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灭佛，33岁暴毙

一直到临死前，唐文宗还在为皇位继承人选发愁。

他是在哥哥唐敬宗被杀后由宦官拥立的皇帝，所以，即位以来，他始终希望把皇位继承权归还给唐敬宗的长子、晋王李普。可天不遂人愿，李普五岁那年，因一场疾病而夭折。

唐文宗生有二子，次子李宗俭早夭。李普死后，他就只能将自己的长子、鲁王李永立为太子。但李永并不为唐文宗的宠妃杨贤妃所喜，成为太子后，杨贤妃就不断设计陷害他，致使李永被幽禁而死。

此时，唐文宗手里的牌已发完。皇位继承人选只能在兄弟子侄辈中寻求。临终前，他看中了哥哥唐敬宗膝下六子、陈王李成美。李成美背后有宰相李珏等一众朝臣的支持，正好可以对抗唐文宗一直深恨的宦官集团。

但，唐文宗早因“甘露之变”丢失了皇权，宦官们是绝对不能容忍一个可能夺权的潜在威胁继位。于是，趁唐文宗神志不清，以仇士良、鱼弘志为首的大宦官便假传圣旨，立唐文宗之弟、颖王李瀍（后改名李炎）为皇帝。

未几，唐文宗驾崩。李炎登基，是为唐武宗。

1

自唐宪宗以降，中晚唐的皇帝多半都由宦官集团扶立。唐武宗李炎即位之前，他的事迹鲜少出现于史册之上。因此，坊间对他骤然登基存在着多种说法，流传最广的当数他登基前闹出的“乌龙”事件：

据说，唐文宗去世前一天，仇士良、鱼弘志等人正忙着挑选皇位继承人。当时，唐朝宗室多住在长安城十六王宅内，这其中也包括唐文宗“唯二”在世的兄弟：安王李溶和颖王李瀍。仇、鱼二人秉承“立长立嫡”原则，令手下暗地里在十六王宅内寻访大的王爷继承皇位。但办差的宦官却认不全皇族宗室成员，只能挨家挨户敲门，说要迎接大的王爷入宫做皇帝。

颖王李瀍的宠妾王氏恰好出门，听到宦官连连呼喊“迎接大的”，她就不失时机地忽悠禁军上门。王氏声称颖王身材魁梧、年长且贤，平日里又素与宫里的中贵人交好，大概就是仇中尉、鱼中尉让你们找的“大王”。宦官们不明就里，又怕耽误大事，便听信了王氏的说法，俯身跪于王府门前，齐声对住在里边的颖王高呼万岁。颖王李瀍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为了新帝。

但事实上，这不可能是唐武宗称帝的真相。当时除了安王、颖王，要论宗室辈分排序，还得首推未来的唐宣宗，即“智障”的光王李怡（即李忱）。更何况，任何时候皇位的更替，不仅关乎发起者及参与者的身家性命，更关乎他们从龙之后的切身利益，如此大事，仇士良、鱼弘志等人又怎会轻率至此？

不过，两位公公选择拥立唐武宗，确实是失算了。

作为中晚唐又一位被宦官拥立的皇帝，唐武宗对宦官擅权也十分不满。即位后，他对仇士良、鱼弘志始终保持“阳示尊宠，内实嫌之”的态度，遇事总对仇、鱼二人言听计从，但一直憋着报复之心。

仇、鱼二人才不管坐上皇位的究竟是何人，他们为了将自己的“从龙之功”扩大化，又向唐武宗翻起文宗朝的“陈年旧账”：据说，除了陈王李成美曾被唐文宗定为皇位继承人，唐文宗的宠妃杨贤妃也曾选中一个继承人，即安王李溶。杨贤妃与其亲戚、宰相杨嗣复合谋，打算利用朝臣集团将唐文宗选定的皇位继承人换掉。待李溶即位，杨贤妃便可以先帝后宫之名，晋升为摄政太后，从而开启弘农杨氏外戚干权的新局面。

