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君甫，中共首位双面间谍，周恩来病危时才说出他的真实身份

中国共产党早期“情报四杰”中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在上海滩留下的传奇故事广为人知。鲍君甫作为“四杰”之一，是中共发展的第一位“双面间谍”，也是首位非党间谍，为中共做了大量工作，先后营救了周恩来、任弼时和关向应等党的重要干部。但他一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直到周恩来病危时，才说出他的真实身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位人物的神秘面纱。

1.因缘际会,成为我党首位“双面间谍”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他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后的化名）1901年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早年在日本生活和学习，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是位典型的“日本通”。1919年，鲍君甫回到上海，在一家日商洋行任高级职员。

1924年，鲍君甫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五卅运动”中，他认识了老乡杨剑虹，两人非常投缘，成为莫逆之交。杨剑虹后来投靠了陈立夫，并成为陈的得力助手，鲍君甫因此与陈立夫有了联系。1926年，鲍君甫与共产党人陈养山相识，二人成了好朋友，其思想受陈的影响很大。

鲍君甫精通日语，擅长写作，结交广泛，与日本人、租界巡捕、国民党人、共产党人、青红帮地方势力都有来往，一时之间在上海滩小有名气。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鲍君甫作为国民党左派激进分子被捕，后经人保释出狱。这对鲍君甫的打击很大，他与国民党右派分歧增大。

1928年，蒋介石指令陈立夫建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陈立夫四处网络人才，他任用亲信杨剑虹为采访股总干事，并委派杨到上海，筹备成立调查科派出组织，顺便考察鲍君甫。

杨剑虹与鲍君甫本就是好朋友，对鲍也很欣赏，经常带着鲍君甫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等机关去，并介绍鲍认识了陈立夫、张道藩（调查科第一任科长）等人。经过考察，陈立夫认为鲍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让杨剑虹亲自上门请鲍加入调查科。

鲍君甫对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是有看法的，但他的政治信仰与共产党又有距离。他陷入矛盾之中，不知如何是好。当时，陈养山暂住鲍君甫家养病，他将这个事情告诉了陈。陈养山觉得鲍的思想倾向进步，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两人彻夜长谈，鲍被陈的坦诚所感动，表示愿意为共产党做事情。

陈养山立即向党组织汇报。周恩来认为这是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好机会，派陈赓亲自去与鲍君甫见面。在上海霞飞路一家咖啡馆中，两人成功会面，达成一致意见。这样，中共特工队伍中，就多了一位不是共产党员的特殊成员。当时，共产党人多被逮捕、屠杀，很多人叛党脱党，鲍君甫在这个时候愿意为共产党做事，是很难得的。

陈养山

2.龙潭虎穴，特派员名震上海滩

陈赓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帮助鲍君甫逐步取得陈立夫和张道藩信任，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核心圈。陈赓每月提供可观经费，配置别克小汽车一辆，供鲍君甫结交打点各方要人，并委派中共特工连德生专职负责鲍的安全。

中共特工协助鲍君甫在上海北四川路大德里设立杨登瀛办事处，明的是调查科在上海的一个办事处，暗的是中共特工的一个联络点，由中共女特工张红惠化名安娥，担任鲍的专职秘书。这在当时的上海，条件已经是相当优越了。

鲍君甫果然不负众望。他利用陈立夫、张道藩来上海的机会，带着他们享尽夜上海的繁华，关系也越走越亲密。一天，张道藩喝多了，在鲍君甫面前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原来，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一个叫李痞子的人排挤张道藩，是张多年的政敌。李痞子后台很硬，张道藩拿他没办法。鲍当即保证，这个事我会给你办好，让他永远在你面前消失。

不久，李痞子果然死在自己家门口，死因不明，有人怀疑是中共特工所杀。张道藩少了一个劲敌，在国民党组织部站稳脚跟，成为一方大员。从此，张道藩觉得鲍君甫神通广大，始终把鲍当作自己人。

为巩固鲍君甫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的地位，经周恩来批准，由其保镖连德生定期将中共宣言、飞行集会的传单、《布尔什维克》杂志等提供给鲍。每次当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警备司令部、或者租界巡房刚刚在整理有关共产党活动的情报时，南京调查科总部、蒋介石的桌上，早已摆上了鲍君甫送去的情况汇报。有时，中共特工故意在租界布置一些假机关，制造一些假现场，让鲍君甫去破获，作为鲍工作的成绩，邀功的资本。

在中共特工人员的帮助下，鲍君甫很快成长为调查科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国民党高层人士对其极其信任。不久，杨剑虹因贪污被查而自杀，鲍君甫接任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陈立夫亲自送其到任。调查科主任张道藩，还有后来的钱大钧、叶秀峰都很看重他。特别是徐恩曾，把鲍君甫当作调查科的骨干，高度信任。

上海租界是当时国内各派势力活动的基地，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很重视租界情报机构，都要求鲍君甫打入租界情报机构内部。

鲍君甫积极在租界活动。他发现公共租界警务处帮办、探长谭绍良是自己老乡，就找各种机会接近他。有一次，谭的两个手下被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谭四处找人帮忙都没成功，便想起了老乡鲍君甫。鲍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保证帮老乡办好。

当天，鲍君甫就给上海警备司令钱大钧打电话请求放人。钱大钧与鲍是国民党情报战线的好友，也有配合鲍工作的义务，就做了个顺水人情，立即把人放了。谭邵良和警务处督察长兰谱逊因为此事对鲍很是感激，赠送鲍200大洋。

鲍君甫当场表示拒绝，他说大家都是兄弟，不谈钱。鲍君甫是日本通，兰谱逊通过鲍打探日本人情况，提供给英国情报机构。从此，兰谱逊和谭邵良与鲍君甫成为“知己”，经常一起吃喝玩乐，在工作上互相帮衬配合。

