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灭亡的原因，被史书隐藏得太深，夏桀果然被冤枉了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暴君，夏桀一直被史书认为是夏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他与商代纣王一样，在位时荒淫无度，排挤贤臣、重用奸臣，穷兵黩武，搞得天怒人怨，所以商汤登高一呼，诸侯、百姓云集反桀，通过鸣条之战一战灭夏。总之，古代史书笔下的夏桀，就是夏朝灭亡的根源！

然而现代研究表明，夏朝灭亡另有深刻的原因，夏桀只是夏朝灭亡的表象原因，将夏朝灭亡的全部原因归咎于夏桀，则明显是冤枉了他。

贯穿夏朝始终的敌人，是来自东方的夷人，而在夏朝晚期，夏桀与东夷的战争中，商人部落在商汤带领下开始崛起。

夏朝初期，代表东夷势力的伯益，与代表夏族势力的夏启，双方之间爆发过争斗，《史记》中说的伯益“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背后折射的其实是夏夷之间的争斗。

不久之后，后羿代表的东夷势力反扑，史称“太康失国”，后来少康击败东夷势力而中兴了夏朝。《竹书纪年》记载：“后相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其中，“相”是太康侄子、中康之子、少康之父。

虽然少康中兴夏朝，但东夷势力并未消失，直到夏朝晚期还困扰着夏朝。《竹书纪年》记载：“（后发，夏桀之父）诸夷宾于北门。”

对于夏朝的灭亡，《左传》中说“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桀克有缗以丧其国。”所谓“有缗”，是一个古国名，位于山东济宁金乡县东北，是部分东夷人建立的国家。

由于夏夷的长期斗争，一方面削弱了夏王朝的实力，一方面使得夏桀将目光重点放在了东夷身上，于是商族暗中积蓄实力，最后商汤灭了夏朝，《墨子》中记载是“桀无待汤之备，固亡”。

其实，这与商代灭亡有些类似，纣王首要敌人是东夷，他长期与东夷的战争，让西方的周人部落获得迅速崛起的战略时机，最终“纣王克东夷而亡国”。

纵观中国历史，任何一个王朝的灭亡，往往都与国力衰落有关，真正强盛时不太可能突然灭亡。关于夏桀时期夏朝的国力衰落，史书有以下三方面记载：

首先，《史记》中说“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孔甲是夏朝倒数第四位君主。一个诸侯叛夏，可能有着特殊的原因，但“诸侯多叛夏”，大抵是夏朝国力衰退，无力控制诸侯了。因此，少康中兴之后，东夷一度臣服夏朝，但到了孔甲时，随着夏朝实力衰退，于是诸侯就接二连三的叛乱了。可惜的是，司马迁认为诸侯叛乱是“君主不修德”，而不是从实力对比方面分析。

其次，《国语》中说“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河流干枯自然不是上天认为君主“无德”降下的灾难，而是一种异常天气。《中国历代气候变化》中提到“夏商时期是温度偏高明显的气候时期”。气温较高，就可能带来干旱问题，所以夏朝有“羿射十日”的传说，胤甲（孔甲之父）时西河枯竭，《墨子》中说“至于夏王桀，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直到商初仍是“汤七年旱”。显然，对于古代农耕国家来说，长期干旱必然导致国力受损。

第三，《史记》记载夏朝分封了很多宗族，比如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他们是夏朝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太康失国的过程中，斟寻氏就保护过“相”，并在少康复国过程中给予少康帮助很大。但在商夏斗争过程中，却基本上看不到他们的影子。因此，要么是这些分封出去的宗族被衰落或灭亡了，要么不与夏后氏一条心了，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说明夏王朝在衰落。

除了上述三点之外，著名学者翦伯赞在《先秦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之末，商族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超越夏族了，这从小屯的遗物中可以看出来，商族就挟着他们较高的生产力，向夏族展开征伐，在不断的战争中，商族又从夏族的诸氏族中，获得不少财富，并且开拓了广大的疆土，及由此而来的贡纳。”翦伯赞认同“夏商并存说”，认为商族早已向夏族发动战争，不断攻打夏族以及其分封的宗族，削弱了夏朝壮大了自身，最终由商汤灭掉了夏朝。

由于夏朝国力不断衰落，商族国力不断上升，此消彼长之后，夏桀根本无力改变夏朝命运，最终商汤灭夏也就符合王朝兴衰更迭的逻辑了。

可见，夏朝灭亡的原因，主要在于夏朝国力衰退、以及与东夷的战争，而夏桀自然不可能没有责任，只是相对于前两者，夏桀只能算是夏朝灭亡的表象原因，将夏朝灭亡的原因全部归咎于他，显然是冤枉了他。

然而，历代史家将夏朝灭亡的原因，却归咎于夏桀的“无道、不修德”，甚至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极有可能虚构或放大了夏桀的一些恶行！

司马迁崇儒，他在《夏本纪》中将夏朝灭亡的原因归于夏桀无德，商朝兴起的原因在于商汤有德：“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后来，司马迁编撰《殷本纪》时，也是突出纣王无德、文王有德。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史书可能虚构了一些内容，比如纣王酒池肉林，夏桀也有“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但这明显不太可能。有趣的是，夏桀与纣王还有很多事迹非常相似，夏桀囚禁过商汤，纣王囚禁过文王；夏桀宠信妹喜，纣王宠信妲己；夏桀杀劝谏的忠臣关龙逄，纣王杀劝谏的忠臣比干.......如此种种，很难让人不怀疑其真实性！

当然，史家出发点是美好的，突出夏桀纣王等个人品行问题，以此告诫当时的帝王，不修德政、荒淫无道的话，就可能像夏桀纣王一样亡国，这对于规劝帝王品行是有益的。但虽有警示作用，却忽略了对王朝兴衰真正原因的探索与总结，于是就很难发现治国中存在的真正问题，或许这也是中国陷入“王朝周期性兴衰怪圈”的原因之一。

参考资料：《史记》、《竹书纪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