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隐藏的武功高手，不仅能以一敌十，还创立我国一特种部队

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请知悉。

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前言

湘江战役中，他是为中央纵队开路的尖刀，以一敌十，杀出血路。

建国后他又以独到的战略眼光，组织建立特种部队，捍卫国家安全与稳定。

他就是武艺超群的将领，老一辈革命英雄中的传奇——耿飚。

湘江战役，杀出血路

湘江之战，是关乎中央红军命运的决定性战役。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开始战略转移。

接连冲破国民党军的三道防线，一路披荆斩棘，直抵广西湘江之畔。

面对国民党近30万大军凭借湘江天险构筑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以寡敌众，殊死决战。

耿飚在湘江战役中隶属于红一军团二师，担任第四团团长一职。

1934年11月，中央军委高瞻远瞩，将渡江的关键点选定在兴安界首。

部署红一军团担任右翼掩护，三军团则从左翼配合，共同保障中央纵队安全渡江。

红一军团二师成为了冲锋在前的先锋部队，而耿飚所率的四团，更是开路的尖刀。

1934年11月27日，四团不负众望，抢在敌军之前抵达湘江岸边，占据界首渡口。

控制了界首这一战略要地后，耿飚率领部队迅速沿湘桂公路挺进。

恰在此时，桂系军阀夏威麾下的前锋部队，自兴安县城方向窥见了四团的行踪。

敌军试图用号声与这支来路不明的部队联系，耿飚迅速反应，果断命令部队就地隐蔽。

夏威是广西军界的强硬派人物，自恃装备精良，行事张扬。

他仅稍作战备调整，便继续率部沿公路浩浩荡荡向界首进发。

敌军原本企图以迅猛之势突袭界首渡口，切断红军过江之路，重夺失地。

可殊不知，其先头部队不知不觉间就踏入了耿飚精心布置的伏击陷阱。

光华铺阻击战，耿飚一声令下，红四团便发起了凌厉的反击。

敌阵瞬间瓦解，公路上、水田间，敌军或慌乱中盲目还击，或仓皇逃窜，进退失据。

见此良机，耿飚果断命令吹响冲锋号。

号声嘹亮，全团战士如猛虎下山，向立足未稳的敌军发起冲锋，让敌人措手不及。

同时，也向后方的三军团四师传递了战斗信号。

此役，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迫使敌军全线崩溃。

数百敌军遗尸战场，四散奔逃，而我方仅一名排长轻伤而归。

湘江战役中的首场重大阻击战，因耿飚那一声振奋人心的“打”，宣告胜利。

勇猛无畏，以一敌十

光华铺的硝烟尚未散去，战士们正紧锣密鼓地打扫战场，将阵地交接给三军团四师。

此时，陈光师长派遣的骑兵通信员疾驰而来，手中紧握着一封加急密令：

原定由红五团夺取全州县城的计划未能如愿，该城已落入国民党湘军之手。

因此，一军团需即刻调整部署，于鲁板桥、脚山铺一线构筑新的防线。

接到紧急指令，耿飚不敢耽搁，连饭都没有吃，就率四团即刻启程。

他们沿着湘江畔的公路向北疾驰，抵达脚山铺时，夜幕尚未褪去，而此处已是危机四伏。

国民党湘军刘建绪部四个师的庞大兵力，正蓄势待发。

耿飚所部于黎明前夕赶到，紧随师长步伐，迅速占据了有利位置。

阵地初定，敌军攻势骤起。

先是以十多架飞机对我军前沿实施猛烈的扫射与轰炸，天空顿时被硝烟与火光染成了白昼。

随后，大炮轰鸣，炮火如织，一排排炮弹再次将脚山阵地笼罩在火海之中。

炮火停歇之际，敌人又如潮水般涌来，黑压压一片，疯狂向山头攀爬。

他们似乎认为红军已在先前的轰炸中失去抵抗能力，因此更加肆无忌惮，步步紧逼。

当敌军踏入我军射程范围内后，耿飚身先士卒，果断扣动扳机，一名敌军应声倒下。

他还如在光华铺时一般英勇，再次振臂高呼——“打！”

