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他是黑五类子女，我俩同病相怜，最终走在了一起

常听人说缘分这个东西很奇妙，对这话我是深有感触的，因为我和我爱人能走在一起，真的就是一种缘分。我俩能在一起，就是一种机缘巧合。

有关我和我爱人的情感生活经历，有关我俩的爱情故事，还要从我下乡当知青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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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8年12月下旬和同学一起到山西省忻州地区的定襄县插队落户的，我们插队落户在滹沱河畔一个叫汤头大队的小山村。

之前我也很想去兵团去农场，因为我祖父解放前在王记染坊当过掌柜，后来被划成了资本家。虽然说我祖父没有啥大问题，可我还是跟着受到了牵连，就是因为我祖父的问题，我想去兵团的愿望化成了泡影。

不能去兵团，我只好退而求其次，跟随同学们来到了山西下乡插队，当了一名插队知青，成了汤头大队第三生产小队的社员。

汤头大队虽然不富裕，可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比起到吕梁山区插队落户的同学们，我们算是幸运的。

汤头三队一共三十二户人家，总人口一百一十八人，包括我们北京来的九名知青。当时队里没有闲置的房子，三队的张来福队长就安排五名男知青住在了牛棚旁边的那间草料房里，我们四名女知青临时住在了张队长家的一孔土窑里。男生也到张队长和我们一起吃饭，张队长的婆姨专门帮我们做饭。

到了麦收以后，队里为我们知青打了三孔新窑洞，成立了三队知青点，男生总算不用闻牛粪的臭味了，我们女知青也不用在张队长家借住了。搬进了知青点，我们九名北京知青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我们总算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刚来插队落户的这段时间，张队长和乡亲们给了我们无微不至地照顾和关爱，老乡家有点好吃的，都会想着我们知青，我们吃的咸菜都是乡亲们送来的。后来张队长家饲养的那头猪被倒塌的猪圈砸死了，他把猪肉煮熟了，送给我们知青一部分煮熟的猪肉，剩下的都拿到集市上换钱了，他们一家人只啃了骨头，都没舍得吃肉。

在生产劳动中，乡亲们也很照顾我们，对我们女知青更是特别关爱，张队长给我们安排最轻松的农活。秋天社员们在地里砍高粱割谷子，就让我们知青在场院翻晒粮食，帮着打场，我们比社员们轻松了很多，乡亲们给我们评定的工分并不低，男知青一天九分工，我们女知青一天六分工。到了第二年春耕的时候，我们知青的工分标准就和社员们一样了，可我们的劳动付出根本没办法和社员相比。

一晃就到了1974年春天，经过了五年多的劳动锻炼，我们北京来的知青都渐渐适应了农村艰苦的生活环境，学会了干各种农活，身体也都强壮了很多。刚来插队时，我连两桶水都挑不动，经过了五年劳动锻炼，我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走在山间小路上轻松自如，一点都不觉得吃力。

就在那年春天，我们汤头大队一下子就得到了县棉纺厂的四个招工名额，因为我平时劳动积极表现好，我们生产队的父老乡亲都同意让我去棉纺厂当工人。令我没想到的是，我顺利通过了体检，却没能通过最后的政审。张队长看我很沮丧很失落，就劝我说：“不要难受嘛，下次还有机会。”

第二年夏天，我们大队又得到了县丝染厂的两个招工名额，我还是没能通过政审，又错失了一次进城当工人的机会。

直到1977年春天，我们汤头三队还剩下三个人，就我一名女知青了。我们三人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城里工厂的大门始终没有向我们敞开，当兵招干更是与我们无缘。

记得那年清明节前一天，我们三队知青点又来了两名北京知青，他俩是从零山大队转户合并过来的。男的叫高扬，长得斯斯文文的，很和善，他比我大一岁，我喊他高扬哥。那名女生叫马娟，不久就回京了，据说是托了关系在医院开了证明，办理了病退手续回京的。

高扬转户到我们三队知青点，他有一种寄人篱下的自卑感，很少和我们交流，总是抢着挑水扫院子，也抢着做饭。那两名男生看高扬老实，他俩就摆起了老资格，总是指手画脚让高扬干这干那，他俩反倒啥也不干了。我不想让高扬一个人天天去挑水，我就特意起早把水缸挑满水。高扬到厨屋做饭的时候，我就抢着和面蒸馍，饭后也抢着刷锅洗碗，我那两名同学欺生，我看不惯。

渐渐地，高扬感受到了我的善意和友好，有时他就主动和我交谈，他的情况和我们一样，也是因为家庭问题受到了连累迟迟不能招工进城。不过他的心态很好，他不像我那两名男同学天天抱怨，天天唉声叹气，他说不能进城当工人就当农民，工人做工农民种田都是为了生活，在哪都一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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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天天和高扬抢着挑水做饭，那两名男同学最终还是不好意思了，他俩也开始主动去挑水，也去磨面买生活用品，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铁石心肠的人还是少之又少。

