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大学生想兼职挣钱，最后闹上了仲裁庭

湖北某高校大三学生张涵、王鑫、李燕没想到，因为想兼职挣钱，最后闹上了仲裁庭。

2023年4月，此3人陆续与武汉起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起飞传媒”）签约，成了该公司的主播。合同约定，双方发生纠纷如果协商不成，将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直播一个多月后，3人索要保底薪酬时吃了闭门羹。感觉不对劲，她们向公司提出解约。双方沟通未果，起飞传媒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每人支付7万元违约金、5000元律师费以及全部仲裁费用。历经周折，今年7月，双方达成和解。

这几名大学生的遭遇并非个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大学生”“主播”为关键词检索到2023年公开的多份裁判文书，11份判决书中，原告是直播公司，被告是在校大学生或刚毕业的大学生。其中10份文书显示，法院判定大学生需支付4000元到15万元不等的违约金。

走进直播间想兼职的大学生，却因合同纠纷被索要高额违约金，成了法庭上的被告或仲裁庭的当事人。保底费、签约费中暗藏哪些玄机？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5000元保底费吸引大学生签约

提起与起飞传媒法定代表人李某沟通签约时的情景，3人对当时李某开出的诱人薪资记忆犹新。

“前3个月，每个月5000元保底，另外还有5000元签约费。除了保底收入，还有打赏提成。”张涵记得，李某当时说，“不管干成什么样，5000元保底都能拿到”。

李某不认可这个说法。他告诉记者，自己不负责招聘主播。据他了解，公司与大学生是合作关系，公司要么提供签约费，要么提供保底，不会都给。

对于工作内容，李燕说，当时公司人员要求她们每天直播5个小时，在抖音上和网友聊天。

这3人中，只有李燕在抖音上有1000多名粉丝，对直播有一定了解，她有些担心完不成任务，“每天都要播，不能断。我白天还有课，怕没时间”。

对于李燕的担忧，李某告诉她，可以晚上没课的时候播。

“公司有团队‘包装’我们。”虽然没有直播经验，但张涵觉得有公司培养，自己一定行。

利用课余时间兼职，还能拿5000元保底，3人决定签约。拿到手的电子合同共11页，最后一页是“合作协议项下实际投入支出确认单”。上面显示，每人的签约费是3.5万元。

“为什么签约费变成了3.5万元？”李燕当即问李某。“他当时说，我的签约费是5000元，剩下的3万元是以后培养我或者租房直播的费用。我当时想，我的长相不算特别出众，也没什么才艺，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签约费？”李燕回忆，“听到他当时说实际上只有5000元时，我感到还比较合理，就放下了戒心”。

听到李某的解释，王鑫也觉得合理，“自己的能力摆在这里，就值5000元”。

李某告诉她们，签约费到账后，需要以现金形式返还3万元给他。“公司会租房子，这笔钱他出了，走的是他个人‘私账’。”张涵说，这是李某当时给出的理由。

李燕没多想，“他说要现金，我还以为是为了少缴点税”。

既然要收回3万元，为什么不能转账而只要现金？面对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李某没有正面回答。

在“法大大”第三方电子合同平台，她们与起飞传媒签了约。签约后，3人称，收到起飞传媒转来的3.5万元。根据王鑫、李燕提供的交易截图，记者看到，确有3.5万元进账。交易备注均有“签约费-起飞传媒-李某”字样。

钱到账后，3人按照之前的沟通，由自己或委托同学取现给李某。她们提供的交易截图显示，均有取现或转出3万元给李某的记录。

张涵、王鑫、李燕3人与武汉起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杨雷/摄

门槛一道道，想拿保底不容易

按照约定，李燕3人用个人抖音号进了起飞传媒“公会”（“公会”是直播平台为便于经纪人或公司管理旗下主播的收入和运营，为其开设的管理性质账号——记者注）。几人提供的“公会”合作详情页面截图显示，“保底收入5000元/月”。

直播了一段时间，起飞传媒运营约谈了她们。

张涵感觉运营在“挑刺”：“我当天播够时长了，（他们）说我播的内容不行。我把内容播好了，又说我没找‘大哥’要打赏。我要打赏了，又说内容不达标。”

李燕说，运营经常拿她和成熟主播比，比如，“你看看人家直播一晚上赚几千、几万，你看你一天的流水怎么这么少”。

李某不认为这是“挑刺”，而是公司对主播的帮助。他说，公司运营会根据直播情况与主播一起复盘，针对直播出现的问题给出建议。但张涵认为，有些建议很难实现，“他让我搞‘擦边’，我拒绝了”。李燕也认为，公司并没有提什么实用建议。

她们的直播间每次观看人数只有十几人，其中还包括被拉进直播间作为“气氛组”的同学、朋友。打赏收入更是少得可怜。记者从李燕提供的收入账单截图看到，她单场直播多的时候能收入100元，少的时候只有3分钱。签约一个多月以来，她的打赏收入总计515.26元。

直播一个多月后，几人索要5000元保底时，却吃了闭门羹。

“我和张涵没有完成每天5小时的直播任务，但王鑫实打实播完了，也拿不到保底。”李燕说。

王鑫记得，当时李某给出的理由是“直播时长不足”。她说，自己完成了每天5小时的任务，但按照李某的说法，从晚上10点播到第二天凌晨3点，不算播满5小时，要在1天内连续播5小时才算。“但是签约时他并没有跟我们说清楚，第一个月我们要播完的时候，他才跟我们说这些”。

