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上的焦裕禄---孙文龙的故事》一书入选苏宁易购并上架

本报讯（记者 牛志军）近日，由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精心编撰，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1日出版的《太行山上的焦裕禄——孙文龙的故事》一书，入选苏宁易购并上架，为广大读者再次提供了一次深入了解这位被誉为“太行山上的焦裕禄”的优秀共产党员孙文龙生平事迹的机会。

孙文龙，1931年出生于山西阳城县河北镇孤堆底村，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踏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1957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放弃省委机关的优越条件，申请回乡支援农村建设，任文敏乡（今次营镇）乡长，1958年任寺头乡乡长，1963年任润城镇党委书记，1966年任阳城县革委会副主任（副县长）、革委会主任（县长），1975年任阳城县委书记，1977年任武乡县委书记，1980年10月，任屯留县委书记，1982年3月16日，去世在屯留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入殓时穿了一件旧军装。

孙文龙用自己短暂的一生，为群众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实事有益的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汗，兑现了他甘心为党献出生命的誓言，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高度赞誉，被称颂为太行山上的“焦裕禄”、县委书记的“楷模”。他去世后，阳城县委分别于1990年、2000年先后两次做出了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向他学习的决定，三县人民共同出资为他树碑建纪念亭、纪念馆（现在的孙文龙主题公园），中央电视台播放了10集电视连续剧《沧桑情》、河北春燕豫剧团排演了大型纪实豫剧——孙文龙，中国作家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篇纪实小说《孙文龙》、《太行丰碑》、《春蚕》等。

以孙文龙命名的孙文龙主题公园（原孙文龙纪念馆），先后被团省委确立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市政府确立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被共青团山西省委确立为山西省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基地，被晋城市委确立为市级中共党史教育基地，被山西省委确立为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确立为山西省党史教育基地，被中国关工委授予“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示范基地”，被确定为晋城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基地”、“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基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教育基地”，被晋城市、阳城县两级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入选阳城县首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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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上焦裕禄”孙文龙生前的感人故事

践行“三严三实” 忠诚干净担当：丰碑永铸民心中——

编者按

有一种人，虽已逝去，却永远活在百姓心中。有一种精神，超越时空，在时间的淘洗中益增其光亮。

去年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期间，本报曾刊发人物通讯《太行山上的焦裕禄》，重温一位离世30多年，但老百姓至今难忘的共产党人——阳城、武乡、屯留3县原县委书记孙文龙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先进事迹。

当前，全省正在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回过头看，我们会发现，孙文龙同志在修身、用权、律己和谋事、创业、做人方面的认知与实践，是与“三严三实”要求高度契合的。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构建起一位共产党人“严”与“实”的精神坐标，换来了身后的万民敬仰。

时代呼唤孙文龙精神的传承，事业呼唤孙文龙式优秀干部的接力。

鉴于此，在进一步深入挖掘、采访的基础上，本报今日再推追忆孙文龙的长篇报道《丰碑永铸民心中》。希望全省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孙文龙同志为镜，大力弘扬“严”的精神、“实”的作风，着力培育忠诚、干净、担当的核心素养，戮力开创山西弊革风清、富民强省的新局面。

孙文龙，一个在时间上距离我们很“遥远”的人。他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响应党的号召从省委机关主动要求返乡支农。由阳城到武乡、屯留，从乡镇干部到县长、县委书记。1982年，积劳成疾的孙文龙累倒在工作岗位上，年仅51岁。

孙文龙，一个从未离开过人们视野的人。在他去世后的33年里，曾被晋城市委树为“清廉典范”、阳城县委先后4次作出学习决定；当地群众自发捐资为他塑雕像、修纪念馆、立功德碑，树“百廉塔”；他的故事被编成歌、排成戏、写成书、出成连环画册；家乡人民还成立了孙文龙精神研究会，办起了纪念网站。

同样是为官一任，为什么有的人如过眼烟云，没给百姓留下多少印象，而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孙文龙在群众中的形象反倒愈加清晰挺拔？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人格魅力，能够让一名共产党人赢得“太行山上"焦裕禄"的崇高赞誉，在民众心中浇铸起一座永恒的丰碑？

聆听孙文龙的故事，是一次时空穿越，更是一次精神洗礼。

“我是党的人，党说要到哪里，就到哪里”