瞬间，我军各式火器齐鸣，敌人在这片轰鸣中纷纷倒下，尸体遍布山坡，狼狈滚落。

在耿飚的率领下，脚山铺阻击战的首次交锋，红四团又打出了无畏的气势和军威。

自11月27日红二师部署防线起，脚山铺阻击战便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直至12月1日方告一段落。

耿飚当时感染疟疾，拖着病躯，仍冲锋陷阵，手执马刀与敌人殊死搏斗。

混战中，他无暇计数斩落了多少敌首，只记得周身被鲜血浸透，浓烈的血腥味让他阵阵干呕，却未曾退缩半步。

正是这份坚韧与勇猛，耿飚所率红四团成为了这场战役的中流砥柱。

他们以少胜多，数次化解敌人的攻势，成功抵御了敌军十五个团的猛烈攻势。

后来，耿飚率领这支英勇无畏的队伍，接连克服重重难关。

强渡乌江，攻克天险娄山关，立下赫赫战功，其英勇事迹亦传为佳话。

文武双全，有勇有谋

在老一辈的革命领袖中，耿飚是文武双全的全才。

在军队的高级将领中，谈及武艺，耿飚是能与少林寺出身的许世友将军相媲美的。

从中央苏区的烽火岁月到长征路上的生死较量，耿飚多次与敌狭路相逢，皆以勇猛无畏的姿态，靠着手中的马刀厮杀，斩敌于马下。

长征途中两河口会师，耿飚凭借超凡的身手，驯服了草原上桀骜不驯的头马，给红军带来了十多匹宝马良驹。

耿飚艺高人胆大，在战场上总是冲锋在前，战友们都叫他“耿猛子”。

长征途中，他率领的红四团也常担任着攻坚克难、开路先锋的角色。

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战斗环境非常残酷。

耿飚右腿严重受伤，他却浑然忘我，指挥部队火力全开，直至成功击退敌人的猛烈攻势。

直至战斗间隙，他才恍然察觉右腿已失去知觉，方知自己已负重伤。

他被送到医院治疗，短暂休养了十日，又拄着拐杖重返战场，继续投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

1944年深秋，耿飚赴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途中，要护送一队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军区核心驻地阜平去。

起初，这支观察组的成员态度傲慢，对艰苦环境也难以适应。

面对这种状况，耿飚却始终冷静沉稳，叮嘱观察组成员：

“一定不要乱，部队掩护时，你们跟我冲，不要怕，放心走就行。”

在他的组织下，一行人历经了敌机空袭、日伪军伏击等一系列考验，最终平安无事地抵达了目的地。

此番经历，让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们对耿飚深感敬佩，称他是“无所畏惧的领导”。

耿飚不仅勇猛过人，更是智计双全。

在水口山铅锌矿投身革命的初期，遇到了东阳渡兵工厂运枪计划泄漏的紧急状况。

年仅17岁的耿飚伪装成乞丐，于兵工厂东北哨位旁制造声响，巧妙转移了守卫的注意力，帮助党组织顺利转移枪支。

革命低潮之际，耿飚又扮成乞丐，在县城张贴革命传单与标语，给土豪劣绅、反动官僚发警告信，有效扩大了革命影响。

强渡乌江时，浓雾遮蔽、敌情不明。

耿飚急中生智，组织起火力侦察，向对岸一通扫射，迫使对岸敌军反击，火力点暴露无遗。

攻打娄山关的关键战役中，红军通讯线意外连上了敌线。

耿飚立即抓住这一契机进行窃听，精准掌握敌军动态，最终以最小的牺牲智取天险娄山关。

耿飚文武双全，并不是因为出身优渥受过良好教育。

相反，耿飚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平民之家。

由于家境拮据，只读了两年私塾的他，13岁就外出打工，在水口山铅锌矿中当童工。

后来，他又在水口山小学念了几年书，还在水口山的工人夜校里，跟着毛泽覃学了一些英文。

相较于学业上的坎坷，耿飚在武学上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其父曾在清军营中接受训练，习得武术、马术及兵法布阵。

因此，在父亲的悉心传授下，耿飚的武艺也日益精进。

投身革命后，耿飚有过两次学习机会。

长征胜利后，他作为高级学员被选送至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深造，半年的学习为他日后的军事理论与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2至1944年间，他又在中共中央党校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学习，提升了综合素质。

