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中国明代金器特展”九月“出差”法国—春秋战国错金银带钩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

自2024年9月18日起，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将于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强强联动，举办一场“互鉴共通·龙凤呈祥——中国明代金器特展”，此次展览共展出馆藏72组，以富丽、大气的明代金器为主，展览一共持续至2025年1月13日。

在这些众多展品中，一件颜色黑金交错的带钩，显得格外安静。

你知道吗,这些装点在古人腰间的精致带钩,曾经在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它们的黄金时代。它们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日用品,而是当时社会文化的缩影。

自商周时,金银错工艺就已经萌芽,不过要等到战国时期才迎来了鼎盛时期。这种工艺本质上是一种嵌错技艺,起源于远古时期镶嵌技术的发展。在早期,人们更多选择在青铜器上进行红铜、绿松石的嵌错加工。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金银开始成为主角,或单独装饰,或金银并置,在器物表面形成了绚丽的效果。

金银错,又被称为金错、错金、错金银,这个"错"字可谓是有来头。在古代,这个字常出现在青铜器上,给人一种起伏、錾刻的感觉,字义也颇为复杂。

作为动词,"错"的意思是打磨平滑、互相摩擦,而作为名词,"错"则指代那些用于打磨的粗磨石。不过,"错"字还有涂绘、纹饰的含义,在这里指的是以描画线条为主的涂画工艺,而不是完全涂满。

除了这种涂画的错法,金银错工艺还有另一种形式,就是用涂抹的方式将金银泥填入铜器表面,然后通过加热使其固定下来。

可以说,金银错工艺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随着时间的变迁和材料的更新,工艺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演化。所以,我们可以将金银错工艺定义为一种动态的概念。无论是哪种形式,它们的本质都是一种以装饰为目的,通过形成两种及两种以上色彩对比,以丰富多样的纹饰来表达的表面装饰工艺。

战国时期的金银错工艺,已经摆脱了早期以红铜及其他金属为主的局限,而是以金银为主要的嵌错材料。这也导致了红铜嵌错逐渐走向衰落,纹饰也变得更加简单。

战国时期出土的金银错器物近700件,堪称鼎盛时期,根据器物的用途,可以分为兵器、车马器、带钩、器物附件、日用器皿、漆器等几大类。此外,还可以根据基础材料的不同,分为铜错金银、铁错金银、漆错金银。通过统计分类,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以兵器、车马器、带钩为主要的金银错器皿类型。

可以说,战国时期是带钩发展与使用的黄金时期。在山西地区,考古发掘出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带钩数量最多,而且种类也最为齐全,囊括了这一时期所有的造型样式。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春秋时期,晋国都城就坐落于晋南地区,人力、物力、技术、资源等都高度集中,经济也十分繁荣,因此这里出土的带钩在数量和种类上都占据绝对优势。

这些带钩的造型设计可以说是别具一格,既注重"文"的一面,又兼顾了"质"的要素,形式与结构相当平衡。它们遵循着"适当设计"的概念,钩体厚度均匀,外形规则,摒弃了多余的装饰,同时也考虑到了人体结构和使用习惯,力求在美观与实用之间取得平衡。

出土的带钩部分样式一览

虽然设计简洁,但绝不乏味或冷漠,反而通过简洁流畅的线条塑造出了丰富多样的仿生造型,体现了"美"的本质。

战国之后,金银错工艺逐渐走向衰落,但鎏金工艺和包金银工艺却越发盛行。到了汉代,鎏金工艺器物的出土数量高达38000件,而同期金银错器物只有400余件。

部分带钩的云纹样式图

不过,也有不少器物同时运用了鎏金和金银错的工艺,比如大葆台一号汉墓出土的鎏金错金银铜当卢。可以说,尽管金银错工艺有了衰落的迹象,但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无论是兵器、车马器,还是带钩、实用器,乃至于镇纸等杂物,金银错工艺都有所施展。只是带钩的数量有所下降,而以车马器和兵器为主要的装饰对象。可以说,这种工艺在秦汉时期虽然没有战国时期那般辉煌,但仍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

这些带钩,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日用品,更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对这些带钩的研究,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社会的文化样貌,感受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美的追求。虽然时光荏苒,但这些带钩却在时间的洗礼下愈发熠熠生辉,成为我们了解古代文明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