仇士良、鱼弘志故意提起这些旧事，无非是想拔高宦官集团的影响，打压朝臣集团。但，唐武宗并未表现出不满，而是放任宦官集团打击异己，甚至逼死了自己的侄子、陈王李成美。

有些人看不惯唐武宗的“倒行逆施”，谏议大夫裴夷直冒死进谏称，现在唐朝的国家体面要紧，陛下宜“速行丧礼，早议大政”。先办完先帝唐文宗的丧仪再说，不必如此着急进行打击报复。

然而，唐武宗还需要利用仇士良等人来增加自己的威权，又怎会听进裴夷直的逆耳忠言？

于是，裴夷直刚进谏，唐武宗就说他党附杨嗣复，将他贬为杭州刺史，随后又贬到驩州（今越南荣市）安置。唐武宗的表现，令仇、鱼二人更加坚信自己没有选错新君人选。

为了让宦官集团更加相信自己的无能，唐武宗又为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首领加官进爵，以诛杀异己、维护皇权有功，加封鱼弘志为韩国公，仇士良为楚国公，升任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这样，原先仅为左神策军中尉的仇士良就得以凭借新职，名正言顺地统管皇宫禁卫诸军，监督检察禁军军官。

左右神策观军容使的职位听起来很“高大上”，可这些年坐在此位置上的宦官多半命不久矣。这一点，仇士良十分清楚。在他之前，他的死对头、文宗朝大宦官王守澄也曾凭“从龙之功”获得该荣衔。而王守澄最终被赐死，就是由仇士良和唐文宗联手褫夺其禁军兵权造成的。

仇士良对唐武宗的任命十分惶恐，赶紧上表称病，可唐武宗却尽力表现出一副无知的面目。他白日里与道士们讨论玄学、研究长生不老秘术，晚上则抱着宠妃在宫里花天酒地。

唐武宗的放荡不羁，反倒让仇士良找不到生事的机会。

2

唐武宗果真擅长“捧杀”人。仇士良骤然得势后，宦官集团内部立马呈现分裂态势。

仇士良刚坐上观军容使宝座，他的死对头、大宦官、知枢密刘弘逸和薛季棱就开始计划取他性命。刘弘逸和薛季棱是唐文宗在世时最信任的宦官，他们见证了唐文宗晚年立储的全过程，也对唐武宗登基的“暗箱操作”了然于胸。刘弘逸认为，发动“清君侧”，取代仇士良，进而推翻唐武宗统治，才能对得起文宗生前的信任。

于是，开成五年（840）八月十七日，刘弘逸联合薛季棱发动护灵禁军，在唐文宗的葬礼上突然倒戈，准备先杀仇士良、鱼弘志，进而废黜唐武宗。刘弘逸的计划很周密，可此时的唐武宗早已登基半年多，君臣名分已定，刘、薛意欲废立君主，显然得不到朝臣们的支持。因此，刘弘逸、薛季棱等人刚动手，就被兵部尚书王起、山陵使崔郸手下的卤簿诸军所杀，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尽管这次事件并没有证据证明宰相杨嗣复、李珏参与其中，但唐武宗也把二人列为有罪之人，将他们削了相位，贬出中央，彻底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宰相职位一下子出缺两人，唐武宗自然需要补充新鲜“血液”。

晚唐时期，在宦官主政内外的同时，文官集团内部也出现了长达40年的政治博弈——牛李党争。那时，以宰相权德舆座下弟子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结成了一个专司聚拢科举人才、排斥异己的朋党集团“牛党”，他们素来与出身世家的官僚政见对立。他们虽然不满宦官干政，却利用宦官想掌权的心理而与之联盟，共同对付世家出身的官僚。而世家贵族内部也不乏才干能臣，他们如法炮制，效仿“牛党”，成立“李党”。两党政争，形同水火，为此，唐文宗在世时曾无奈地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杨嗣复、李珏正是“牛党”的骨干。史载，杨嗣复作为权德舆的门生，多年来与牛僧孺、李宗闵“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他们的去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代表庶族利益的“牛党”。所以，唐武宗顺势邀请“李党”党魁李德裕回朝任首席宰相。

