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长沙城内有152座庙，今天你只知道开福寺

文|糖小三 编辑|马桶 封面图|红图汇老阿狸

记忆里，每逢观音生日，我妈都会带我徒步前往开福寺拜祭观音。即便我什么都不懂，也会跟着烧香、磕头、摸香炉，不敢怠慢。小时候遇到什么困难，总会抓着胸前的观音吊坠在心中默念“观音菩萨保佑”，以此来求得好运。

从小的经历让我对这种“怪力乱神”的现象特别感兴趣，也促使我成为了一位研究长沙祠庙建筑的硕士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蛮好玩的长沙祠庙故事，借着这篇文章分享给喜欢打讲的长沙老口子们，作为饭后谈资。

#祠庙

旧时长沙祠庙建筑遍布城内四处，主要原因在于长沙城址两千年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城区范围只是在原基础上扩大，老街巷骨架沿袭至今，很多老建筑和老地名都有传承性。古代长沙城既是湖南省的省城，也是拥有十二州县辖区的长沙府的府治，还是长沙、善化两县的县治，再加上民间信仰有关的祠庙、宗教信仰有关的佛寺道观，所以城内庙宇林立。

据民国时期《长沙县乡土志》统计，旧时长沙城内有道观祠庙152处，长沙县境内402处，善化县境内221处。可惜经过长沙会战、“文夕”大火、解放后的没收私产、“文革”时期的“破四旧”，以及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带来的城市快速发展，这些代表旧时代的佛寺道观渐渐消失在大众的集体意识中。

▲民国时期长沙祠庙建筑分布图 制图：糖小三

其实祠庙建筑在中国流传已久。楚地好鬼神，据说屈原的《九歌》就是根据民间祭祀的乐歌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长沙曾地处楚国，自然也是“巫风遍地”，祠庙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士农工商、衣食住行，上至皇帝老子祭天祭地，下至平民百姓的生活都离不开祠庙和祭祀。

▲屈原《九歌》诗意本 图片来源：雅昌拍卖

祠庙建筑具体指由朝廷直接掌管或民间自发兴建、供该地区全体成员供奉神祇或先贤的公共建筑类型，简单地说就是除掉宗教建筑以外，古代祭祀鬼神和先贤的公共场所。因此祠庙既不是宗教建筑，也不是各家族的祠堂、宗庙。

祠庙易与宗教建筑混淆的本质是祭祀者身份归属的问题。祠庙祭祀对象比较多元化，无论各种身份，对社会有恩惠者都可以祭祀；而宗教的祭祀对象则是各宗教典籍中的神。

部分被纳入民间信仰的宗教神灵的祠庙，极易被认为是祠庙建筑，最典型的就是观音庙、吕祖殿。观音、吕洞宾都是各宗教典籍中最经典的神灵之一。同理的还有榔梨的陶真人庙（现称陶公庙），陶淡和陶烜两人结庐修炼于榔梨临湘山，羽化成仙为当地祀之。后因求雨灵验，列入祀典春秋祭祀。陶“真人”的神格具有道教色彩，却仍然算民间信仰体系下的神灵受人供奉，其在宗教职能、礼神方式等都和道教建筑有根本差别，因而即便是陶真人（公）庙，也应该属于祠庙而不是道教建筑。

神灵不问出处，为地方做过贡献，积德一方，被人立祀，则属于祠庙系统中的一员。

家族的祠堂、宗庙则因“自家神，别人家的鬼”的性质，缺少公共性的祭祀。因此祠堂、宗庙也不属于祠庙建筑。

现代人只要看到飞檐翘角、红墙黄瓦的老房子就会说这是一个庙，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其实中国传统建筑中建筑类型彼此之间有较为清晰的区别，祭祀建筑叫“庙”、“祠”、“坛”，少数也以“台”、“阁”、“殿”、“堂”为后缀，佛教的叫“寺”、“院”、“庵”；道教的叫“宫”、“观”。

长沙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文化多元且独具特色，生成了独特的文化遗产。可惜历史上长沙是座多灾多难的城市，“抢米风潮”、“文夕大火”、四次“长沙保卫战”、“破四旧”等事件都在不同程度的破坏掉了长沙城市的文脉和历史。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建筑的破坏也加剧了文化的衰落。