1957年春季的一天，阳城县孤堆底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小院。孙明仁老汉手里攥着一封信，脸拉的又黑又长。老伴吉小菊呆坐一旁，双目垂泪。

在刚拆开的信里，在省城工作的三儿子孙文龙投放了一颗“原子弹”：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动员干部、下乡上山”号召，自己向组织递交了申请，主动要求返乡支农。

孙老汉老两口膝下三儿一女，只有文龙一人闯出农村。先是参军，后又分配到山西省委机要处任机要员，深受单位领导的信任，自然也是老孙家最大的骄傲。

放着平展展的路不走，专往圪针窝里钻，这小子犯的是哪路神经病？！孙明仁老汉火烧火燎地打发二儿子孙文德赶到省城，代表自己亮明态度。就3个字：不同意。

跑到省城的孙文德把道理讲了一箩筐。但孙文龙主意已定，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很快，省委批准了孙文龙的请求。

孙文龙卷起行李，告别省城，回到了故乡阳城。

“小坤（孙文龙的乳名）到底图个啥？”孙文龙去世后，孙文德在三弟的工作日志中找到了答案：“我是党的人，党说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咱们生长在农村不能忘了农民，党号召我们到基层，咱就应当到农村经受锻炼，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信仰这东西，不抽象，很具体，有时候就是一句话、一件事。

在乡镇历练多年，35岁的孙文龙升任阳城副县长，之后又当上了县长、县委书记。职位变了，为老百姓办实事的痴心不变。孙文龙一直把桑蚕产业抓在手上，走遍全县380多个村庄，带领农民栽下上千万株桑树，短短几年就使阳城的桑茧产量位居山西之首、华北之冠。但长期超负荷运转，终于击垮了这个硬汉。1974年春，孙文龙在参加会议时当场昏迷。经医院诊断，他身患肝硬化，并出现腹水。

此后，孙文龙下乡，中药、药锅不离身。

1977年，为了加快改变革命老区落后面貌的步伐，当时的晋东南地委决定选调一名得力能干的同志到武乡任县委书记。常委们一致认为，担此重任者非孙文龙莫属，但考虑到他的身体，又举棋不定。

消息传回阳城，干部群众议论纷纷。

不少人都劝孙书记万不可调往武乡自讨苦吃。理由很简单：从工作的角度看，与阳城相比，武乡经济底子薄，付出的精力会是阳城的数十倍。从个人的身体状况看，孙文龙长期带病工作，肝病已经愈来愈重。

孙文龙理解干部群众对他的关心。

但地委领导与他谈话征求意见时，他还是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共产党员四海为家，哪里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苦，我不怕；累，我也不怕，就算把我这把骨头撒到武乡又何妨！”

地委领导一把拉住他的手：“大伙最不放心你的身体，可选来选去又离不开你，一定要珍重。”

孙文龙说：“如果只为了活着，那和木雕、泥塑有什么两样？只要孙文龙有一口气，就不会给党抹黑。”

孙文龙带着药锅，拖着病体，履新武乡，挑起了改变革命老区的重担。

任职3年，孙文龙带领武乡人民调整农作物布局，扩大小麦种植面积。当年就使全县的小麦播种面积由4万亩猛增到11万亩，第二年亩产由50公斤增加到105公斤，全县人均小麦由15公斤提高到60多公斤，创造了武乡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他还兴建发电厂、化肥厂、缫丝厂，为武乡的工业发展夯实了基础。

1980年，孙文龙调任屯留县委书记。这时，他已是肝癌晚期患者，一米八的大个子瘦成了一根柴。

在一次会议上，孙文龙晕倒在地，被抬进了长治和平医院。病情稍有好转，他不顾医务人员和家人同事的劝阻，强行出院回屯留。

“来日不长，更要好好干几天，即使短命，也心甘情愿。”他对前来探视的武乡县委常委、农工部长曹明魁说。

曹明魁潸然泪下。

1982年3月16日，孙文龙倒在了屯留这个最后的“战场”上，年仅51岁。

“什么是天，老百姓的事就是天”

