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前离世，这本书满足了我们对他的终级想象

伟大头脑No.37

Albert Einstein

爱因斯坦(1879—1955)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其痕迹之深，令人感叹。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其影响没有丝毫减退的迹象，相反，却日益激励和启发着我们（文末有惊喜）。

1905年，年仅26岁的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纪事》上发表了四篇划时代的论文，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重新阐释了空间、时间、质量与能量之间的关系。

这一年被后人称为爱因斯坦的“奇迹年”，正如1666年被称为牛顿的“奇迹年”一样。那一年，牛顿因躲避瘟疫回到老家，发明了微积分。

年轻的爱因斯坦，充满反叛精神，从不把权威放在眼里：“厚颜无耻万岁！它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守护天使”。

他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刻薄的学生，是恶作剧爱好者，是对婚姻疑虑重重的丈夫，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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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成功不是基于新奇的实验，而基于严格的逻辑，不是基于当今最深奥的问题，而基于最基本的问题。

Where Is Einstein? 他无所不在。《我的爱因斯坦》就是一个见证。

为这本书贡献内容的，有的是诺贝尔奖得主，有人是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还有很多物理学领域的开创性理论的提出者，还有人出身于贫苦人家……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在爱因斯坦影响之下，找到了自己值得自己毕生投入的事业。

遇见爱因斯坦，我才22岁

理论物理学家，“黑洞”“虫洞”概念首创者

——约翰·惠勒

1933年秋天第一次遇见爱因斯坦时，我才22岁，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博士生。

爱因斯坦那时54岁，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科学家。我们相遇的场合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场演讲，当时他也是刚刚到达这里，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就职。由于害怕引起大规模围观，这场演讲并没有对外部公开。

1938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之后，我开始定期地约访爱因斯坦。通常我们会在爱因斯坦位于美世街112号的家中的二楼书房见面，而非研究院。他总是很慈祥，带点儿固执，无忧无虑且乐于助人。

虽然我们变得亲近且友好，但从未成为亲密的朋友。在年龄、声誉、文化背景和世界观方面，我们俩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差异。然而在余生里，爱因斯坦一直是我最重要的导师和决策咨询人。

如果一个粒子能一次沿着所有路径到达目的地（虚拟路径）——这也是历史求和法的本质，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再考虑粒子如何“决定”该走哪条路的深奥问题。我解释了这个想法并说道：“关于这种解释量子力学的新方法，你不觉得这是完全可行的吗？”爱因斯坦不为所动。“我仍然不相信上帝会掷骰子。”他回答道。正如爱因斯坦自己所形容的，他就像头骡子一样倔。没有什么能动摇他的坚定信念：量子力学在核心问题上存在缺陷。

爱因斯坦也非常清楚自己古怪行为的声誉。我的秘书杰姬·富斯基尼在孩提时“见过爱因斯坦”。当时她的妈妈带她去纳苏街，可能是去参观尼尔的移民面包店，这可能也是爱因斯坦最喜欢的面包店之一。

在街上或者在面包店里，她们碰巧遇到了这位著名的教授（有人告诉杰姬，他是在世的“最聪明的人”）。他头发蓬乱，脚上穿着旧球鞋和不合适的袜子，或者压根没穿袜子。他对她们回以微笑并点头示意。有一次，他还邀请杰姬的小学全班同学到他家去，不是去喝茶，只是去参观和交流。

关于几何子的谈话可能是我与爱因斯坦的最后一次谈话，那年他75岁。仅6个月后，他就去世了，那是1955年4月。

如果那年的早些时候我能够和他坐在一起交换想法，那该有多么美好。当我和学生探索黑洞、虫洞和引力辐射时，当我和基普·索恩汇编我们对相对论的理解时，能够和爱因斯坦聊聊，该是多么美好。

以其深刻的洞察力，爱因斯坦可能不会对我们当前的研究内容感到多么惊讶，但我总愿意相信他会非常感兴趣，甚至有点激动。这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情。

我常常幻想与爱因斯坦坐在一起探讨黑洞——当前关于它们存在的证据越来越多。

爱因斯坦在哪？无处不在

实验物理学家，阿彭斯物理中心研究员

——玛利亚·斯皮罗普鲁

2004年5月28日，巴黎，地铁里。地铁滑动门上方贴着一张印有爱因斯坦肖像的巨幅海报，上面有着他那典型的头发和眼神。旁边是一张年轻、时尚的21世纪雅皮士的照片，他笑容灿烂，商业范儿十足，下面用法语写着：“爱因斯坦不在，但我们（某公司及公司员工）随时奉陪！”

2004年7月初，鲁辛。在日内瓦郊区葡萄园的一家小餐馆里，一位红发服务员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发我们。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在巴黎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之后，又在自身所在地举办了一次卫星会议。我是和来自美国的朋友与同事一起来的，他们中有弦理论家，也有当今理论物理学界典型的激进分子。

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不过我听从了一位瑞士同事的建议，开车在实验室附近的乡村间随意穿梭，发现了各式各样的餐馆。在晚餐的最后三个小时里，我们一直在讨论当时的各种物理学问题，并围绕爱因斯坦展开辩论和思考。

我们是最后离开餐馆的一桌人，几乎是被赶出去的。

2004年，7月中旬，维也纳，大型强子对撞机物理学研讨会。最后一个演讲者是来自费米实验室的克里斯·奎格。我记得他的结语是：“下一个爱因斯坦会将科学思维引领向何方？”

2004年，7月末，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我问斯坦福大学粒子理论学家和模型构建者萨瓦斯·季莫普洛斯，是什么激励他成了一名物理学家。他回忆起了小时候在雅典读过的两本关于爱因斯坦的传记。

自从我宣布自己是一名物理学家的那一天起，爱因斯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们家庭矛盾的一个焦点。

每当我从大学回到家中，父亲总会问同样的问题：“一个世纪以后，你会获得超越爱因斯坦的成就吗？不会？目前也不会？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一些物理学上的进展？”现在他仍旧会问同样的问题。

今天，爱因斯坦在哪儿？实际上，他的身影无所不在。

在我们的研究、学习、实验和计算中；在大学物理学和文化史的课本里；在我们的俏皮话里；在半夜打电话探讨解决某个荒谬问题的荒唐想法的朋友和同事心中……

在那些知道如何变得可爱谦虚和如何扮演媒体上的角色的知识分子的心中；在每一次反对核武器的示威游行中；在所有对权威表现出些许不尊重的年轻人和所有激进且有名望的老年人当中……

在那些逃离了专制压迫的家庭和心胸狭窄的教育者魔掌的人当中；在所有不将自己当回事的天才身上……

在所有那些试图攻克他们知道自己不能或无法解决的问题的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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