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带你看看最新的数据，上周五统计局发布的8月份青年失业率，又创新高了。这还是在统计局调整了统计方法之后的结果，如果按照老方法来，失业率可能超过20%，也就是说，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找不到工作。这比2020年和2022年那两个特殊年份还要糟糕。
咱们拿2021年和日本1991年做个对比，看看日本90年代的青年失业率。日本房价泡沫破裂后，青年失业率从5%飙升到8%，但即便如此，也没现在国内一半高。大家都说“我们不一样”，但现实却是“另一个方向的不一样”。
这可能意味着国内就业市场的供需更加失衡了。岗位供给减少，求职需求增大，这背后不仅仅是结构性摩擦那么简单。好职位太少，年轻人又不愿意接受低薪工作。这种摩擦背后，其实是不同企业属性的利润在起决定性作用。
比如，为啥毕业生们都想挤进体制内？因为过去8年，国企的表现“完胜”民企。当大家讨论国企分红带来的财产收入时，却很少有人分析国企增量利润对民企的挤出效应，这是否加深了就业市场的困境，导致工资收入反而下降。
这8年来，我们看到青年失业率的快速上升和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同时发生。小编查阅了NBER的论文，确实有研究失业率和生育率的相关性。逻辑上也容易理解，劳动者在疲软的就业市场上，对未来就业预期悲观，自然选择生孩子的比例就会下降。
论文建议，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修复失业率，另一方面在失业率高的时候，财政要投入足够的资金保障失业群体的需求。但目前政策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实际的投入，积极的措施也很少。
给人的感觉是，青年失业率高，好像是青年自己的态度问题。但这种“鸵鸟”心态并不利于广义财政。之前小编解释过，青年失业率越高，越会压制年长者的消费意愿，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交易度降低，税收减少，同时影响土地收入，广义财政收入紧张，投资-债务-GDP模式的增量减弱，GDP边际下行。
价格在减弱的交易环境下，也会影响资产价格。这些问题和矛盾，虽然已经被“建议”了很多年，但依然“顽固”地走在这条轨道上。如果小编没算错，这次“延退”的推出，可能会加剧经济的结构性失衡，继续弱化长期基本面，青年失业率也可能会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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