李某告诉记者，这种算法是抖音平台给出的规则，“我们是按照抖音官方后台（规则）去计算每天的时长、每个月的时长，不是说我们想怎么算就怎么算”。

记者拨通了抖音客服电话，客服称，平台没有对时长作出过规定，具体要看“公会”要求。翻阅几个人的合同，在“直播及短视频任务要求”项下，提到“每月直播天数大于26天，每月不低于130小时”，没有“每天5小时的直播任务”要求，也没有“1天内连续播5小时”的规定。

协商解约遭遇高额索赔

由于没有拿到保底，加之学校辅导员劝她们及早解约，于是李燕等人找到李某要求解约。

李某同意解约，但须每人支付3.5万元违约金，包括5000元签约费、租房成本、公司损失。

“我们已经把3万元现金给你了，怎么还让我们退这么多？”李燕当场问李某。李某告诉她们，如果按照违约条款，每人最低需要赔10倍签约费，也就是35万元，看她们是学生，只要回签约时公司支付的3.5万元，其他损失不计较了。

李某为她们租了三室一厅的房子，月租金4500元左右。提出解约时，她们刚入住1个多月。“如果是押一付三，房东最多会让公司付两个多月的房租，也就是每人3000多元。加上5000元签约费，我们每个人花了公司8000多元，跟我们要3.5万太多了。”李燕说。

看着合同中的违约条款，李燕3人妥协了。她们与起飞传媒签了和解协议，分3期向李某支付3.5万元违约金。

学生与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受访者供图

为了筹钱，李燕、王鑫去年暑假没有回家，在学校附近的餐馆“端盘子挣了9000元”。

然而，3人“越想越委屈”，并没有按和解协议约定的还款日期支付违约金。

没拿到违约金的李某时不时发消息催促。“今天我跟你要身份证地址，先寄律师函，然后就直接安排法务起诉了。”“不想调解，那我就费点事，我大不了起诉。”在李燕与李某的微信聊天截图中，记者看到了多条催要违约金的消息。

今年三、四月间，李燕3人陆续收到武汉仲裁委员会寄来的李某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副本。起飞传媒主张，每人须赔偿7万元违约金，外加5000元律师费和全部仲裁费。

7月17日，在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斡旋下，3人与起飞传媒达成和解。

“我们违约是事实，仲裁员说，开庭的话，我们大概率也得赔，可能赔更多。”李燕说，和解的条件是每人分14期向李某支付1.4万元违约金。

视觉中国供图

主播解约是否需要支付高额违约金？专家解读

面对高额违约金，一些深陷合同纠纷的大学生主播不知所措，甚至自认倒霉。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班小辉建议，在面对公司不合理甚至天价违约金索赔时，大学生应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违约金并不是公司想要多少就是多少”，法院和仲裁庭会根据公平与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双方的违约过错和后果等进行综合衡量。很多法院判例显示，主播最后赔偿的违约金远低于公司主张的数额。

记者梳理发现，多名主播通过法律途径确认了劳动关系，维护了自身合法权益。“如果确认为劳动关系，对于解约行为是否需要支付违约金，要依据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进行判断。”班小辉说。

2022年2月，主播邱某与广东普宁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双方因对请假问题协商未果，该公司将邱某踢出公司群聊，并要求赔偿违约金。邱某选择仲裁，确认劳动关系。2023年5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驳回了邱某请求。邱某不服，向普宁市人民法院起诉。

普宁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从邱某与该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看，该公司对邱某的直播平台、时长、收益分配、考勤管理制度等都进行了规定，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支持邱某的诉讼请求。

但也有不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例。2017年3月，胡某、王某、李某一起到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劳动关系。仲裁委认为，从协议内容看，双方就开展网络直播活动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没有订立劳动合同的意思。双方线下活动的收入按二八开分配，3名申请人主要在家中完成工作，无须到公司办公场所上班，亦无须遵守公司规章制度。因此，双方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

在校大学生的身份是否影响其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法律并未禁止在校大学生作为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在校大学生具备劳动合同主体资格。若在校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遵循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接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有明确的岗位并接受用人单位支付的经济报酬，则双方之间实际上建立了劳动关系。

班小辉认为，由于直播行业用工模式多元，其法律关系性质需要结合个案进行判定。一些大学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主张劳动关系较为困难。但如果大学生完成了学业课程，在临近毕业时以求职为目的，与直播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需要依据双方具体的用工情况加以判断。

班小辉说，如果主张劳动关系，主播可以依法先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主播要收集能够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包括工资支付记录，如银行转账记录、工资条等；工作安排的相关证据，如公司下达的工作任务通知、排班表等；工作监督和管理的证据，如公司对主播直播内容的审核意见、绩效评估等。

“如果已经签的合同中存在一些体现劳动关系特征的内容，如主播必须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接受公司的工作安排和指挥等，这对确认劳动关系是有帮助的。”班小辉说。

湖北尊而光（洪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赵亚琴观察到，一些主播与公司签订合同注明公司会包装主播，为其提供各种资源。但现实情况是，公司并不会完全履行承诺。“建议主播收集公司没有提供资源支持的证据，以维护自身权益。”

赵亚琴向记者提供的一份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显示，2020年11月，楼某与湖南某传媒公司签约，成了该公司的一名主播。后双方产生纠纷，公司以主播拒不履行直播义务为由，将楼某告上法庭，要求支付10万元违约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违约在先，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对楼某的形象、素养、技能进行评估和培训，构成根本违约，驳回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应受访者要求，张涵、王鑫、李燕、王佳、曹洋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ID：zqbcyol 整理：张力友）综合自中国青年报2024年09月20日03版（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雷 记者 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