令仇士良、鱼弘志没想到的是，李德裕此番回朝，要的不是“牛党”的命，而是宦官的权。

3

开成五年（840）九月，李德裕回朝拜相。这是他第二次位列百官之首。在此之前，他早于唐文宗时代凭借治理西川之功，得门荫出身的宰相裴度推荐，主理凤阁。后因其为人正直，得罪了文宗的亲信大臣李训、郑注等人，遭贬外放浙西，也由此因祸得福，躲过了“甘露之变”的冲击。

李德裕向来敢于实话实说。此次回朝之初，他针对唐朝政局对唐武宗提出了三点建议：其一，要“使政在中书”，保证三省的宰相能像过去一样各司其职，避免“政出多门”，防止宦官干政；其二，朝廷所选用的宰相，必须是“正人”，这样才能“使贤者得尽其力”；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无论何时，唐武宗都需要对他保持十分信任，要“使君臣无猜”，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谗邪乱政”。

李德裕的一番话，如明灯般为渴望集权的唐武宗指明了道路。但不得不说，这或许只是李德裕这位朋党首相的自我标榜。因为，在此之后，借着维护皇权的名义，李德裕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又与大宦官、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搅和到了一起，大肆任用“李党”成员，打压“牛党”，打压科举。

面对李德裕的行径，唐武宗并未阻拦。在他看来，只要能收拢皇权，委政“李党”也并无不可。

而李德裕也没有辜负唐武宗的信任。他上任后，就立即以宰相为中心给“三省”加权，同时发挥“李党”的作用，在朝中培育自己的势力，为日后从宦官集团手中夺权奠定了基础。仇士良等人初时并未在意李德裕的回归和把权，毕竟，无论牛、李上台，宦官集团都是文官集团内部夺权时最重要的“外援”。只要有共同的利益，敌人也能成为朋友。

可仇士良逐渐发现，唐武宗对“李党”的信任已经远远超越了“利用”。

唐武宗性喜行猎游宴，即便成为了九五之尊，依旧保持与武士角力的习惯，并常常邀请长安城内的地痞无赖进宫，与自己谈天说地。这在仇士良看来，正是皇帝玩物丧志的表现，是好事。然而，某次，唐武宗自泾阳县打猎归来，因为回城时间较晚，被出身“李党”的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堵在紫宸殿内。唐武宗不但不生气，事后还专门找到李德裕等宰相，对高、郑二人大加赞赏，请李德裕多推荐一些忠直之臣入朝，好让自己效仿唐太宗。

唐武宗如此大反常态，仇士良等人看在眼里，终于意识到，李德裕的出现使得宦官们正在失去皇帝的信任。

仇士良当然不甘失败，很快，“机会”来了。

会昌二年（842）四月，群臣倡议，给唐武宗上尊号。这在唐代属于皇帝加强皇权的大事，所以唐武宗钦命李德裕主理尊奉事宜，并令仇士良安排神策军负责安保工作。

按照惯例，给皇帝上尊号，需要提前准备敕书，并在典礼施行当日大赦天下。不知道是不是仇士良的故意安排，神策军中却传出一条小道消息，称宰相李德裕与户部、度支使等商议，即将于下一年度削减神策禁军的衣物和军饷。该项旨意内容将在皇帝大赦当日随敕书一同发布，昭告天下。

神策军本为西北戍边部队，因安史之乱后禁军溃败，才得以凭借卓越的战斗力从野战军逐渐升格为长安禁军，并借助强大的军势，震慑各地不臣的藩镇。为此，自唐代宗起，犒赏神策军、笼络军心就成为每任皇帝登基后必做的大事。

