛泽东不同意这个意见，但苏区中央局讨论时，多数通过先打赣南重镇赣州。

赣州是赣南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处于章、贡两水的汇合点，三面环水，只有南面是陆地，城墙高达二丈，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

2月3日，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红三军团为主力，开始攻打赣州。当时赣州守敌有一万八千人，而红三军团只有一万四千人。

敌人凭险据守，红军苦战一月，四次用爆破发动强攻，付出重大牺牲，仍未能把城打开。

红四军的第十师、第十一师奉命攻打赣州以南的新城，也有严重伤亡。

这时，敌二万援兵到来，红军腹背受敌，不得不于3月8日撒出战斗。

正在瑞金城郊东华山养病的毛泽东，应项英之请，日夜兼程，赶往前线。

3月12日，中革军委发出整编部队的训令，将部队分编为红一、红三和红五军团，其中红一军团包括红四军和红十五军，林彪任军团长，刚到中央苏区不久的聂荣臻出任政委。

聂荣臻刚到一军团，就注意到一件事。他看到林彪口袋里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些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看到他那种沾沾自喜的样子，聂荣臻感到很不舒服。

聂荣臻元帅剧照

后来接触多了，发现林彪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他不认为红军的胜利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和红军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往往夸大了自己的作用，把荣誉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赣州撤围后，周恩来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圩主持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会上总结了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据老同志说，毛泽东对中央局坚持攻赣的错误决定十分愤慨，在会上大发了一通脾气。

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但这一意见为中央局多数人否定。

会议决定，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林彪、聂荣臻分任总指挥和政委，红三军团、红六军组成西路军，彭德怀、滕代远分任总指挥和政委，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

在率红一军团北上宁都途中，毛泽东向林彪、聂荣臻谈了向闽西发展的计划，得到林、聂的赞同。

林、聂随即向中革军委建议：

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目前粵方开始派兵入闽讨赤情形下，更应采取毛主席意见。三军团应暂在信丰西南一带工作，一面观察各方情况之变化。五军团应随一军团到东北一带工作，打击福建敌人，速筹大批款子，赤化建泰宁及清流县。

在瑞金举行的中央局会议上，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由毛泽东率领攻打龙岩，向东南方向发展。

4月1日，由周恩来在长汀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参加了长汀会议的罗明回忆说：

研究打漳州的军事会议是在当时新成立的福建省委内开的，原是长汀基督教堂。二楼大厅中间排一张大长方桌子，毛主席坐在长方一头的中间，主席旁边坐着我、张老（张鼎丞）等地方干部，右边坐着朱德、周总理、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军事干部。桌上摆了一张主席带来的地图……会后主席带兵走了。

红一军团不愧是毛泽东的老部队，林彪、聂荣臻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部署战役。

4月3日，东路军两个军团分别由长汀、信丰出发。10日拂晓，红一军团向龙岩发起攻击，当日攻占该城。随后与红五军团会合，于14日开始扫清漳州外围敌人。16日，毛泽东亲自带着林彪、聂荣臻侦察漳州的敌情与地形。20日，东路军攻占漳州。漳州之战，

东路军歼灭敌张贞第四十九师大部，俘敌一千六百多人，缴获飞机两架和大量物资，筹款一百万元以上。

毛泽东身穿制服，头戴草帽，骑着一匹黄色大马，走在红军进城队伍的中间。他对东路军取得漳州战役的胜利感到满意和高兴，风趣地对干部们说：

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我们从江西跑上好几百里路，一下子打到这里，简直是天兵天将。

打了胜仗，林彪很高兴，拉着聂荣臻，在我军第一次缴获的飞机前合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作为历史文物仍存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

据林豆豆说，一次她陪同林彪到漳州时，他对女儿说：他在这一带负过伤。大概就是漳州战役中的事。

第一次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领兵作战的聂荣臻，对毛泽东高明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发出衷心的赞叹：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

也是在漳州，林彪与政委聂荣臻之间发生了共事以后的第一次争吵。

攻下漳州后，毛泽东曾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和城市政策。但部队分散工作后，在漳州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把纪律搞得很乱，甚至把一些不交款的财东弄到街市上拷打。

聂荣臻规劝林彪，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不能搞到大街上去拷打。这种做法不光得不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结果会是铺子关门了，人逃走了，钱也筹不来，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

林彪不服气，反问道：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

聂荣臻也生气了，回答：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的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

林彪毕竟理屈，经过这次争论，收敛了许多。

在东路军攻克漳州的同时，由彭德怀率领的西路军在湘粤赣边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蒋介石调集粤军六个师，由何应钦指挥，对红三军团实施围攻。

赣南根据地受到粵敌的巨大威胁。为救赣南之危，东路军在毛泽东率领下迅速回师。

6月下旬，红一、红五和红三军团先后回到信丰西南和大余东北地区。

这时，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方面军总司令，不设总政委，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归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毛泽东仍以政府主席名义随军行动。

