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非专业人士在错误信息纠正中的角色与影响

作者信息

胡杨（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助理教授）

陈安繁，通讯作者（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助理教授）

杨昱（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童桐（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讲师）

编译：童桐

编校：陈安繁

原题：Ethically Motivated or Emotionally Charged? Examining Relationships Among Moral Norms, Anticipated Negative Emotions, and Laypeople’s Online Misinformation Correction Intentions

发表于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024年第5期

一、引言

随着数字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普及，信息传播的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这种便利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如未经证实的信息、超党派新闻、不准确的叙述以及故意误导或伤害他人的内容在互联网上泛滥。这些错误信息不仅扭曲了公众的认知，还引发了信任危机，对个人和社会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后果。因此，如何有效纠正这些错误信息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传统上，错误信息纠正主要由领域专家或专业事实核查机构承担。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人际网络的复杂化，这种基于机构和专业行为者的纠正方式逐渐显露出局限性。相比之下，非专业人士（即外行）在错误信息纠正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他们通过社交网络和个人影响力，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迅速传播正确的信息，从而对错误信息形成有效的打击。

本研究旨在探讨非专业人士在错误信息纠正中的角色与机制，特别是他们如何受到道德规范和预期负面情绪的影响，进而产生纠正错误信息的意图。通过借鉴规范激活模型（Norm Activation Model, NAM），本研究将错误信息纠正视为一种亲社会行为，分析个人对错误信息后果的认识、责任归属、个人道德规范和预期负面情绪如何共同作用，促使人们参与错误信息的纠正。

二、研究内容和流程

1.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基于规范激活模型（NAM），该模型原本用于解释利他和环保行为，后被扩展应用于分析各种亲社会行为。NAM认为，个体行为的产生受到三个核心因素的影响：对问题后果的认识、责任归属和个人道德规范。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这三个因素应用于错误信息纠正的情境，探讨它们如何影响非专业人士的纠正意图。

具体来说，当个体认识到错误信息的严重后果时，他们可能会感到有责任去纠正这些信息。这种责任感进而促使他们形成个人道德规范，即认为纠正错误信息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同时，预期的负面情绪（如愤怒、焦虑）也可能成为推动个体采取行动的动力。

基于NAM框架，本研究提出了多个假设，旨在验证认识错误信息的后果、责任归属、个人道德规范和预期负面情绪与错误信息纠正意图之间的关系。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线上平台收集中国受访者的数据。问卷内容涵盖了对错误信息后果的认识、责任归属、个人道德规范、预期负面情绪以及错误信息纠正意图等多个维度。为了确保数据的代表性和有效性，研究采用了配额抽样方法，并设置了注意力检查题项以筛选无效问卷。

4.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具体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个阶段。测量模型用于评估各观测变量的信度和效度，确保数据质量；结构模型则用于检验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验证研究假设。此外，我们还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进一步探讨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强调了“个人”和“群体智慧”在纠正错误信息中的重要作用，为专业事实核查提供了必要补充。其中个人道德规范在错误信息纠正意图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责任归属显著正向影响个人道德规范，进而促进非专业人士产生纠正错误信息的意图。相比之下，虽然对错误信息后果的认识与预期负面情绪显著相关，但预期负面情绪并未直接促进纠正意图的产生。这一发现与部分先前研究存在差异，可能反映了文化背景和个体差异对行为动机的复杂影响。研究认为，将错误信息纠正视为一种亲社会行为，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错误信息纠正领域的理论体系，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

本研究深化了对非专业人士在错误信息纠正中作用的理解。通过借鉴NAM框架并结合中国情境下的实证分析，我们揭示了个人道德规范在驱动错误信息纠正意图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分析非专业人士的行为动机和过程，研究揭示了其在错误信息纠正中的独特价值。其次，本研究采用规范激活模型作为理论框架，拓宽了人们对错误更正实践的理解。

本研究对于社交媒体平台、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首先，强调个人道德规范的重要性意味着可以通过教育和宣传等手段提高公众对错误信息纠正的道德认知和责任感。其次，虽然预期负面情绪未直接促进纠正意图的产生，但其作为一种潜在的动力源仍值得关注。社交媒体平台可以通过算法优化等方式减少负面情绪的传播，同时鼓励正向情绪的表达和分享以间接促进错误信息的纠正。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可能存在自我报告偏差和意图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性等问题。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结合实验法或纵向追踪等方法以获得更准确的结果。其次，本研究主要关注中国情境下的非专业人士行为动机未来可进一步探讨跨文化差异对错误信息纠正的影响。最后本研究仅考察了部分关键变量，未来可引入更多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以构建更全面的理论模型。

原文见：Hu, Y., Chen, A., Yang, Y., & Tong, T. (2024). Ethically motivated or emotionally charged? Examining relationships among moral norms, anticipated negative emotions, and laypeople’s online misinformation correction intentions.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7(5), 1158–1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