文敏乡（现在叫固隆乡）是孙文龙回阳城工作的第一站。

1957年盛夏，文敏乡府底村有一个孤寡老农猝然去世。几天后被人发现时，已是尸腐肉烂，满屋恶臭。

时任乡长的孙文龙丢下饭碗，直奔府底。

老人生前无儿无女，单锅孤灶。孙文龙组织乡里干部连夜赶制葬衣。他自己像亲生儿子一样，亲自为老人穿衣装殓，选地破土，打坟砌墓，抬棺下葬。在场的人们感动地掉下了眼泪。

有人向孙文龙竖起大拇指：当官的给老百姓当“孝子”，自古没听说！

孙文龙不以为然：“不在老百姓最需要的时候出现，还要党的干部干什么？”

喝彩声一片。

事后，孙文龙在工作日志中记下了一段感悟：“什么事最大？老百姓的事最大！什么是天，老百姓的事就是天！”

1958年初春的一天清晨，寺头公社饲养员成启安老汉往家走，正好碰上了转任寺头公社管委会主任不久的孙文龙。一搭话，知道老汉生了病，孙文龙叮嘱：“好好休息几天。”

半夜，成老汉拖着病体去喂牲口，却发现草料拌得满满的，牲口吃得正起劲。

老汉犯了迷闷。回到家，推醒老伴说：“孩他娘，你猜今夜是谁替我喂了牲口？”

老伴答：“除了咱娃，谁肯顶替你？”

老汉说：“怕是孙主任吧。清早他碰到我，还劝我好好休息哩。”

老伴说：“你还不如想成是毛主席。孙主任管着全公社万把人的事，还有时间半夜三更替你这个老汉喂牲口？”

老汉说：“这倒也是。”

成老汉心安理得地睡了5个囫囵觉。第六天，他自觉身体恢复了大半，告诉儿子别再替自己喂牲口了。“我没有半夜喂过牲口啊。”儿子瞪大眼。一听这话，老汉的眼瞪得比儿子还大。

晚饭后，老汉夹着铺盖早早来到饲养室。心想，今晚一定要查查到底是谁干的好事。

快半夜时，一个高大的身影闪了进来。老汉大吃一惊：“孙主任呀，这是咋回事？！你也不是铁打的，工作一天，咋晚上还来替我喂牲口啊！”

孙文龙接过话茬：“别说见外话。今晚我就不走了，咱俩研究研究怎样喂好牲口的事。”

打这以后，成启安老汉感到身上有使不完的劲，一头头牲口喂得膘肥体壮。

孙文龙爱说一句话：这主意，那主意，让老百姓过上富裕日子才是好主意。

1958年的一天，时任寺头公社管委会主任的孙文龙到董家岭村下乡。走到一架山梁上，发现一个农民正在地塄边专心致志修剪一行桑树，便主动过去跟这个叫成兴安的人攀谈。

“老哥，你为啥费这么大的劲修剪桑树？”

“一亩百株桑，种田不纳粮。庄户人家养一张蚕，就有了一年的开销。”

“栽桑需要息地吗？”

“桑树长在地塄边，不占地，不遮阳，不与庄稼争水肥。”

“天旱怎么办？”

“天旱圪针旺，桑条冒一丈。这东西耐旱。”

孙文龙大喜。

从董家岭归来，孙文龙迷上了蚕桑。他拜成兴安为师，并在公社门前亲手栽了7株桑树做试验。试验获得成功，他又雷厉风行地在全公社推广栽桑养蚕。3年后，寺头的桑树由2400株发展到31万株，群众收入逐年递增。寺头一跃成了阳城蚕桑发展基地，1960年还被列为华北蚕桑检查团的参观地之一。

此后，孙文龙走一处干一处，为阳城、武乡、屯留3县群众栽下了数不清的“摇钱树”，给千万农户带来了享不尽的“红利”。今天的阳城早已成了闻名遐迩的“华北蚕茧第一大县”。

一生致力蚕桑发展，让“蚕桑书记”的美名在太行太岳乃至全省不胫而走。

苹果书记、养猪书记、棉花书记、粪篓书记、水利书记……老百姓送给孙文龙的雅号还有一长串，每一个的背后都闪动着他时时处处心系于民、千方百计帮农致富的忙碌身影。上世纪50年代末，阳城人还没见过苹果长啥样，是孙文龙率先从东北成功引进优良品种，让寺头万亩苹果园名扬晋东南；1967年，在孙文龙的主持下，海拔1000多米的阳城县大安头创造了高严寒山区植棉夺高产的奇迹，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彰……