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康有为的《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中提出了“罢废淫祠”的要求。同年7月10日在光绪皇帝颁布的诏书中提到“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节靡费而隆教育”。可以知道在清末民初之际，很多未纳入祀典的淫祀祠庙都在该政策下变为了新式的学堂。

在长沙很多现存的小学追溯到前身，都是供奉一方的祠庙建筑。如玉皇殿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将前殿改作官立第四校校址，后殿继续供奉玉皇，后又改为新风小学；位于城外的汤公庙则改为汤公庙小学，后更名八一路小学；据说位于南元宫8号的育才小学前身则是南元宫。

我有个同学小学在育才小学读的，初高中都在地质中学，到了大学考进了湘雅医学院附二校区，又在本校读了个麻醉科的研究生，只差读博。真是围绕着南元宫完成了学业的周期，我们都称其为南元宫“一姐”。

民国17年（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在《申报》上发表《神祠存废标准令》。标准要求对先贤祠庙和宗教建筑得以保留，废除古神类祠庙和淫祠类祠庙。由于《神祠存废标准令》中的废除要求，许多神灵祠庙在当时都转成了学堂和公馆。

在解放初期，政府对于当时的祠庙进行登记和没收庙产。而在1950年代后期，湖南的相关政策更是指出“厂房应尽量利用庙宇和机关多余房屋。”如此一来，许多神祇祠庙都改成学堂、公馆和厂房。榔梨陶公庙曾经就做过小学和厂房、而长沙县杨公庙则做过小学。

长沙祠庙建筑从清朝末年开始就一直处于变迁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功能转换，大多数的祠庙建筑都已不完整，或已经消失，只有极少数的祠庙还在使用。

#分类

祠庙的分类目前学界也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根据不同的分法可以分很多种类出来。明代国家祭祀体系按祭祀对象等级分为大祀、中祀和小祀；按祭祀主体等级分为中央之祭、王国之祭和地方有司之祭。按类型又分为郊祀、社稷等祀、庙祀、陵坟等祀和群祀。

同时又有学者按照祭祀对象的身份分为坛祭、文庙祭祀、护国佑民神灵祭祀和崇德报功祭祀四类；还可以根据祠庙建筑的建立者和建立目的分为官式祠庙和民间祠庙。

▲祠庙建筑分类图 图片来源：三分钟看懂明清祠庙体系| 遗产撷英

总而言之，根据不同研究目的，分法多种多样。我们不需要了解那么多，简单分一下就是祭鬼神的和祭人的。

祭鬼神也可以分为国家、地方官员和民间老百姓，三者也不尽相同。国家祭神最出名的就是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以及五岳大庙。这是皇家独享的祭祀，象征着国家权利。这类国家祭祀多数只有皇城专属，所以和身处远方长沙的长沙关系不大。

地方官员的祭神则以祈祷一方平安为主，以社稷、先农、山川、风云雷雨、雩（音同鱼）祭、厉祭和城隍为主，祈祷神灵保护自己的土地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少旱少涝。长沙府由于一城两治的附郭制，长沙城内以大致以当今五一路为界分为长沙县和善化县两个县。长沙府相当于现在长沙市的概念，长沙县和善化县则类似于现在的开福区和天心区，因此地方官员的祭祀系统在古长沙城内一共有三套，主要分布在北门外文昌阁旁和浏阳门外赵家坪区域。

而民间老百姓的鬼神祭祀则显得务实很多，只要灵验，什么都是神灵。既有自然神灵、动物神、植物神，又有鬼神、仙人、灵物等。清陈运溶《湘城访古录》对猴子石就有记载“湘江东南岸边有石，如猴头，下有深潭，奇险可观，俗呼猴子石”。有后人因该石形似猴，而在该石旁建猴神庙祀之。

▲民国时期的猴子石 图片来源：湖南陈先枢

民间的鬼神祭祀数量最多，信徒也最多，不过多数民间的鬼神崇拜都因灵验而被人供奉，因不灵而被民众遗忘。一百多年过去了，目前长沙地区现存最大的三大民间信仰为开福寺的观音崇拜、陶公庙的陶公崇拜和戴公庙的戴公崇拜。