经过一番活动，鲍君甫很快成长为上海滩举足轻重的人物。国民党军警宪特、外国租借巡捕警察、青红帮等地方势力、新闻媒体、商界，都与鲍有密切往来，鲍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上海滩各个角落。

3.屡建奇功，多次营救党的领导同志

鲍君甫利用他的身份和平台，把各方情报汇集到杨登瀛办事处，经过秘书安娥整理后，把有价值的情报发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特科利用这些情报，惩处叛徒，清除潜伏在我当内部的国民党特务。例如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红队”就是根据鲍提供的情报除掉的。

1929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的任弼时到租借参加一个秘密会议。一口外地口音的任弼时刚到租借，就被军警带到巡捕房。好在任弼时党性坚定，虽然敌人严刑拷打，始终坚持说自己就是小学教员，其余什么都不说。

周恩来知道消息后，立即指示鲍君甫组织营救。鲍君甫事先打探到任弼时在监狱什么都没交代，敌人也没什么证据，就直接找到公共租界警务处督察长兰谱逊，请他帮忙放人。兰谱逊没有找到什么证据，就同意了鲍的请求。任弼时出狱后，立即乔装改扮离开了上海。

任弼时

1930年4月的一天，周恩来乔装打扮后，准备去见共产国际介绍来的从苏联回来的黄第洪。刚要出门，正好陈赓来找他。周恩来把黄第洪的情况告诉了陈赓，陈机警地说，你们见面的先施公司附近气氛有些不对劲，为安全起见，你最好是取消这次会面。周恩来坚持要去，陈赓只好说，那你等一等再去，我先派几个人去打探一下，也可以保护你的安全。

经过侦查，发现先施公司附近是有些异常，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周恩来还是坚持要去，两人正在争执的时候，鲍君甫的保镖连德生来了，他带过来一封密信，是鲍君甫转给陈赓的。陈赓拆开一看，正是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信，为表示忠心，黄表示可以与周恩来联系，帮助国民党抓到周恩来。蒋介石指示徐恩曾，立即利用黄第洪与周恩来见面的机会，对周恩来实施抓捕。

鲍君甫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派连德生把这个消息送了过来。太危险了，要不是鲍的情报及时，周恩来就已经去和黄第洪见面了。陈赓立即指示“红队”队员前往先施公司，但狡猾的黄第洪一直没有露面。经过一番打探，“红队”最终除掉了这个叛徒。

1931年年初，关向应在公共租界被捕，同时一大箱文件被搜走。情况万分危急，这些文件有的是绝密的，一旦落入国民党人手里，关向应就有生命危险，党组织也将遭到破坏。

国民党对关向应案件非常感兴趣，多次联系兰谱逊，要求插手案件审理。兰谱逊对其他人信不过，答复说此案是在租界查获的，只答应由鲍君甫参与审理此案。

关向应

鲍君甫接到营救关向应、取回秘密文件的指令后，与陈赓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在鲍君甫的帮助下，中共特工刘鼎以“中共文件专家”身份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刘鼎与鲍君甫密切配合，晚上将一些重要的文件带回杨登瀛办事处研究，次日再将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还，巧妙地来了个偷梁换柱。

经过审查，鲍君甫告诉兰谱逊，这都是一些学术材料，没有什么价值，关向应应该是个“激进的学者”。因为关向应什么也没交代，什么证据也没查到，租借把关向应关押了一段时间，就无罪释放了。

4.余生悲戚，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

历史总喜欢在不该留遗憾的时候留下遗憾。正当鲍君甫蒸蒸日上、踌躇满志之时，一个事件发生了，一切戛然而止。

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曾担任中央特科特别行动科科长的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和中共特工人。当“龙潭三杰”的钱壮飞将这个消息报给中共中央后，周恩来立即组织秘密机关和工作人员转移。

这个时候陈赓没有忘记鲍君甫，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找到鲍，建议他立即转移。鲍君甫对此非常感激，但鲍认为自己也没什么把柄落在敌人手里，还有张道藩等人的帮助，应该不会有事，就留下来继续工作。两天后，鲍君甫被捕。但鲍君甫什么都没说，一直坚持顾顺章是血口喷人。国民党特务没拿到什么证据，再加上陈立夫、张道藩各方打点，1937年鲍被保释出狱。

从此，他完全脱离国民党特工系统，也与中共失去联系。后来，鲍君甫先后担任南京中央感化院院长、反省院副院长等职务。

解放前夕，鲍君甫不愿意去台湾，坚持留在南京。但此时，鲍的生活已经很艰难，靠摆烟摊维持生计。1951年，鲍君甫因为曾经的特务身份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后经陈赓证实身份，于1952年1月释放，但仍判处管制。

1956年，鲍君甫与陈养山、陈赓、李克农、安娥等在北京会面。此后，鲍君甫的生活得到一些照顾。后来安娥中风、1961年陈赓逝世，鲍君甫再次失去保护。

文革期间，鲍君甫被带到北京接受审查，文革“专案组”要求他提供陈赓、陈养山及“伍豪”事件的诬陷材料，鲍一口拒绝。鲍君甫坚定地说：“明明没有的事，我怎么能乱说呢！”1969年，鲍君甫在北京辞世。

鲍君甫经常对女儿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是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楚，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

是呀，他到底算是什么人呢？是国民党特务，还是对我共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历史和鲍君甫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曾经大上海的风云人物、未来之星，突然之间了无声息、穷困潦倒，还屡被审查、惨遭迫害。

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对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长青说出了鲍君甫的名字，并嘱咐罗，鲍君甫是在我党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能忘记。此后，鲍君甫的家人得到了应有的照顾，鲍君甫骨灰被安葬在南京城北的广东山庄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