1963年4月，孙文龙从寺头调往润城担任公社党委书记，寺头14个村的上千名群众闻讯自发前来送行。

老党员陈世轩手捧一双新鞋，死活要孙文龙换上。

孙文龙莫明其妙。

陈老汉解释：“孙书记，寺头自古有个传统，叫做"好官送鞋、赃官脱帽"。您为咱寺头人做了这么多好事，说什么也要换上这双新鞋。”

孙文龙热泪盈眶。

“我是一头不惜力的黄牛，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踏踏实实犁地”

孙文龙从寺头调任润城时，润城公社党委作出安排，决定敲锣打鼓到沁河渡口迎接他。

他们站在沁河渡口，从上午等到下午，也没看见孙文龙的影子。到渡船边问老船工，老汉说没看见什么孙书记，只远远瞅见一个背一只粪篓、提一把粪铲的人，从下游浅水处卷起裤脚蹚过了河。

这时，公社做饭的大师傅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一边还挥手喊：“大伙快回吧，孙书记已经到公社了。”

众人赶紧回公社。

一进门，愣住了：孙文龙坐在台阶上，灰头土脸，汗痕道道，粪篓、粪铲放在身边。

孙文龙笑着说：“怎么？背着粪篓就不是孙文龙了？八路军打仗，干部冲锋在前，战士越战越勇。既然提倡群众积肥，干部就该先背起粪篓。”

对公社干部搞迎来送往、讲排场的不良风气，孙文龙则当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实”是孙文龙一生的追求。孙文龙对人风趣地说：“我是一头不惜力的黄牛，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认认真真拉车，踏踏实实犁地。”

孙文龙当乡干部时，经常身背粪篓。当了县干部，他的腰里经常别着把桑剪，走到哪就剪到哪、示范到哪。老百姓说，孙书记这人闲不住，跌倒都想抓把土。

孙文龙的足迹踏遍了阳城的山山水水，能叫得上全县2/3以上大队干部的名字。群众说，孙书记“当官不像官，就爱跟老百姓吃一锅饭。”

1964年秋，阳城农村田间三荒（苗荒、草荒、虫荒）的问题严重。一天大清早，润城公社党委书记孙文龙到王村检查棉田锄草工作，大队负责人一张嘴就是大谈成绩。

孙文龙冷不丁地问了一句：“既然你说全大队的地锄了个遍，那老窑沟的二分地怎么还是草稠苗密？”

王村干部额头冒汗，心里嘀咕：孙书记怎知道那里有二分地没锄？

有人窥见孙文龙挎包里装着一条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裤子和糊满了泥巴的鞋袜，一下子全明白了，一个个羞得无地自容。

原来，孙文龙天不亮就到了王村，早在地里转了个遍。

这件事对全公社干部震动很大，工作中再也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事情很快在全县传开。有人编了两句顺口溜：“哄了爹哄了娘，就是哄不了孙书记”“敢哄天敢哄地，千万不敢哄孙书记”。

孙文龙也不是事事都看都准。但当他一旦了解到干部群众的意愿，便会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

有一年春天，阳城县委县政府部署棉花下种，要求等一星期后桃花开放、地温气温正好时再动手。

坐在下面的县农林局长王玉祥冒了句不中听的话：“扯淡！是眼瞎了还是腿断了，看不见今春气温高，桃花提前开了？听上你们的话再等一礼拜，恐怕是老杆底下误焰火(阳城方言，意思是本来很方便的事，却耽误了)。”

孙文龙不怒反笑：“走，去看看。如果真是老王讲的那样，立马动手种棉花。”

下乡一看，果真桃花初绽。

孙文龙拉着王玉祥的手说：“真要好好感谢你。”

后来有人问孙文龙：“王玉祥当着那么多人数落你，你这个县委书记怎能咽下这口气？”

孙文龙回答：“不管是谁提出批评，只要人家说的对，我们都理应照着去办，决不能为了"面子"丢"里子"。”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是孙文龙的做派！

“干前人没干过的事，走前人没走过的路”

阳城地处丘陵，十年九旱，解放了多少年老百姓还一直吃救济粮。刚当上副县长的孙文龙，又是下乡调研，又是查《县志》，又是找农业、水利专家座谈，一个引沁河水到北留，利用湖泊自然落差建设水轮泵站的大胆想法在他的胸中逐步形成。可就在孙文龙准备甩开膀子大干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苗苗”，被“揪”出来，夺了权。