随后，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参加了由朱德、王稼祥和毛泽东指挥的南雄、水口战役。这次战役打击了粤军的器张气焰，稳住了中央根据地的南翼。

由于红军兵力没能真正集中，虽将粵敌击溃，但缴获不多，打成了消耗战。这是一场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十年内战所罕见。

战后，红一方面军到达信丰一带休整补充，周恩来也来到方面军总部，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会合。

这时，苏区中央局按照左倾中央的指示，要求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上游渡河，沿赣江西岸北进，与蒋军主力决战，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

8月初，红一方面军总部和中央局分别在兴国竹坝召开会议，经过争论，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永丰一带敌人，尔后求歼由赣江以西和南丰、南城等地来援之敌，进而调动湘鄂赣和贛东北两地区的敌军，造成由赣江下游渡河夺取吉安的有利条件；如抚州空虚，亦可先下抚州。

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主持大计，确实有些不尴不尬，而这种局面完全是由于后方中央局极力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所造成的。

为尽快结束这种不正常局面，周、毛、朱、王建议：

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对毛泽东能否执行中央的军事进攻路线是有怀疑的，建议由周恩来兼任总政治委员。

于是，周恩来7月29日给后方的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说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方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挥，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主张由毛泽东担任总政委。

朱德也表现出了他与毛泽东的战友情谊。一次他与隔壁住的中央局同志闲谈，那位同志说：“老毛骂人，不行，要找机会斗争他。”朱德说：“毛泽东有办法，红军离不开他。”话虽不多，却充满了对毛泽东的信任。

8月初，在兴国举行的中央局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8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下达了发动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训令规定，由林彪任攻城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统一指挥进攻乐安城的作战。

8月17日，红一军团的红四军担任主攻，一举攻克乐安，歼敌孙连仲部一个旅三千余人。23日，红军以三军团为主攻，一军团为助攻，激战竞夜，攻占宜黄城，俘敌千余，追击中又俘敌千余。

乐安、宜黄战役之后，敌情十分严重。中央根据地西、北、东三面受敌。

红军如何应敌，战场摆在哪里？苏区中央局前方和后方领导人之间产生了歧见。双方电文交驰，各持己见。

前方领导人根据南城有敌厚集兵力防守、我军尚无攻坚能力的情况，决定改变原定进攻南城的计划，改令部队在南城至南丰、南丰至宜黄两线之间进行休整，并分兵发动群众和筹款。

后方中央局对这一改变极为不满，强令红军主力绕至乐宜一带，从敌之侧背给以各个击破。

红一方面军遵令行动后一度陷入被动。毛泽东等提出，在不利马上作战的条件下，我军应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使敌情变化。后方中央局却坚持要部队去打据守乐安的敌吴奇伟师。

前方领导人对此进行了坚决抵制，9月26日以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再次北移，在乐、宜、南丰一带布置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场。

毛泽东等人的决定惹恼了后方中央局的领导人。前、后方领导人的矛盾在宁都会议上公开爆发了。

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北部的小源村举行会议。这次会议上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会议开始后，后方领导人对毛泽东大加笞伐。

他们把攻赣州不克，归罪于毛泽东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所致，说攻漳州尽管取得了胜利，却延误了北上任务的实现。

博古剧照

他们指责毛泽东在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正确主张是对执行中央“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不尊重”他们的领导，造成“领导不能统一”，攻击前方领导人分兵赤化、准备战场的计划是“以准备为中心”、“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是“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

性情刚烈的毛泽东据理力争，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央和中央局过去七个月的军事战略都是错误的，红军早就应该执行向赣东北发展的方针。还在水口战役时，残敌向南雄溃逃，红军猛追到距南雄二十里处，因城内敌军接应，红军只好收兵。而后方中央局来电，严责不向南雄追击。毛泽东回电，除说明不能再追的情况外，还特别加上了两句分量很重的话：“中枢遥制，于军不利。”

其中隐含着对后方中央局那些人不了解前线情况，不懂得军事，一味瞎指挥、乱指挥的不满。

毛泽东后来谈起这两句话时还说：

人家已经动起大刑侍候，你还不叫唤两声。你叫唤都不敢叫唤吗？

这显然也冒犯了后方领导人。后方领导人当然不能容忍毛泽东的公然反抗，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打击”。他们提出，调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指导战争总责。

周恩来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他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一是仍由毛泽东负指导战争全责，他则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会上，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职务。会议通过了第一方案，即让毛泽东留在前方“助理”。

毛泽东认为自己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也就没有必要留在前方，于是提出到后方养病。中央局予以批准，只要他“必要时到前方”。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和朱德到住处探望毛泽东。分别时，毛泽东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后来中央局却改变了会议决定，仍调毛泽东回后方，并撤销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10月12日，根据中央局的指示，中革军委发布通令说：

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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