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中国学界如果不排除重复研究造成的浪费，人数再多，也不会有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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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郑渝川

　　《近代中国研究入门》一书，由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教授冈本隆司与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吉泽诚一郎主编，收入多位日本历史研究学者的专文，介绍了日本学者对于中国近代（1840-1949）社会、法制、经济、外交、政治、文学、思想的研究方法、方向和思路。

　　在日本，中国研究一直延续。日本战败前，中国研究领域被掺入了相当程度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一些研究或直接或间接为日本侵略扩张行为张目，例如在历史研究领域，就有日本学者极力主张从汉朝、南北朝、唐朝、元朝和清朝期间的中国等于“国际社会”，虽然也宣示了部分王朝的国力鼎盛、文明繁盛，但意在宣扬侵略扩张的合理化。

　　上述做法在1949年后被摒弃，一方面日本战败，包括学术界在内，也引入了欧美的方法、视角，但另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使得日本学者意识到这不同于此前的王朝更迭，中国在唐宋以后再度显现出朝气蓬勃的昂扬姿态，再加上部分日本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观点和研究方法。

　　当然，之所以在1949年后，日本学界所开展的中国近代各领域研究能够取得令人惊愕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二战战败以前，日本侵华期间出于侵略统治的需要，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渗透，掌握了大量中国近代具体年代的数据资料。

　　就如《近代中国研究入门》书中所提到的那样，日本侵华期间，就有社会学家被指派到苏州城外枫桥镇所辖村落进行调查，为此编制了非常详细的调查表，而在调查中，为了摒除调查所在地中国农民的戒心，该社会学家诚恳与之交流，根据受访者文化程度的不同，又专门分设了调查问题——由此获得的调查数据，比较翔实深入地反映了1939-1944年苏州农村居民的生活状态以及各方面认知，再加上其他类似的调查，这意味着，当时的日本侵华当局，以及战后的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农村的了解程度是相当惊人的。

　　《近代中国研究入门》书中介绍了日本社会学家如何开展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严复是“社会”一词的翻译者，但又将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学翻译为“群学”，这并不是翻译出错，而是严复、梁启超等中国近代思想家意识到社会学针对的是具有体系化、组织性的市民社会的研究，“群”是关键所在。

　　书中指出，将西方社会学思想和方法纳入中国社会史、社会问题的研究，必须意识到的是，不同于西方的群体、家庭、个人意识，中国近现代史上，亲族、亲戚关系也意味着相当程度上对于个人解放的压制，个人争取自由和解放又必然意味着对原有的秩序体系的倾覆。

　　中国清代中后期的人口快速增长，还出现了频繁的人口迁徙，研究中国近代社会问题，就不能回避人口史、移民史，由此找到原住民与移民在农业开发、经营商业、金融业以及逃亡等方面的表现，再探讨融合、嬗变的生活方式。《近代中国研究入门》书中指出，民族、族群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加之人口迁徙，使得民族和族群研究变得更为困难。

　　《近代中国研究入门》书中谈到，二战战败之前，日本学界围绕中国农村的性质曾产生论战。有学者认为中国农村是共同体，这大抵是根据华南、华中部分地区自然村落存在自治性质的协作功能给出的判断，书中认为这种论点的提出目的，是希望找到日本与中国的共同性，也就是在亚洲发现一个能够超越西方社会的共同体概念。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村落不过是极端分裂的个人的集合，而这种看法则是直接将日本“脱亚入欧”，看低中国农村的发展程度。

　　在谈到对中国近代法制史的研究时，《近代中国研究入门》书中提及了滋贺秀三的《清代中国的法律和审判》、岛田正郎的《清代近代法典之编纂》等作品。日本学者在中国近代法制史研究，往往在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方面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再根据不同时期累积的翔实资料，包括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各地法院的判例、不同时期近代中国的立法条文，还注意向中国学界取经。

　　但书中同时也指出，

　　“阅读中国学者（近代法制史）的研究必须慎重。不少著述基本要领不规范，如史料涉猎半途而废、原始史料注释不清晰因而无法确认等。史料收集本应认真、周全，总期自己走过之后不再有一页遗漏。但不少中国学者研究后，后来者还得再费工夫，就像收割庄稼，他们随便割几镰就走，别人不得不再仔细收割一遍，令人困惑不已。无论怎么看，这都是在浪费资源。笔者身为外国人却不禁担忧的是，中国学术界如果不排除重复研究造成的浪费，学者人数再多，学术研究也不会有长足进步。”

　　这番话当然也是用来规训日本学界中专司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同辈。

　　在谈到中国经济史研究时，《近代中国研究入门》书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相较于1949年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解释109年（1840-1949）的落后，日本学者就不得不进一步深入史料，摒弃相当程度上的歧视观念。

　　研究经济问题，尤其是区域经济问题，必须具备必要的地理知识，了解区域的自然环境，包括耕地面积、土地出产能力、气候、水资源、河流、植被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源禀赋。书中指出，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经济史，需要同时根据现时资料和古籍、近代文献，必要情况下要需要查阅曾经长期侵略中国的英国、法国、美国，以及俄国、日本的相关档案历史材料。在此基础上，再将前面提到的社会变化、演进因素纳入考量。书中还提到，中国南北方、沿海与内地不同区域有着显著的社会文化特征，这对于经济的影响十分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