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耿飚长期担任重要职务，要独立应对各种艰巨任务与挑战。

这样的经历，铸就了他的豪迈与果敢。

在紧要关头，他有迅速决策、把握大局的魄力；

面对复杂的环境，他有直击要害、不纠缠于琐碎的敏锐。

然而，耿飚的粗犷之中，也有着细腻的智慧。

战场上，一丝一毫的疏忽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不可挽回的败局。

对于关乎全局成败的关键细节，他从不轻易放过。

大雄关突围战时，耿飚敏锐地发现三岔路口两侧高地的战略价值，力主加强防守。

虽因时局所限未能完全实现其构想，但这一预见性举措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部队的损失。

耿飚也因此赢得了认可与提拔。

外交生涯，细腻敏锐

1950年初春，党中央作出重要部署，调派耿飚到外交部工作，开启了他长达二十余载的外交征程。

外交领域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关乎国家形象与利益，因此耿飚行事尤为谨慎细致。

当时，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是国际舞台上最为棘手的议题之一。

耿飚在担任巴基斯坦大使期间，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外交敏感性与细腻考量。

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是尼赫鲁，他刚好就出生在克什米尔印控区。

克什米尔地区本就特殊敏感，恰恰又与尼赫鲁总理有这样的渊源。

因此，耿飚一直非常关注克什米尔地区相关的外交活动。

在筹备1956年周总理访印事宜时，耿飚特意提醒周总理，到时应避免访问尼赫鲁的故乡。

否则，可能会给巴基斯坦留下中国支持印度的印象，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

不出耿飚所料，印度方面随后果然提出了这一访问邀请。

得益于耿飚的先见之明与周到安排，中方以礼貌而坚决的态度婉拒了邀请。

这一举动赢得了巴基斯坦方面的好感，被视为是中国对其坚定支持的表现。

在外交活动中，耿飚的敏锐与细腻，加深了中巴两国之间的友谊与信任，使巴基斯坦成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坚定伙伴。

耿飚担任国防部部长期间，推行的“军队消肿”政策，成效显著，令人印象深刻。

为确保精简后的部队在紧急时刻能迅速响应，有效动员，耿飚高瞻远瞩，力主强化预备役体系建设。

他提倡转业复员军人要积极参与预备役登记，以此作为军队战斗力持续性的重要保障。

在他的不懈推动与全军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番精简与重组，人民解放军总员额实现了从六百多万到四百多万的大幅缩减。

伴随着这次深刻的调整，军队结构也得到了优化，铁道兵与基建工程兵两大兵种正式退出了军队序列。

这也是国家发展战略与国防建设需求相适应的必然结果。

1981年6月，耿飚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办公会议。

主要目的是探讨如何有效应对国际恐怖活动，尤其是猖獗的劫机事件。

同年10月，基于耿飚的战略远见，国务院与中央军委迅速作出战略部署，决定成立一支专门应对劫机事件的特种警察部队。

武汉军区迅速抽调出了一个团的精锐，投入紧张的封闭式训练之中。

这支队伍在当地民众间赢得了英勇无畏的口碑，老百姓称之为“敢死队”。

正当训练如火如荼之际，1982年7月25日，中国民航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劫机事件——

兰州管理局的一架航班被五名暴徒劫持，企图迫使飞机转向台湾。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耿飚迅速赶赴应急指挥中心，亲自坐镇指挥。

幸运的是，在机组人员的英勇抗争与乘客们的配合下，歹徒最终被成功制服，危机得以化解。

次年，为进一步提升反恐应急能力，耿飚倡议并推动将这支反劫机特种警察部队，整合至新成立的武警部队序列中，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大队”。

明确其职责为防范和应对劫机、恐怖袭击及暴乱等极端事件，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

参考文献

[1]邓鑫,柏华.湖南水口山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耿飚[J].中国有色金属,2021,(13):48-51.

[2]耿志远.耿飚：永远的人民战士[J].中国新闻发布(实务版),2022,(06):23-28.

[3]刘春秀.周恩来亲点耿飚任新中国第一位驻西方国家大使[J].世纪风采,2023,(03):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