三者刚好瓜分了当今的长沙城，戴公菩萨负责保佑以望城区为核心的河西地区，观音菩萨负责保佑位于中段的市区，而地处㮾梨的陶公菩萨则保佑长沙东郊的区域。每逢三位菩萨的诞辰庙会都是长沙市的大日子，人声鼎沸，修炼场所周边的道路都是水泄不通。

▲开福寺观音诞辰场景图片来源：新华网湖南频道

▲陶公庙陶公菩萨诞辰场景 图片来源：红网迷底

▲戴公庙戴公菩萨诞辰场景 摄影：糖小三

祭人则简单得多，也更具地域性。祭人的本质是纪念。往往是被祭祀者做了许多益于一方的贡献，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该人的良好品德和彰显他的光荣事迹而建祠祀之。这种类型的祠庙也是每个地区地方文化中最独特的部分，如长沙的贾太傅祠（现为贾谊故居）、汨罗的屈子祠、永州的柳子庙、重庆的张飞庙、成都的武侯祠等等。这些被祭祀者在生前有功于当地，在死后也成为了当地独特的人文文化，被后世永远记住。而他们的功劳和事迹也鼓舞着后人向他们学习。

除了以上的分类之外，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分法就是“正祀”和“淫祀”。“正祀”和“淫祀”是古代官方对于祠庙建筑的一对相对概念。据《礼记》中对正祀的记载是“合乎礼而纳入祀典的是正祀”，简单的说就是纳入志书中祀典的祠庙建筑才是正祀。

而淫祀则是不在祀典的祠庙。在古代没有经过官方认可或被官方认为是不合乎礼的民间祠庙都被称为淫祀。观音因为是佛教最重要的一位菩萨之一，身份尴尬，不能被官方列入祀典，从而属于淫祀。当我跟我那见多识广的北方女汉子学姐提起“观音是淫祀”时，被她嘲讽了一番，并反问：“观音怎么可能淫祀呢？”见多识广的学姐想当然的把“淫”理解成了淫邪这类不好的意思。其实这里的“淫”是过多的，额外的意思。小时候玩轩辕剑天之痕男主角陈靖仇有个技能就叫“淫雨霏霏”，也是同一个意思。

陶公菩萨，始祭建于南朝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却在1300多年后因咸丰二年（1852年）祈雨显灵，被敕封淡孚佑真人，敕封烜福佑真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礼部议准列入祀典春秋，仲月遣县丞前往榔棃巿致祭。

而始祭于晚唐时期（约公元710年）的戴公菩萨，虽然祭祀场所多，信徒多，却由于传统文化的衰亡，再也不能成为正祀啦，实在可惜。不过无论是正祀还是淫祀，永远有人纪念，才是真正的赢家。

#分布

长沙位于湘江下游西岸，自古就与湘江有密切的关系。长沙的祭祀活动也多与水神信仰有关，如位于小西门祭祀洞庭真君的水府庙、位于橘子洲祭祀江神的江神庙、祭祀洞庭湖流域水神杨幺的杨泗庙还有众多龙王庙等。生活与水息息相关，因此长沙地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对水神崇拜有加。

岳麓山位于湘江以西，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中的最后一峰。因此长沙既有位于岳麓山脚专祀岳麓山神的岳神庙，也有祭祀南岳的南岳行宫。除此之外，长沙还有一座位于北门外专门祭祀东岳大帝的东岳庙。

除了自然山水神灵以外，古代还有一类祠庙则是祭祀在长沙得道成仙的保佑一方的地方神灵。这类神灵修炼成仙后往往通过神迹显灵保佑民众，因此被地方民众奉为保护神灵。如望城区的戴公信仰、榔梨镇的陶公信仰等。

长沙由于2000年中心城址不变，千百年来也留下了大量名人轶事和历史传说。屈原、贾谊、陶侃、张仲景、定王刘发、曾国藩、左宗棠等都在长沙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后人为了祭祀这些历史名人的事迹也都纷纷建祠纪念，这些丰功伟绩也都随着祠庙流传后世，被长沙人民铭记。

