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我和一位民办女教师的爱情，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我叫姚明诚，是一位老知青，曾在山西省运城地区闻喜县的一个小山村插队落户生活了多年。在那个村子插队落户期间，我爱上了一个淳朴善良又漂亮的农村女子，没想到却惹来了麻烦，因此丢掉了民办教师的职位。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当年的那段知青往事我还记忆深刻，至今难以释怀。

永远忘不了1968年12月末的那个冬天，就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我和同学们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北京，开启了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生涯，那年我十七岁。

在学校报名时，我们几名同学商量了一下，打消了去云南边陲和黑龙江北大荒的念头，在陕西和山西之间犹豫了好久，最终选择了距离北京相对近一些的山西省闻喜县，我们十三名北京来的知青被安置在薛家庄大队第六生产小队安家落户，从此我们成了薛家庄六队的社员。

薛家庄大队距离公社驻地十里路远，距离县城四十多里路，村子旁边的那条简易公里能直达县城，交通较为便利。薛家庄大队的耕地还算富足，一半坡地一半川地，乡亲们都居住在山坡上的土窑里，平坦的川地用来种粮，乡亲们的生活可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穿基本没有困难。

六队的队长叫薛忠林，当年四十多岁，是一位很淳朴很善良的男人，北京知青来插队，薛队长和乡亲们都很高兴，也都很热情，都争先恐后地拉着我们到他们家借住。直到1969年的麦收之后，上级给我们知青拨下了安家费，队里才为我们打了新窑洞，我们总算结束了在乡亲们家中借住的尴尬局面，有了属于我们知青的家园。

1970年秋收的时候，那天吃过早饭，我正要和大家一起去南坡的那片谷子地割谷子，大队书记和薛队长突然来到了我们六队知青点，薛队长笑着对我说：“姚明诚，咱大队小学需要一名民办老师，你愿不愿意去学校当这个民办教师？”“愿意薛队长，我愿意去当民办教书。”我不假思索地说道。

薛队长赶忙笑着说：“那好，今儿个你就不要出工劳动了，赶紧跟着张书记去学校吧。”

就这样，来到薛家庄大队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就幸运地到薛家庄小学当了民办教师，脱离了繁重的生产劳动。为此，同学们都很羡慕我。

当时的薛家庄小学一共五个年级，五年级的课程是那年刚开始的，就是因为增加了五年级的课程，学校才需要增加一名教师。校长姓王，是上级派来的公办教师，他教四年级的课程。王校长很随和，他问我教四年级的学生还是教五年级的学生，我说都可以，听从校长安排。王校长照顾我，就让我教四年级的学生，他来教五年级的学生。

薛家庄小学一共五名教师，就王校长是公办教师。其他三名教师都是本大队的社员，两名男教师都是老教师，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另一名女教师叫马玉芬，当年十八岁，初中没毕业就到学校教书来了，已经快三年教龄了。因为我和马玉芬老师的年龄差不多，我俩没有代沟，共同话题自然就多一些。

马玉芬老师是一队会计马春耕家的二女子，她淳朴善良，热情大方，长得特别漂亮。我刚到学校教书时，幸亏她给了我很多帮助，要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该怎样给学生上课。为此，我发自内心地感激马老师，也特别喜欢这个美女老师。

记得是那年初冬，马玉芬老师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嗓子沙哑，实在不能坚持上课了，她就对我说：“姚老师，你能替我代几天课吗？我难受得要命，想回家歇两天。”“没问题马老师，你放心回家休息，我替你代课，保证不落下一节课。”我笑着说道。

过了一个星期，马玉芬老师的感冒才痊愈，我替她代课六天，一节课也没落下，学生的作业我也认真批改，还在学生的作业本上都留下一句批语，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因为这件事，马老师特别感动，还送给了我一个笔记本表示感谢。

之后的日子里，我有什么事情，就委托马老师替我代课，她从无二话。她有什么事情需要我替她代课，我也从不推辞。在教学上，我俩互帮互助，在生活上，她也给了我很多关照，她家有什么好吃的，都会偷偷送给我一些，还给我纳了一双鞋垫，她说她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学着纳鞋垫。

经过了两年多的朝夕相处，我俩彼此互生好感，渐渐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好同事。1972年冬季，我和马老师都被公社评为先进教师，我俩一起到公社革委会大礼堂参加了先进教师表彰大会。

那次去公社参加表彰大会，我俩是一起步行去的公社革委会，一路上我俩有说有笑，俨如一对恩爱情侣。那天中午散会后，我请马老师在公社供销社饭店吃的午饭，炒了一碗豆芽，一人两个白馍一碗菜汤，记得是一共花了一块多钱。

那天从公社回来的路上，尽管我俩走得很慢，却还是感到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好多话还没说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村口。来到村口，正好遇见了大队书记家的二小子张吉武，我热情地和张吉武打招呼，他却对我不冷不热，只热情地和马玉芬打招呼，好像不认识我似的。