小道消息把李德裕描绘成离间皇帝与神策军关系的“佞臣”，引起军中将士骚动。仇士良见机赶紧向神策军传话，称此消息若属实，他必将在典礼当日带领众将士讨回公道！仇士良胸中想必又燃起了废立皇帝的热情，可这回还没等他准备好一切，神策军就收到了宫中的旨意：“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简短的十三个字，唐武宗既表明了自己支持李德裕的态度，也在神策军中彰显了自己有担当的形象。

当然，这道简短的圣旨还间接剥夺了仇士良控制神策军的权力。

不得不说，唐武宗这波“一石三鸟”之计用得实在高明。经此事后，仇士良威信尽失，不久后便只能称病致仕，退出朝堂。

在离开皇宫前夕，仇士良特地向手下宦官们传授他的成功经验：“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把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么，朝廷内部的万般大事不就得唯宦官们马首是瞻？仇士良的肺腑之言，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宦们上位必备的“葵花宝典”。从这个角度上看，其不可不谓为一代“枭雄”。

4

仇士良走了，唐武宗终于可以做回真正的皇帝了。

他和李德裕都期盼唐朝“中兴”，可在晚唐波诡云谲的政局里，除了宦官干政，藩镇割据也是一大“毒瘤”。

会昌三年（843），潞州（今山西长治）传来异动。就在唐武宗集中精力对付仇士良时，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病死了。

刘从谏是前任昭义军节度使刘悟的儿子，早年随父起兵斩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后来，刘悟得朝廷嘉奖，当上昭义军节度使后，他又帮乃父经营藩镇，并在刘悟去世后，效仿成德、魏博、幽州军镇的世袭制度，自领留后，自掌兵权。刘从谏向来与宰相王涯交好，在后者的影响下，他前半生忠于朝廷。但自从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将王涯列入郑注、李训一党杀害后，他便彻底与朝廷为敌，临终前还特地嘱咐侄子刘稹继承昭义军祖业。

刘从谏死后，刘稹秘不发丧，自立为新任昭义军节度使，并派人前去长安求唐武宗派御医。同时，他逼令监军宦官崔士康向朝廷奏报刘从谏病重，要求朝廷准许他自领留后，管理藩镇的日常事务。由于刘稹使用的这一套“方案”，刘从谏当年自领昭义军节度使时也用过，因此，朝廷很快意识到昭义军镇有变。

唐武宗当政时期，藩镇节度使但凡有独立之心的，基本都已独立。像刘稹这种铁了心要割据一方的，只要唐朝皇帝点头，一切皆能水到渠成。可这回唐武宗想硬气一把。

接到朝廷的奏报后，唐武宗假装不知刘氏家族的别有用心，先派宦官解朝政带着御医前去问疾，过几日再就刘稹升职加薪一事给昭义军发圣旨：“（朕）恐从谏疾未平，宜且就东都（洛阳）疗之；俟稍瘳，别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

这下，可把刘稹整不会了。

事实上，他根本没有造反之心，只不过想借伯父刘从谏之死尽快完成昭义军节度使一职的内部传承。他也料定唐武宗会像中晚唐其他文弱的皇帝一样，只是派宦官过来走走流程、意思意思，就承认了既定事实。可他却没想到，唐武宗这回做了两手准备。

解朝政还在路上，唐武宗又派了一路特使直赴潞州。到了地方，特使当着军中将士的面，宣读唐武宗圣旨，要求刘氏众人随刘稹入京觐见。刘稹尴尬极了，他不敢“受敕命”，又不知如何圆谎，便只能将特使晾在营外。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形下，对于刘稹而言，拥兵自立反倒成了最理性的选择。

问题又抛回给了唐武宗。说实话，要不要围剿刘稹，他也没有主意。此时，他手中仅有一支稍微听话点的神策军。一旦与昭义军开战受挫，不仅会让他丧失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威信，更有可能引发其他自立的藩镇对长安群起而攻之，酿成第二次“安史之乱”亦未可知。

不巧的是，昭义军叛变前夕，唐朝边境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回鹘汗国灭亡，回鹘残部内迁。

