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

刘擎，1963年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2003），2007年美国布朗大学Fulbright访问学者，2017年昆士兰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兼任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华东师大历史系、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学、世界政治与当代政治思潮。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以及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发表著作包括《声东击西》(2005）、《悬而未决的时刻》(2006）、《中国有多特殊》(2013）、《纷争的年代》(2021）和《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2021）等。

【正文】

我们曾提到，所谓“理性的自负”，是指对人类的理性能力抱有过度的信心，相信理性能获得几乎完美的知识，从而构建出完美的社会规划，实现理想的人类生活。

哈耶克的这个概念有着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在20世纪，西方思想面对的两大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释纳粹德国的灾难和苏联模式的失败。哈耶克正是依据“理性的自负”这个概念对这两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纳粹与苏联的历史和“理性的自负”有什么关系呢？哈耶克的回答有什么特别之处，又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这一节我们来讨论这几个问题。

事实上，哈耶克用“理性的自负”来解释德国和苏联的历史，这是不同于当时主流看法的另类观点。

在二战后期，西方主流观点认为，纳粹德国和苏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模式：苏联是超理性的，而纳粹是非理性的，两者相距甚远。但哈耶克认为这两种模式的病根是同源的，都来源于“理性的自负”。具体表现就是，在经济领域中推行计划经济，在社会规划中依赖高度理性化的系统设计。

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了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其中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批评已经非常有名了。但很多读者往往忽视了一点：这本书中还专门探讨了纳粹主义的思想起源。在此之前，流行的观点认为纳粹主义是一个没有思想深度的反理性运动，是一群疯狂之人的所作所为。哈耶克说，事实并非如此，纳粹主义有它深刻的思想起源，它其实是集体主义梦想的一个最高版本。

哈耶克分析指出，推崇组织计划的思想早在20世纪初就在德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引用20世纪20年代德国出版的一部著作《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里面这样写道：

“普鲁士的观念”要求每个人都应当成为国家的公务员……未来的国家将是一种官吏治理的国家。将来是商业统治国家，还是国家统治商业：必须由德国来为全世界解决这个决定性的问题。

从1930年初期，德国就开始创建一套强有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包括建立一系列经济控制机构，通过垄断集团来控制企业，甚至直接由政府来规定商品价格，等等。这种做法一度非常成功，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创造了德国经济复兴的奇迹：国民生产总值在1932年到1937年间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但在这种奇迹中隐藏着深刻的危险，比如农业的各个细微环节都受到了国家的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在进一步向战争经济转型之后，德国的经济体制最终随着战争失败而破产了。

哈耶克强调指出，这种规划模式表明，纳粹德国并不是疯狂的产物，在它的思想和实践中都包含着高度理性的部分，试图用理性的现代化来铲除所有非理性的东西。甚至在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中，纳粹的口号首先不是仇恨，而是用伪科学来证明犹太人是不符合秩序的存在，因此他们要被铲除。纳粹德国在道德和社会秩序上的“洁癖”都来自所谓科学理性，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的终极知识，想要无限度地追求卓越。

这里就体现出了哈耶克的另一个独到之处。和当时西方主流观点不同，他对纳粹德国的批判诊断首先不是道德指控，而是揭露它在认知上的错乱：纳粹的灾难不是一群疯子或恶魔造成的，其根源是对“理性”的错误认知，被“理性的自负”所诱惑。

人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极其崇高的，但“理性的自负”会让事与愿违。哈耶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波普尔的看法相当一致。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既然“理性的自负”如此危险，那我们防范警惕就好了，对吗？这当然是最直接的反应，但哈耶克的告诫还要深刻得多。

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这本书中提到，理性的自负之所以致命，是因为我们很难逃脱一种诱惑，就是想用理性去做整体设计。因为这给了我们一种期望，用整体规划能够摆脱和征服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它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但是，这是一个虚幻的期望。

在这里，我们就进入了哈耶克思想的深层。他告诫我们，必须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必然无知”。这不是说人类什么都不知道，而是强调人类的知识总是有局限的，必然包含着无知的一面。