孙文龙不肯放弃自己的计划。白天挨批判，晚上偷偷地和技术人员一起查阅资料，计算沁河的流量，精心设计北留水轮泵站的草图。神秘地像地下工作者。

妻子梁小焕含泪劝叨：“你一个被夺权的干部，还管那么多干啥？”

老部下何虎林悄悄传话：“也不看看什么时候，不搞革命，搞什么工程！”

孙文龙回答：“说不担心那是假话，但地里浇不上水我更焦心。”

1968年9月，孙文龙又“站”了出来，任县革委会副主任。他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向县革委会提交了建设北留水轮泵站的计划。

县革委会主任李维彬感到很为难：“现在头等大事是搞革命，能不能稍放一放再说？”

孙文龙急了：“30万人要吃饭。利用沁河水建水轮泵站，换来万亩良田，我们为什么不干？”

李维彬又有些担心：“劈山改河，引水上山，这在咱阳城历史上前无古人，光民工就得动用几千号。这步子是不是走得太大了？”

孙文龙说：“当干部不能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问题不敢抓，就是要敢干前人没干过的事，敢走前人没走过的路。”

李维彬点了头。

但方案上了常委会，两次讨论两次没通过。道理大家都懂，但那样的形势下，谁也为难。

孙文龙又急了。方案再一次提交常委会讨论，他在会上大声朗读“最高指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还表示要把革命的战场搬到工地，革命生产两不误。

方案终于获准，会议还决定由孙文龙兼任总指挥。

经过数年奋战，北留水轮泵站终于建成。可浇灌耕地上万亩，是当时华北地区第二大水利工程，至今仍润泽阳城县大地。

前几年，河北省一家剧团排演了一部豫剧《公仆孙文龙》，迄今已在全国演出400多场。每一次演到“红薯渣事件”片断时，全场观众的鼓掌声、叫好声总是此起彼伏。

这个片断是根据一件真事改编的。

1973年春，阳城连遭3年大旱，全县严重缺粮。饿极了的人们不顾当时“全国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严禁私自贩运粮食”的禁令，成群结队地跑到邻近的河南找“粮”。其实，所谓“粮食”不过就是些河南人喂猪的红薯渣。但因为路上要过一道又一道的关卡，即便在河南买了点红薯渣，十有八九也防不住被没收。

了解实情后，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孙文龙在县委常委会上拍着桌子说：“罪过呀！真要饿死人，我们就是罪人。既然不让私人贩，就由政府出面买！”

没人吭声。在座的人心里都明镜一样：这往小处说是违反政策，往大处说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不小心就会被打成反革命！

孙文龙不是不清楚这一点，但现在是老百姓最需要干部担当的时候，他不能不站出来。

孙文龙又拍了桌子：“我们不能再含糊了，必须采取行动。”

有人反问：“出了问题，谁负得起这个责？”

孙文龙拍板：“我！”

就这样，孙文龙签字批条，县里拨出专款，组织车辆到河南购回100万公斤红薯渣，帮助群众度过了饥荒。

果然，不久后就有人把事情直接捅到中央。调查组进驻阳城。

孙文龙丝毫不惧。他坦然面对调查：“这红薯渣是为群众救命的。你们就是撤了我的职，判了我的刑，我都心甘情愿，反正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群众饿死。”

调查结束后，调查组负责人握紧孙文龙的手说：“孙书记，你做得没错，也让我们很受教育、很受感动。”

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官司”就此画上了句号。

“竿正才能影不斜，脚正才能不歪鞋”

孙文龙在武乡任县委书记时，正是党中央落实在文革和历次运动中冤假错案的时期，经他之手平反昭雪的案件达到上千起。

一天晚上，孙文龙一边吃饭，一边翻阅要求平反的厚厚一摞申诉材料。县里一个叫范进的老干部敲门进来，孙文龙赶忙让坐、让饭。

范进言语恳切：“孙书记，是你给我平了反，补发了工资，还恢复了工作。听说你啥都不收，可是我这份心意你不能不收！”说完话，放下500元钱就走。

孙文龙忙起身拦住。但左说右说，范进就是不肯拿回钱去。

孙文龙急了眼。端起饭碗，“啪”地一声摔在地上。碗碎了，饭撒了满地。

范进收起钱，老泪纵横：“孙书记，有你这样的好干部，群众有盼头！”

