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访 | 江晓原：穿越历史长河，揭示“通天”的真相

摘要：“可能不是畅销书，但可以是长销书。”

“问天”，是中华民族骨子里的“浪漫”。从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到屈原“遂古之初，谁传道之”的“天问”，再到徐光启主持测绘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叩问苍穹，探索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

如今，国人对天文的热情丝毫未减，上海天文馆自开馆以来一直一票难求。但面对琳琅满目的现代化“问天”工具时，人们不禁会发问，在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古人如何认识“天”？以天文学为工具的“天学”，为何会被统治者垄断？

对于江晓原来说，回答好这些问题是他的“本业”。1977年恢复高考后，为了“远离人间烟火”，他考上了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并在研究生时期潜心钻研治天学之史，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的创建人。尽管他“兴趣延伸”的广度令人惊叹，但天学是他的起点，也是陪伴他一辈子的“朋友”。

2023年夏天，应中华书局之邀，他集四十余年研究之功，写下了雅俗共赏的新著《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书中既保留了完整的学术文本形式，也通过大量实例和故事揭示中国传统天学的真相。

他说，这本书可能不是畅销书，“但可以是长销书”。

嘉宾：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主持：高渊（解放日报特聘首席记者、高级编辑）

“天学史是我的本业”

高渊：有人说，《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是你治学四十多年的精华。您写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

江晓原：我大学本科学的是天体物理，研究生学的是科学技术史中的治天学之史，所以天学史是我的本业。四十多年来，我先后出版过关于古代中外天学之书不下十种，但都是根据我当时的研究顺势而为，内容各有侧重。几年前，中华书局邀请我撰写一本能够系统反映中国传统天学的书，且尽可能雅俗共赏。这个想法很好，我就答应了。

高渊：您在前言里写道，真正开始写这本书是2023年的暑假，当时还和中华书局说，保证在国庆节前交付。这么厚一本书，3个月就能写完吗？

江晓原：当然不能。实际上，在落笔之前，我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全书的框架已经和中华书局反复切磋琢磨商定。之所以集中火力，正如我前言中所说，写作的过程中“小文章总是要插队”，一拖就拖了很久。因此，我向出版社保证，一定在暑假结束前写完。

高渊：您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这个暑假，那些爱好都得放一放了？

江晓原：是的。平时，我每天晚上习惯看一部电影或是一个剧集，还出版过《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我喜欢研究一些跨界的东西，而且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往外走的。我不称之为“兴趣的转移”，喜欢称之“兴趣的延伸”。延伸，意味着我原来的兴趣爱好还是被保留了，是不断扩张领土的感觉。

高渊：您做过6年工人，又在天文台工作了15年，还曾专门找到当时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研的陈尚君，想考古典文学研究生。你是如何成为跨界的“佼佼者”的？

江晓原：我17岁初中毕业就进纺织厂做电工了。电工靠手艺吃饭，手艺越好，效率越高，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越多。3年后，我带了徒弟，时间就更充裕了。于是，我就看大量的书，看西方文学名著和中国古代文史，上班也看，回家也看，时间久了，就有了非常复杂的背景知识。

1977年恢复高考，我花了3个月把高中数理化课本学习了一遍，然后就去考试了。当时，我年轻气盛，抱着理想主义，乱填了一个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我想这个专业肯定远离人间烟火。没想到，居然考上了。

本科四年，我都是年级班长。虽然我人不在纺织厂，但根据规定，我还是厂里的员工。厂里人每次来外调，老师都会说我品学兼优，工厂就给我加工资。加了三次，我的工资都比我的老师高了。

故事还有很多，但我如此多的兴趣确实是特殊的读书环境造就的，很难复制。

“天学的两面性”

高渊：天学和天文学有什么区别？

江晓原：“天学”这个词在古代就有。现代人为了探索自然而观测天文，但古人是以天文学为工具为天学服务。

天学最重要的功能有二：星占和择日。择日比较容易理解，星占却比较玄妙。它不是简单的凭天象测吉凶，而是要对天象有预测能力，能够判断若干天后星所处的位置以及其在分野理论中所对应方位。因此，古代天文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根据给定的时间、地点，推算出太阳、月亮、五大行星在天球上的位置。这种能力被称为“历法”，和现在的月份牌并非一个概念。