出工劳动在地头歇歇的时候，社员们有的抽旱烟，有的聚在一起扯闲言，也有斜躺在地畔打瞌睡的，唯有高扬捧着书本认真阅读，每天出工劳动的时候，他的衣兜里都会装着一本书。后来我才知道，他看的是高中课本，他一直在坚持复习功课。

1977年初秋，县丝染厂招工，我们三队的男知青李吉亮顺利招工进城，因为他父亲的问题查清了，已经恢复了工作，他也就不属于黑五类子女了。当时我的心情很惆怅也很失落，高扬就安慰我鼓励我，还把他的书借给我阅读。有了高扬的鼓励和安慰，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再加上天天有书读，我感觉生活充实了很多。

一次高扬感冒发高烧，嗓子疼得要命，浑身都难受，吃了退烧药也不管用，烧得他直说胡话。我冒雨叫来了五队的老中医李大伯，李大伯把脉开方，我又跟他回到卫生室抓来中药，借来砂锅，按照李大伯的吩咐，给高扬煎药。吃完三副中药，高扬退烧了，嗓子也不那么疼了，感冒症状明显好转。高扬感冒痊愈后，眼含泪水对我说：“刘蕙，谢谢你！这次我真的是到鬼门关走了一回，要不是你给我请先生熬中药，我真怕……”

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也许是因为有共同语言，我和高扬的关系越来越好，两颗年轻的心在慢慢靠拢，一会看不到高扬，我心里就像少点什么似的。

那年秋后，我也是淋雨后得了重感冒发高烧，然后就是浑身乏力胸闷难受，血压不正常还犯困，到县医院住院治疗几天，医生建议我去大医院检查治疗，并给我开了病情诊断证明，说我是心肌炎、低血压、贫血。我拿着诊断书到相关部门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北京看病去了。

回北京前，我把我的手电筒、洗脸盆还有热水瓶都送给了高扬，当时高扬的热水瓶正好坏了，他正准备去供销社买暖水瓶。离开汤头大队时，张队长和高扬把我送过滹沱河，张队长给了我两块钱，他就回村子去了。高扬不放心，又陪着我到了县城，看我坐上了通往省城的客车，他才一个人返回汤头。

回到北京后，我在协和医院治疗了不长时间，病情就明显好转，血压正常了，也不贫血了，感觉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妈说我的气色也好多了。

病愈后，正好得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报了名，全心全意在家复习功课。只因在学校时学习不刻苦，复习中遇到了好多难题，这个时候我才后悔了，后悔插队落户期间白白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那期间要是也像高扬那样认真看书学习，也就不至于面对简单的数学题愁眉不展了。

高考落榜后，我被安置到供电所当了一名收费员，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毕竟是一份正式工作，比起还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同学们，我算是幸运的。

刚回到北京后，我给高扬写过一封信，他也给我回信了，让我好好治疗，尽快恢复健康。参加工作后，我又给高扬写了一封信，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就在我准备继续给高扬写信时，我却在上班的路上偶遇了高扬。当时我以为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看了他半天没敢吱声，等高扬喊出了我的名字，我才确定他就是高扬。

久别重逢，高扬看到我很高兴，他说他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他父母也恢复了工作，他正准备过去几天去找我呢。分别五个半月后，我和高扬重逢在北京，我觉得这就是缘，是缘分让我俩又见面了，我也特别高兴。

可高兴了不久，我就高兴不起来了，我爸我妈一个劲催着我去相看对象，我虽然对高扬有意，却又不敢把这事告诉父母，主要原因是高扬考上了大学，我连中专都没考上，我觉得我俩不在一个层面上了。还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高扬的家庭地位高，他的父母也不会同意让他找一个普通工人普通家庭的姑娘。

就在我为这事纠结痛苦时，那天高扬到我家来找我，他说让我等着他，他大学毕业就和我结婚。高扬主动向我表白，按理说我应该高兴才对，可我的心里还是不踏实，总觉得自己配不上高扬。因为高扬不光是大学生，关键是他的父亲是部委干部，他母亲是高校老师，他的爷爷和叶帅一起吃过饭。

在高扬的鼓励下，我又参加了1978年夏季的高考。可能是得到了高扬的帮助和指导，也可能是我运气好，我竟然考上了北京师范学校（中专）。中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任教，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高扬大学毕业后，我俩领取了结婚证，他没有嫌弃我是普通人家的姑娘，他的父母也没有嫌弃我，我婚后的生活很幸福很快乐。

冬日的滹沱河

退休后，我和高扬多次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在生活极度困苦的年代里，乡亲们给了我们很多关爱和帮助，乡亲们的这份恩情，我们北京知青永远都不会忘记。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刘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