在安史之乱中，回鹘曾多次派兵协助唐朝平叛。尽管此后因为唐朝式微，回鹘曾多次借机欺负唐朝，但总体来说，对于大唐帝国的重建，回鹘算是出力颇多的族群。回鹘内迁，按道理唐武宗应该表示欢迎，可此番内迁的回鹘部落实在太多，单是主力部队就囊括了回鹘的27个部落，其中将近一半的回鹘部众都是过去回鹘汗国乌介可汗的亲属部队。他们的诉求也十分明确，希望唐武宗借兵给回鹘复国。而这显然超出了唐朝军队维持边境防务的能力，故唐武宗接到边疆的奏报后，只是派员前往边塞，招抚赈济回鹘南下各部，并规劝他们听从乌介可汗的领导。仅此而已，并未派出一兵一卒。

眼见得不到唐朝政府的正面协助，乌介可汗勃然大怒，率兵造反。还好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出兵围剿，回鹘残部才未在唐朝边塞掀起更大的风波。

内外都不安稳，要不要出兵围剿刘稹，问题变得十分棘手。

面对唐武宗的问策，“李党”大臣虽然多数与李德裕进退一致，但在面对生死攸关的国家问题时，却都做起了缩头乌龟，认为：“回鹘余烬未灭，边鄙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

好在李德裕坚挺住了，他向唐武宗进言道：“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

唐武宗追问李德裕，有何具体应对方案？

李德裕说，刘从谏、刘稹这套秘不发丧的操作，都是学魏博、成德、卢龙三镇独立时的把戏。眼下，只要不令刘稹与这三镇结为同盟，昭义军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接着，李德裕又给唐武宗支招，让他下圣旨公开承认三镇节度使世袭，再告诉三镇节度使，朝廷准备出兵攻打昭义，但并不打算攻打太行山以东的邢州（今河北邢台）、洺州（今河北永年）、磁州（今河北邯郸）三地，所以想请他们帮忙出兵，只要打下来，就归他们军镇所有。这样，将三地作为诱饵，他们的积极性可不比神策军还高？

尽管李德裕的方法引起后世儒士的非议，但对于当时的唐朝而言，这个方法绝对是奏效的。圣旨既下，魏博、成德两路大军就兴高采烈地开赴邢、洺，将刘稹死死地压在昭义镇中。

另一方面，魏博、成德、卢龙等河朔三镇原先就因割据而与朝廷互不对付，经过此次“合作”，反倒消除了积怨，此后，河朔三镇节度使更愿意以“听调不听宣”的形式，与朝廷维持着相对和谐的从属局面。

5

随着帝位逐渐稳固下来，唐武宗总算可以憧憬一下“中兴”的画面了，但长安城内却突然流传起一则奇怪的谶言，内容是：“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

黑衣者，即僧人也。“十八子”，则又与李唐国姓相合。至于“昌运方尽”，既可以看作是唐朝昌盛之国运将尽，也可以解读为唐武宗会昌时代即将终结。无论何种情况，这则谶言都预示着唐武宗的帝运将尽，佛门将有“圣天子”横空出世。

唐武宗对此惶恐不安，唐朝的寺僧们就跟着遭殃了。

会昌五年（845）四月，唐武宗下令拆毁全国寺庙。随后，他又规定帝都长安只能保留4座寺庙，每寺留僧10人，洛阳留2寺，其余节度使治州只能各州留1寺，而刺史所在州则一寺不留。全国僧尼皆令还俗，所有废寺铜铸的佛像、钟磬等全部销熔铸钱，铁铸的则交本州销铸为农具。由于这次“灭佛”事件对唐朝乃至中国佛教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后世将其称作“会昌法难”或“唐武宗灭佛”。