过了不久，风言风语就在村子里传开了，有人说我和马玉芬谈恋爱了，有人说看到我牵了马玉芬老师的手，还有更难听的。对于这样的传言，我倒是不在乎，何况我确实发自内心地喜欢马玉芬老师。对于这些风言风语，马玉芬老师也不太在乎，她苦笑着对我说：“姚老师，反正咱俩没牵手也没亲嘴，谁爱说啥就说啥嘛……”

马玉芬老师能坦然对待这个事情，我心里也就轻松了很多。

之后的日子，我俩照样在学校教书，有时也一起探讨改进教学的方法。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俩照样走在一起有说有笑，有一次旁边没人，马玉芬还拉了我的手，她说一辈子都要和我在一起。

就这样，我俩相爱了，我俩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是真心相爱。虽然有好心的同学提醒我对待感情问题要三思后行，因为当时已有两名同学招工进城了。但我已下定了决心，就算是在薛家庄当一辈子民办教师，只要能和马玉芬在一起，我也不会后悔的。

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和马玉芬正在谈论为学生增加美术课的问题，马玉芬的母亲好像是突然从天而降，她一下子就出现在了我俩的面前。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马玉芬的母亲上前就打了马玉芬一巴掌，气呼呼地骂道：“你个死女子，咱先人的脸面算是让你给丢尽了，你听听旁人都在说些啥嘛，难听死了……”

马玉芬的母亲骂完马玉芬，冲我吐了一口唾沫，气呼呼地拉着马玉芬回家去了。当时虽然是歇晌的时间，还是引来了不少人围观。

那天下午，马玉芬没到学校来上课，我的心情也糟糕透了。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薛队长突然来到学校，他很不高兴地对我说：“明诚，你作为一个老师，咋能瞎胡闹哩，你和马老师乱来，以后让人家咋做人嘛？”“薛队长，我俩没乱来，我俩在谈恋爱。”我小声辩解道。

这下薛队长可真生气了，他瞪了我一眼，气呼呼地说：“狗屁恋爱，你俩要是有意就托媒人说合嘛，咋能胡乱搞哩！咱薛家庄可不兴这个……”来到薛家庄五年的时间，我那是第一次看到薛队长发那么大的火。

第二天 我来到学校，正要去给学生上课，王校长叫住我说：“姚老师，张书记安排了三队的一名女知青顶替了你的位置……”我明白王校长的意思，收拾好我的东西，默默离开了薛家庄小学，离开了我喜欢的民办教师这个职位。没想到因为我爱上了马玉芬，却惹上了麻烦，丢掉了民办教师的职业，我和马玉芬的爱情也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不久，我被抽调到公社革委会当了文书，属于以农代干，还是农民身份，但享受干部待遇，在革委会食堂吃饭，月月都领工资，据说要是表现好，还能转正（转正正式干部）。那年秋后，马玉芬和张书记家的二小子张吉武订婚了，星期天我回到六队知青点，张书记还亲自给我送来了喜糖，他说让我到公社当文书是为我好，虽然是以农代干，怎么也比当民办教师强，最起码还有转正的机会。

1974年初夏，马玉芬嫁给了张吉武，她成了张书记的儿媳妇，还是在学校当民办教师。张书记家办喜事那天，我委托同学给张书记家随了礼金，借故工作忙脱不开身没去喝喜酒。其实张书记也不希望我出现在那天的婚礼现场，他知道我和马玉芬的事情。

第二年秋天，县里的一名干部下放到公社革委会当了文书，我被辞退又回到薛家庄当了农民。一天在收工回家时，偶遇了放学回家的马玉芬老师，马玉芬老师小声对我说：“姚老师，我妈以死相逼，我没办法才答应嫁给了张吉武，我知道你心里恨我，可我也是没办法。听说咱薛家庄大队得到了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我看能不能帮你争取到这个机会……”

过了两天，张书记告诉我，让我好好准备一下，去县里参加文化课考试，他说全大队的乡亲们都同意推荐我去上大学。

我顺利通过了文化课考试和各项审核，成了薛家庄大队第一个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离开薛家庄大队那天，薛队长赶着队里的毛驴车把我送到公社汽车站，让我坐车去县城。分别的时候，薛队长塞给我两块钱，又递给我一个布包说：“钱不多，你路上买碗水喝，我的一点心意。这个布包是玉芬给你的，她要给娃娃们上课，就没来送你……”

带着对乡亲们的感激，带着对第二故乡的不舍，我挥泪和薛队长告别，哽咽着坐上了公社开往县城的汽车。在车上，我打开那个布包，布包里有一双绣花鞋垫，还有五块钱。看着那双精美的绣花鞋垫，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技术监督部门做了一名检验人员，后来走上了领导的岗位，直到退休。

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我还时常会想起当年在山西插队落户的情景，会想起马玉芬老师，当年马玉芬老师送给我的那双绣花鞋垫，至今我还保存着。每当看到那双绣花鞋垫，每当想起马玉芬老师，我心里就会很难受。马玉芬老师，你生活得好吗？我很想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