在哈耶克看来，理性有两个作用。第一就是追求知识。但是，理性并不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有句名言说，你知道的越多，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想用理性去穷尽知识，这就是理性的自负，是一种幻想。所以，理性有第二个作用，就是认识到理性知识本身的局限性，对此保持审慎和怀疑。

所以，计划经济的根本弊端，就是自负地认为人类能够获得充分的知识，设计完美的秩序。在哈耶克看来，这根本是不可行的。

可是，如果承认人类的必然无知，那么社会秩序又如何产生呢？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核心概念：自发秩序。

哈耶克指出，即使没有人为的整体设计，秩序也能够自然生成、自发演化。我们举过乡间小路、语言和法律的例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为经典的自发秩序是市场中的价格机制。

商品应该如何定价呢？照理说，这和消费者的需求有很大关系。要合理定价，你就要了解这些需求。但消费者的需求千差万别，同一件商品对不同的消费者很可能有不同的作用和价值，你不可能了解到每一个消费者的具体需求和购买动机。没有充分的知识，怎么能够做出合理的定价呢？

哈耶克说，市场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市场自发地提供了一个交换系统，把千差万别的需求汇聚起来，形成一个市场价格，能够对复杂的需求及时做出反应。在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中，一个没有经过刻意设计的秩序出现了，即使仍然没有人能够获得全部的信息和知识，但市场本身也能自发形成相对合适的价格。这就是自发秩序。

而计划经济的定价机制就大不相同了。计划经济中的政府定价，理论上似乎可以通过商品价格来规划和调节整个经济体系，让社会资源得到完美的配置。但在哈耶克看来，这种完美的合理性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这要求计划经济的指挥者对整个社会的需求有非常充分的了解，达到一种近乎“全知全能”的状态，掌握所有知识和瞬息万变的信息——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由集中的计划来决定价格、决定资源配置的方案总是片面或者武断的，最后很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哈耶克对于20世纪思想的两大核心问题做出了独到的解释和批判，他的思想本身也在20世纪遭遇了波澜起伏的命运。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后来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但在1944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他的观点在思想界位于边缘的位置。在和凯恩斯的论辩中，起初也是凯恩斯占据上风，因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刚刚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更受欢迎。

直到20世纪70年代，哈耶克的声誉才有所好转。1974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人们在那时发现，计划经济模式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它的弊端。

到了80年代，以里根和撒切尔执政为标志，放任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越来越盛行，哈耶克的声誉也随之提升。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一时间哈耶克的声名如日中天，他被看作是一个理论先知，在几十年前就预言了苏联的末路，曾经边缘的哈耶克思想变成了新的主流。

然而，随着近三十年来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增长放缓，人们又开始反思和批评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

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看待哈耶克的思想呢?

在我看来，哈耶克既不是异端，也不是先知。他的思想有深刻的洞见，但不应该被当作是教条。记得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事，著名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曾经说过，哈耶克自己也是一个计划主义者，他是“那种想阻止一切计划的计划主义者”。但这也是对哈耶克做了教条主义的解释。

实际上，哈耶克自己并不是反对一切具有计划取向的实践活动，否则他对中央银行和高等法院的设想就完全不可思议了。他当然明白，人的实践活动中总是存在着有意图的计划，这是因为人类意识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性，能够对未来做出设想，以此来引导实践。如果说要强行否定和消除人的这种意识特征，那才是最反自然的“人为设计”呢。

哈耶克真正要反对的“理性的自负”，是那种妄想能够彻底扫除无知的、全知全能式的计划方案。恰恰是因为计划活动是不可消除的，我们才要防范计划像这样被使用。哈耶克和波普尔都提醒我们要警惕理性，这不是因为理性不好，而恰恰是理性很好、很管用，所以才要特别警惕对它的夸大和滥用。

康德曾经说，人类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敢公开大胆地运用理性。哈耶克则进一步揭示出，如果妄想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这是人类的另一种不成熟。事实上，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