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大众文化中的阶级与性别

大众文化是普遍存在于我们社会当中的，它反映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在对它的具体探讨中，可以透视出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我希望我的讲座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年来关注大众文化。

我对于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的基本构造有着一些特别的感受和体验，从我对它的评估中可以看出我的基本社会立场和姿态。在现在的社会中最突出的一个现实就是阶级的重构和建造，事实上这一个阶级的重构过程也是性别的重构过程。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也参与过关于女性主义的一些讨论，对女性主义进行重新的定位和阐释，在这些讨论中，我发现，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阶级的重组是始终和性别的重组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一个问题进入我的思考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造成我的困惑，这种困惑是内心和表达上双重的。我常常被标上女性主义的标签，但是我在近年来一直拒绝以这样一个女性代言人的身份登台，原因在于进入九十年代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先考虑和警醒的的问题是代言的问题，我们是为谁代言，谁给了你代言的权利，你应该怎样代言。作为我就应该考虑如何来代表中国如此多的女性，我是否能代表她们。95年以后这个阶级与性别的问题成了我关注的核心命题，构成了对我这种女性主义者的反省，我的女性主义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可能扮演怎样的角色，曾经扮演过怎样的角色。我总是发现我在代表女性这样一个角色发言时，在处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时我很强有力，但是当我面对整个中国社会，中国大众文化，中国变迁的历史时，我的女性主义就隐退了，我此时首先关注的是阶级现实，尤其是阶级重组的现实。面临这样的两个问题，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我想从具体的实例中来谈谈现在社会中阶级与性别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漂亮妈妈》这样一部电影吧，在这部电影的上映前，导演就说过这是一部反映下岗女工的电影，但事实上我们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反映母爱的电影，虽然它也从一些方面体现了下岗女工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更多的是被女性母爱这样一个问题所遮蔽。更有趣的是，在对下岗工人这样一个报道中，我们时常会看见的是加上前缀和后缀的女工下岗和下岗女工，但是，现实生活中只有女工下岗吗？下岗男工在哪儿？在这个社会变迁中男性在哪儿，似乎这只成了女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阶级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很难从女性的角度去讨论，如果只是从性别这样一个方面来看，我想是极其不够的。

在现实运行着的文化逻辑中，社会上存在着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修辞学，这样一个修辞学它总是用一种修辞的方式去对中国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命名，而这种命名不是体现了社会问题的真面貌，而恰恰是遮蔽了许多东西。我们再来看看下岗问题，事实上下岗问题，是一个极其明显的失业问题，但是我们却用了下岗这样一个问题来遮蔽我们一直在历史或者说情感上都不想承认的失业问题。而我们在这样的问题中会很有趣的发现，下岗问题还跟女性扯上了很多关系。在许多媒体讨论下岗问题时，一些非常时尚的媒体提出了这样一个新鲜的名称“全职太太”，似乎是想把下岗和“全职太太”联系在一起。但是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所谓的全职太太都是一个极其的特殊阶级的问题，跟下岗的问题和下岗的阶级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一种很明显的社会修辞学。

这样一些例子都让我看到单纯的女性问题是不能让我深入讨论的，面对中国的现状，尤其是社会修辞学的进入，让我们必须要获得一种特殊的角度才能发现被遮蔽的一些东西，而这种特殊的角度就是阶级和性别的结合。我想这是一个人文学者所必须具备的。

当你站在阶级的立场考虑问题时，我们总是说性别的问题也就是阶级问题，而当我们站在性别的立场考虑问题时，会发现我们所讨论的性别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属于一个特定阶级的。他们二者都是这样联系着的，对于我们文化人来说这是一个二难的选择。事实上，阶级和性别这样一个相互遮蔽的关系有着它的历史和渊源，我们在考虑他们的时候是不能忽视的。而且这样一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存在的，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有着这样的困惑。

阶级和性别的问题在社会中无时无刻的影响着我们，而作为一个大众文化的研究者我不能不去关注和考虑这个问题。况且大众文化比传统的精英文化更加强有力地建构着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能够从大众文化中更深切的看到阶级和性别的问题是相互关系的，相互伪装的，是相互遮蔽的，是交错着进行的。我们曾经拥有的女性主义可能有着偏颇和某些误障，需要的是批判性的眼光来思考，来讨论我们的性别问题，以及和性别问题相关联的阶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