干部要过金钱关，不易。过家人关，更难！

孙文龙当阳城县长时，妻子无业，儿女年幼。一人挣工资，6张嘴吃饭，经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有人看不过去，“点拨”他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给爱人“想想办法”。

孙文龙也的确想出了办法。但不是给妻子招工上班，而是建议她自力更生，在家喂猪。妻子梁小焕从市场上捉回来两头猪崽，起早摸黑地挑着两只木桶，在附近挨家挨户地收泔水。孙文龙只要一得闲，就给妻子搭把手，挽起衣袖出猪粪。

县长夫人养猪，全县一片哗然。

孙文龙对不理解的人说：“竿正才能影不斜，脚正才能不歪鞋。我要不顾别人先去安排自己的亲属，群众会怎么看我？叫我今后嘴短理少的怎么工作？”

孙文龙与自己的通讯员小吴有个约定：若是他俩哪一个多吃公家一嘴、多拿公家一点，没违反约定的人就拿剪刀剪掉对方的手。

1976年底，阳城县委机关将孙文龙评为困难户，小吴把100元救济款送到了他家里。

孙文龙问明情况，阴沉着脸，半晌没说话。

突然，他抓起一把剪刀，塞给了小吴：“当初咱俩的君子协定，你没忘记吧？来，从手脖子这儿剪！”

小吴愣愣地站着，眼圈发红，憋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孙书记，你咋不算困难户？看看婶子身上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再看看孩子们，破衣烂衫的不说，放学回家还得去拾炭……再说，这救济表是我填的，困难户是大家评的，跟你无关。”

孙文龙沉默半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再穷，还能比老百姓穷？这救济款不能要！”

小吴含着泪，又把救济款交回了县委办公室。

1973年，孙文龙的大儿子孙太林高中毕业。在孙文龙的劝说下，太林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乡孤堆底村当了农民，接受锻炼。他很快凭借勤奋和努力，受到了村民的拥护，先是入了党，后来又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转眼3年过去。县里给公社分配了一个推荐上清华大学的名额，乡亲们一致同意好后生孙太林去上。名单送交县委审核时，孙文龙却亲手划掉了儿子的名字。

孙太林火冒三丈，找到父亲理论：“贫下中农推荐我去上学，你为什么不同意？难道政策规定县委书记的儿子不能上大学？！”

妻子梁小焕也为儿子据理力争：“你让我养猪，我没有意见；你让孩子们到农村接受锻炼，我也没有意见。可你不让孩子上大学，这可是阻了太林的前程啊……”

孙文龙最终也没松口。他歉意地对妻子说：“我是孩子的爸爸，绝没有不愿让自己孩子深造上大学的道理。但我还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必须先人后己，在这方面你们不能拉后腿!”

1977年，孙太林准备结婚，当妈的想排排场场地办一场婚礼。

这时，孙文龙刚接到去武乡的调令。他对妻子“做工作”说：“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县委书记，太林的婚宴还是应当从简。阳城的干部问，就说要在武乡办；武乡有人问，就说在阳城办。两地都不惊动，这有多好。”

没通知同事好友，没响一声鞭炮，孙文龙给儿子办了一场简朴之至的婚礼。

孙文龙给家人立下的这些"规律"，今天看起来似乎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但随着时间的沉淀，如今孙家兄妹对父亲有了更深的认识。孙太林说：“父亲也爱家人，也疼孩子，但他的心中更有着一份大爱。”

1982年3月16日，孙文龙因病离世。

连任3县县委书记的他，居然找不出一身没有补丁的囫囵衣服，装殓时穿是生前兼任县武装部第一政委时穿过的一身军装。

离开阳城前，记者慕名走进了久负盛名的桑园、蚕室。

初秋的太行山上，一块块桑园绿浪翻滚，生机勃勃。蚕室大棚里，白胖的秋蚕啃着嫩绿的桑叶，发出令人心醉的沙沙响声。寺头乡的一名蚕农介绍，每次家里有贵客来，阳城农民都会炸一种叫“油圪垛”的稀罕小吃。这时候，好些蚕农总会盛上一碗，恭恭敬敬地献在桑园和蚕室里，不是献祖宗，也不是敬蚕神，而是悼念给大伙栽下“摇钱树”的孙书记。

这是人民对孙文龙的最高赞誉。

耳畔不禁回荡起了那句名诗：“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本报记者 李志军 范非）

来源：晨报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