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程大昌《今定弱水图》看对弱水的误读、杂糅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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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宋时期程大昌的《今定弱水图》，属《禹贡山川地理图》的一篇。程大昌考据《尚书·禹贡》中的地名，并绘制地图。《尚书·禹贡》中最初所记载的“弱水”位于关中地区，汉武帝以后，迁移至西北地区。自汉武帝至隋唐，逐渐形成以张掖的山丹河为主流的定说。程大昌的《今定弱水图》则进一步向西域地区扩展，通过对禹之声教的想象，并结合《汉书》中的记载，认为弱水发于于阗，其后成为妫水（阿姆河），穿过条支国（伊拉克）注入西海（地中海）。这一“弱水图”因而成为一种对异域的想象，而非实际的存在。程大昌对于弱水地望的这一理解，并未得到太多认同。

关键词：《今定弱水图》；《禹贡山川地理图》；程大昌；弱水

我国古代的地名，在历史时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会不可避免地经历变易与附会的过程。程大昌的《今定弱水图》就是反映这一历史现象的典型案例。由于《尚书·禹贡》记载的模糊、汉武帝时期边疆地名的迁移、对前人记载的附会以及自身的误读与杂糅，最终他完成的“弱水图”成为一种对异域的想象，而非实际的存在。

一、《尚书·禹贡》与《禹贡山川地理图》

《今定弱水图》是南宋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中的一篇。要谈论《禹贡山川地理图》，就不得不从《尚书·禹贡》说起。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一般认为成书于西周至战国时期。全篇分为九州、导山、导水、水功、五服五个部分。《禹贡》是儒家经典，又体现了后世统治者所推崇的“大一统”理念，因此受到历代官方与学者的重视。但其全文仅1193字，行文简略，很多地名叙述得并不明确，自然会引起后世学者的困惑乃至争论。

到了南宋时期，出现了解释禹贡的三家：程大昌，著有《禹贡论》《禹贡后论》及《禹贡山川地理图》；毛晃，著有《禹贡指南》；傅寅，著有《禹贡说断》。而他们著作的出现，又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对南宋朝廷偏安一隅的现状感到不满，通过对《禹贡》的考证，追思上古时期使得“九州攸同”的禹之声教，以此寄托他们对当下政局的期盼。

程大昌的《禹贡山川地理图》与《禹贡论》皆是南宋时期阐释《禹贡》的代表。据彭春年为程大昌所写的序言所述，他与程大昌在太学为同舍，时常在一起讨论《禹贡》。他们时常遗憾东汉王景治汴时所用的《禹贡图》未能流传下来，后世儒生对《禹贡》的解释又不能通贯。

南宋淳熙四年（1174年），程大昌在禁中为皇帝讲授《尚书》，上《禹贡论》及《禹贡山川地理图》两书，皇帝对二书大加赞许，入藏秘书省。淳熙六年，程大昌调任至彭春年所在的泉州，彭春年与州学教授陈应行看到二书后，也大加赞赏，将二书刊印，布之学者。其中，《禹贡论》利用众多古代文献，考证山川、河流、湖泊、贡赋等；《禹贡山川地理图》则是依据《禹贡》编绘的地图，图后附有解说文字。

徐新强认为，《禹贡论》《禹贡山川地理图》以及之后程大昌编写的《禹贡后论》“实为一体，三者文图互为参照”。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今定弱水图》中所见程大昌对弱水的误读，均可在《禹贡论》的“弱水”部分寻找到蛛丝马迹。

二、弱水向河西地区的迁移

关于弱水的地理位置，《尚书·禹贡》中的“九州”部分与“导水”部分都有所涉及，分别引用如下：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讷，漆沮既従，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

从中可以看出，雍州的边界是黑水和西河，“弱水”是位于雍州的一条河流，并且向西流去。大禹疏导弱水，使它流经合黎这个地方，余波流入流沙。

先秦时期的“雍州”，到了汉武帝时期，地理范围已经经历过一次扩展。牛敬飞的《论汉代西部边疆上的〈禹贡〉地名》对此有详细论述。文章通过分析先秦传世文献对雍州地望的记载，指出雍州最初应指代关中地区。“自汉武帝向四方开疆拓土，汉朝即开始利用《尚书》等经典所录地名命名边疆”，“特别是到了西汉末年，再据古文经学之义系统地将一批《禹贡》山川地名安置到了西北诸地”。这种行为是为了证明汉代开疆拓土的合法性。受此影响，原本位于关中地区的弱水、三危等地名出现在了河西地区

至迟到东汉时期，弱水向河西地区的迁移就已经完成。许慎、高诱所撰的《淮南鸿烈解》，有“弱水出自穷石”一句，其下自注穷石为“山名，在张拥北”。班固《汉书》“临羌”条下有“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盐池·······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删丹”条下有“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这里所述的弱水，已经变成了今天出自张掖市山丹县的山丹河。