很多人常常把天学和天文学混淆，认为既然使用了天文学工具，那天学就是科学。其实，判断一个事物是否科学，并非看所使用的工具，而是看事物本身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天学并非一门科学。

高渊：祥瑞、灾厄都是星占的预测对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天学是否也是制约古代王权的一种力量？

江晓原：确实如此。天学是王权确立的必要条件之一，既然继位时用祥瑞表明天意，那么一旦发生日食、彗星掠地等天象，就必须禳救斋戒、反省自身。正因为天学具有两面性，是王权的象征，所以中国传统天学是被皇家垄断的，民间禁止私习天学，连诸侯也不可以“通天”、不得设有灵台。

但如果是朝中大臣，这个禁令显然是可以商量的，如果这位大臣又是深受帝王信任的，就可以学习天学，北魏的崔浩就是一个。

当中国有几个政权并列的时候，怎么办？譬如三国时期，魏蜀吴各自都有一套自己的天学班底。西晋吞并蜀吴后，三家班子也就合并成了西晋一家。但非常特殊的是，西晋天学机构的负责人是东吴人陈卓，因为当时他的水平最高。

高渊：中国天学和西方天学，有哪些异同？

江晓原：大部分情况下，二者都需要星占，但方式和目的有所不同。西方根据个人出生年月日时排天宫图，天宫图就是黄道十二宫、太阳、月亮、五大行星分别在各宫里的位置，现在年轻人称之为“星座”，用来预测个人的命运。但中国传统天学主要是通过观测天象来预测国家大事的，个人命运则用生辰八字推测。

历史上，中西方天学有过数次交流与碰撞，并在六朝隋唐、元代、明末出现了三次高潮。尤其是明末的这一次高潮，让帝王放开了天学禁令。在清代，老百姓还可以自己私习天文。如梅文鼎，本是一介布衣，却成了天学专家，还推进中西天文学的融合。康熙得知后，自己挂名编了一套书，请梅文鼎指正，还给他题了“绩学参微”四个字。后来，梅文鼎的文集就叫《绩学堂文钞》。

“科学画图景，技术见真章”

高渊：《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普通人还是专业人士？

江晓原：目标读者是比较宽泛的。在书中，我保留了完整的学术文本形式，参考文献、综合索引都有保留，很适合专业人士阅读。对于历史文化爱好者、普通读者而言，书中有大量的实例，故事性较强，哪怕没有完备的前置知识，也可以通读并从中收获许多知识。它可能不是畅销书，但可以是长销书。

高渊：普通人有必要学点天文学吗？

江晓原：说实话，现代天文学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疏远，直接联系也很少。尽管学会天文学的知识也是有用的，譬如可以根据太阳、北斗星定方向，但对于普通人而言，并非必要。

有一件趣事。我读研究生时，有一回去北京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拜访一位老先生。学院太大了，在门卫室，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你向东走，再向南走……说了一大串，他问我能否找到。我说，应该没问题，因为我是学天文的。那是一个晴天，东南西北就在“我的头顶”。你看，学点天文学还是有用的。

高渊：你的老朋友俞晓群曾经说过，您是一个“具有神性的”专家，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江晓原：晓群兄肯定是说着玩的。他本科是学数学的，但从事出版以后，他就开始研究历代五行志的书。“神性”这种说法，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一种修辞手段。

高渊：很多西方的学者都在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您认为这句话讲出了道理吗？

江晓原：我并不赞成这句话，但我不赞成的理由可能和很多人不一样。如果他们把“神学”这个词也只是当成一个修辞手段，即科学到最后会变成玄学，我倒觉得是可以成立的。

多年来，霍金一直是西方媒体塑造出的“科学之神”，但霍金晚年做的学问，按科学的经典标准，完全是通不过的。其实，他研究的许多问题都是玄学，都是无法验证的。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那就是玄学。

科学本来就是为了解释外部世界而产生的。近年来，我一直主张要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还曾发表过题为《科学画图景，技术见真章》的文章。言下之意，科学是对外部世界的描绘，技术才是直接解决问题的。霍金讲的东西玄之又玄，但确实是对外部世界的描绘，且他用他的实践证明了“图景”是一直在改变的。可技术一旦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就要被淘汰了。从这一点来看，“科学的尽头是神学”的说法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