事实上，灭佛之事并非唐武宗冲动之下作出的决定。

在“会昌法难”开始前，他就已经“偏信道教，憎嫉佛法”。早在颖王时代，他便借着宗室身份，常常跑进宫内与道士赵归真论法。那时，赵归真是唐敬宗身边的首席道士，道法精湛。即位为帝后，他又第一时间召道士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长安大明宫麟德殿）修金箓道场”，并亲自拜赵归真为师，与他“于九天坛亲受法箓”。透过这层关系，赵归真有更多的机会在皇帝面前诋毁佛教，“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每及此时，唐武宗总是点头称是，并表示：“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为了彰显对佛、道二教的一视同仁，早在唐初实行均田制时，唐朝法律就有“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田二十亩，僧尼亦如之”的规定。此后，大量的人丁、土地被纳入寺院私有，直接造成唐朝税源的减少。这在太平盛世时问题不大，可唐武宗亲政时，唐王朝已被“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当权”这三场乱象折腾得半死不活，在此情况下，削平“寺院经济”似乎也是拯救大唐的一剂猛药。

唐武宗灭佛可谓干净利落，寺院被拆毁后，大量僧侣、奴婢无处可去，朝廷便将他们编回原籍，充作国家“两税户”，并给还俗寺僧提供两条出路：当兵或种田。只要寺僧同意回乡种田，朝廷便无偿给他们每人发放十亩良田，让他们按时耕种，按时交税。

“会昌灭佛”后，唐朝国库收入暴涨。截至会昌五年秋，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计税户4955151户，纳税人数比“元和中兴”时期增长了两倍多，堪称是安史之乱以来唐朝国力最盛时刻。

可是，谶言里边提及的“黑衣天子理国”，还是在唐武宗心里埋下了恐惧的种子。他执着地认为，黑衣天子要推翻他的统治，前提是“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而只要他自己长生不老，谶言不就不攻自破了？

于是，为了长生不老，他一头栽进了赵归真的炼丹延寿计划中。

众所周知，在唐武宗之前，唐朝历代君主普遍有服食丹药的经历。其中，太宗、宪宗、穆宗、敬宗还因服食丹药过量致死。唐武宗是宪宗之孙、穆宗之子、敬宗之弟，先帝们相继暴毙，他当有所耳闻，又怎会轻易重蹈覆辙？

赵归真总有办法。他告诉唐武宗，仙人与凡胎不同，成仙就要“脱胎换骨”，所以服食了丹药，身体不适是正常的。另外，唐朝乃土德，按照五行相生相克原理，水能克火，而火能生土。当时，唐武宗的名字李瀍，“瀍”字取自洛河支流瀍河，寓意皇室支系拱卫圣君之意。唐武宗立马反应过来，将用了逾三十年的名字“李瀍”改成了李炎。

然而，就在改名后的第十二天，会昌六年（846）三月二十三日，年仅33岁的唐武宗便因长期服食金丹，口吐白沫，猝死于宫中，成为继太宗、宪宗、穆宗、敬宗之后，又一位因金丹送命的唐朝皇帝。

唐武宗驾崩事发突然，再加上赵归真劝阻其减少游猎、减少外出，死前他已有数月未见大臣。就连李德裕等人偶有要事觐见，也不获允许。在内外信息完全中断的情况下，时任左神策军中尉的宦官马元贽想起了仇士良出宫时的“经验之谈”，迅速派人请来了“光王”李怡，并对众臣宣称这是唐武宗笃定的皇位继承人选。

由于唐武宗打压仇士良时，并未裁撤宦官掌神策军的权力，导致李德裕等人明知皇位继承人选有猫腻，却又对手掌兵权的宦官们无可奈何。就这样，一生致力于打压宦官的唐武宗，到头来还是被宦官玩弄于鼓掌之上。

大概更令唐武宗死不瞑目的是，他死后不久，继位的傻子叔叔唐宣宗竟变聪明了。脱胎换骨后的唐宣宗，减赋税、轻徭役、杀马元贽，尽反唐武宗之政，成功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拨乱反正的圣明之君。而曾经君臣携手致力中兴的唐武宗与李德裕，在新君治下难逃昏君与朋党领袖的身份标签，在新一轮人为制造出来的盛世下，遭人唾弃，并逐渐被人遗忘。历史，从来就是这么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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