南朝宋范晔所著《后汉书》也将弱水出于删丹明确写出。

到了唐代，这一说法依然得到了很多官方背景书籍的认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撰《大唐六典》，在“陇右道”下有“其大川则有洮水、弱水、羗水”，其下又注“弱水在甘州删丹县”。宪宗时期宰相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有“合黎山，俗名要涂山，在县西北二百里。《禹贡》：导弱水至于合黎”。“居延海，在县东北一千六十里，即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者，风吹流行，故曰流沙。”“删丹县······弱水在县南山下。”盛唐时期与唐后期的两位宰相所撰书籍都认可了弱水即为山丹河，这一观点似已成为了官方的共识。但实际上，以山丹河为弱水已经偏离了《尚书·禹贡》的原意。

三、程大昌《今定弱水图》对弱水的误读、杂糅与想象

程大昌的《今定弱水图》[1]263-264在考订在此之前弱水诸说的基础上，加之对弱水的附会与想象，最终所绘的“弱水图”比前文所述的以山丹河为弱水的想法更为激进，也更加偏离《禹贡》的原意。

《今定弱水图》自东向西依次标出西域诸国：于阗、皮山、莎车、西夜、疏勒、无雷、蒲犁、乌秅、宾、大夏、难兜、大月氏、休循、大宛、乌弋山离、安息、犁靬、康居、条支。上述诸国全部见于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西域传》。这些西域国家，在后世多有变化。如唐代的于阗已经“并有汉戎庐、杆弥、渠勒、皮山五国故地”，朱俱波也“并有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种地”。不但在唐代就被吞并的这些国家依然见于图上，吞并了西夜、蒲犁等国的朱俱波又并未出现在图上。加之下文所引程大昌的其他观点，可知他据以绘制《今定弱水图》的主要材料来源就是《汉书》。

在《今定弱水图》的左下角，程大昌还绘出了黄河。这条“黄河”分别从于阗南山和葱岭流出，再合为一条，入于盐泽。此处是杂糅了汉代与唐代的地理知识。《汉书·西域传》载：“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汉代人认为，黄河出于葱岭，再与发源于于阗山的河流汇合，注入蒲昌海，此后在地下潜流，到了积石山才涌出。辛德勇指出，这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将西域人带有传说色彩的推测带回中原，并使汉武帝信以为真。他还认为，随着东晋至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内迁，这一地理认识也逐渐发生改变，隋朝在青海阿尼玛卿山附近设河源郡；唐代李靖攻打吐谷浑时，中途经过柏海（扎陵湖），在星宿海附近观看了黄河的源头。史籍还记载，他们“北望积石山”。程大昌再依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黄河所出之山为“大积石”，今甘肃地区的积石山为小积石，认为李靖等人远望的是大积石山。他杂糅汉唐地理知识，认为黄河的一源出于阗南山，流经大积石山，另一源出自葱岭。

程大昌依据《汉书》，对弱水也进行了类似的误读、杂糅与想象。他认为，禹的声教既然能“迄于四海”，那么广大的西域地区也一定能受到禹的声教的影响。西域地区就连“汉唐兵威且能及之，则帝尧盛德，岂有不能遍覆者哉”，所以，在他的眼中，后世学者“独于雍州求西，其大致已失”。也就是说，在雍州境内寻找一条向西流的河水，比附为弱水，其实偏离了《禹贡》的原意，反而应该到更远的西部寻找。他没有意识到此时的“雍州”地望已经从关中地区向西扩展到了甘肃地区，在甘肃以西寻求“弱水”，其实距离《禹贡》原意更远了。

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后世学者所认为的张掖山丹河不应是《禹贡》中的“弱水”。只是因为后世学者相信桑钦所说的张掖居延泽为流沙，《汉书·地理志》记载临羌之地有昆仑山、西王母与弱水，再找到张掖地区一条流向西北的河，把它附会为弱水而已。因此，他认为后世学者所说的山丹弱水并非真正的“弱水”，并绘制《甘肃二州弱水图》，指出他所认为的讹误之处。同时，他还绘有《〈唐史〉西南夷弱水图》，绘制《新唐书·西域传》中所述的东女国“有弱水南流”和《新唐书·高仙芝传》中所述的小勃律“娑夷河，弱水也”，认为此二者也不是《尚书·禹贡》中的弱水。

《今定弱水图》就是他通过进一步考证，绘出了他心目中《尚书·禹贡》所指的真正弱水。这条“弱水”发源于于阗附近的山脉，流经大夏、大月氏、安息、条支，最后流入西海。在于阗与大夏临近处，他在地图上注道：

《汉书》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据此即西域。凡自于阗以西，水皆西向西海。今《史》《汉》以名，旧者唯之二水耳。安息在西域，最为大国者，国之道条支，望西海者，皆以安息为向。则为水者，在西海之滨。凡水之所会，注而入于西海者也。

他结合《汉书》中所述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以西河水全部西流，注入西海（今地中海）的记载，再加之他对于大禹声教“迄于四海”的理解，认为大禹的声教一定能传达到西海附近。他据此认为，向西流的弱水也应该从于阗发源，注入西海。

程大昌又何以确认，弱水一定会注入西海，而不是注入内陆地区的其他湖泊呢？这是由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其实该记载出自《史记·大宛列传》，其中记载了张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是为天子言之。”为汉武帝讲述的过程中，提到条支国“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条支国在今天的伊拉克一带，南面毗邻地中海。条支国有弱水、西王母的记载，很可能是安息长老或张骞进行的比附。但程大昌对此信以为真。在大月氏附近，他对想象中的弱水注有“汉西域传弱水”，还注记：

天下水固有西流者，若其会数千里。众水发源之初，即遂西行，而竟为西向，以入西海者，惟于阗以西诸国之水为然也。此之妫水，又其总西域诸水以归西海者，故此水当为条支弱水也。若舍此水，不以证经，则天下西流之水无有于此比大者矣。

也就是说，既然《汉书》记载于阗之西，水全部西流，那么发源于于阗的西流之水一定是最符合《禹贡》经义的。《禹贡论》他对弱水部分的阐释也提出：“《汉书》条支国临西海，安息长老传闻其国有弱水；又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合是二者言之······其于天地四海，足当正西一面，大与经应。”

在安息处的弱水又注“妫水”，还注记：

此水必穿条支以入西海，今止据《史》《汉》所记，至安息止，知必趋西海矣。

程大昌认为，弱水再流向西，就是当时人所说的妫水。在《禹贡论》中，程大昌对他的论证过程有更为详细的阐述。说大月氏与安息，“合二国土者之广，而其间有所谓妫水者，实则彻贯其地。”《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息“临妫水”。又记载大月氏被匈奴逼迫西迁，“都妫水北为王庭”。程大昌认为，大月氏是西域诸国中国土“最为扩大”的，又与身毒、于阗相接，距离安息“亦可谓远矣”。连距离安息如此远，土地又最为辽阔的大月氏“都亦在妫水之南”，那么这条妫水“其地望殆居西域之半”，即至少要流过西域一半的国家。从于阗西流的河流一定会注入这条妫水，再注入西海。“天下之水，其能于此比大者亦少矣。”因此，弱水应“决不出乎此水等类”，那么被他认为是妫水的弱水一定会穿过有“弱水、西王母”的条支，再注入西海。这条“妫水”实际上就是今天中亚地区的阿姆河。

四、结语

总而言之，以汉武帝经略边疆为起点，两汉时期的“弱水”地望已随着“雍州”含义的扩展，经历了从关中地区到甘肃张掖的迁移。程大昌认为，就连汉唐时期西域都可以为兵威所及，大禹的声教也一定可以传播到西域地区。他结合《汉书·西域传》于阗以西河水西流，安息和大月氏临妫水，条支国临西海且有弱水、西王母的记载，对弱水进行了一系列想象和附会。这条“弱水”出于于阗，向西流去，在安息、大月氏一带被称为“妫水”，再穿过条支注入西海。

实际上，程大昌这一大胆的论证并未得到太多认同。南宋注禹贡的另外两家，傅寅的《禹贡山川总会之图》在绘制弱水时采取了传统的观点，即将弱水绘制在甘肃地区，并标出合黎、流沙等地名。他在《禹贡说断》中认为，程大昌对弱水的论证，虽然“最为究求”，但弱水的西流，“禹在当时足迹之所亲，目力之所及，犹不能用意”，更何况“学者生于数千载之下，居数万里之外，而顾执诸家异同之言，以遣想而意决之”呢？他认为，弱水“来自雍州西北徼外，不知其所从出实地也”。毛晃的《禹贡指南》则是将“弱水出于删丹县，亦谓之张掖河”列为唯一的定说。直到清代，胡渭的《禹贡锥指》依然认为弱水出于张掖删丹：“今按近志弱水出山丹卫西南穷石山。”

程大昌的《今定弱水图》，是在对大禹声教遍及四海的想象之下，杂糅《汉书》中的记载绘成的。对大禹的推崇，又或多或少带有了对南宋朝廷偏安一隅的不满。再加之南宋的学者多为书斋型，南宋与北方金、元对峙的现状也使他们难以与西域地区进行联系，更何况进行实地考察了。

此外，历史时期地名的附会与迁移也是客观存在的现状。《尚书·禹贡》中真正的“弱水”到底是哪一条河，至今以难以确考。因此，不应对古人的错误过于苛责。但是，在对古人知识的局限性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对《今定弱水图》中的谬误及其来源进行分析与辩证，依然是极为必要的。这也启示我们，在阅读史籍的过程中，要意识到历史地名迁移与附会的客观实际，对于历史记载也不可尽信，以批判性的思维在阅读中得出结论。

作者：柳泽华

来源：《今古文创》2024年第32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杜佳玲

校对：朱 琪

审订：汪依婷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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