祭鬼神与祭人的祠庙分布规律有着明显的不一样。各类型的祠庙也会有其相应的选址规律。

社稷坛、先农坛等大型的地方祭祀在古代称为“郊祀”，顾名思义是要在城外设坛祭祀的。而实际原因则是坛庙建筑由于需要举行大型的仪式，大量官员参与祭祀仪式，因此多在城外。按明史规定“王国祭国厉，府州祭郡厉，县祭邑厉，皆设坛城北，一年二祭如京师”，祭祀无祀之鬼的厉坛则规定设在城北。

厉坛每岁清明日，秋七月十五，冬十月朔日，至祭城隍神和无祀之鬼等众牌位。因此厉坛很有可能就是长沙人七月半烧包的来源。

▲七月半在楼下烧包的糖妈妈 摄影：糖小三

除了国家规定的神灵祭祀外，很多神灵的祠庙分布都与其固有属性相关，如修建在橘子洲上的江神庙，修建在湘江沿岸的水府庙，建在岳麓山脚下的岳神庙等。

祭人的祠庙多和被祭祀者身前相关的场地，一利用祭祀对象生前故居、寓所改为祠庙，如由贾谊故居改成的贾太傅祠、陶侃故居改成的陶公庙；二是将祭祀对象的殉难、陵墓之地建祠强化纪念，如位于蔡道宪墓的蔡公祠、韩玄墓的韩公祠、赵汝愚墓的福王祠；三是在祭祀对象的事件发生地建立祠庙以示纪念，如在定王台遗址前建立定王庙，在岳麓书院祭祀宋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宋代大儒朱熹、张栻等。

除了物理的选址因素外，祠庙建筑的数量和分布也会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对于长沙祠庙建筑来说这个历史事件就是太平天国。

与乾隆时期相比，晚清时期长沙祭祀先贤的祠庙建筑数量得到了极大的增幅，从13处增加到48处，供奉湘军将领的祠庙明显增多。在清朝前中期的先贤祠庙多以在长沙从政的帝王、忠臣、烈士为主，而在晚清时期由于太平天国和湘军的缘故，长沙修建了大量纪念参与太平天国战争将领的先贤祠庙。

而与湘军相关的长沙先贤祠庙也分为三类，一类是位于北门中铺贤良祠、昭忠祠这类由国家统一纪念纪念卫国战争中阵亡的将士而建的先贤祠庙，这类祠庙有统一的制式和统一的祭祀对象，等级较高，一般直接由地方政府管理；一类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做出重大贡献的将领专祠，如位于中山路祭祀曾国藩的曾文正祠（今湖南少儿图书馆和田家炳中学）、位于黄仓街祭祀布政使彭毓橘的彭忠壮祠、位于宝南街祭祀广东提督刘松山的刘忠壮祠以及光绪十一年（1885年）末才由清朝廷纳入祀典的位于湘春路的左文襄祠（今为工人文化宫）；还有一类则是纪念太平天国期间牺牲的将领群体，如七神祠、位于荷花池的十二忠祠和表忠祠、位于城南书院的前后五忠祠等。

#建筑

大多数的祠庙建筑都集古代建筑艺术大成，除了华丽外，也都极具地域特色，是一个地区的古建经典之作。据民国时期官方统计，长沙城内有道观祠庙152处，现在留存却很少。特别是抛去属于宗教建筑的古建筑后，本是数量最多的祠庙建筑，如今也变得屈指可数。

与宗教建筑相比较，不同类型之间的祠庙建筑之间并无从属关系，而是分散在整个社会之中。祠庙建筑虽然数量多，却没有像宗教建筑那样有宗教经典和教义支撑，因此祠庙建筑的建筑形式没有一个具体的统一性，而是具有很大的弹性。不同类型的祠庙建筑差异极大，不便于类型学的建筑分类。

祠庙建筑的形式会出现规模大小不一的现象，一间小庙也可以是祠庙，“记舍、室、庭、营、厢、簃、庖、湢共一百七十有八间”的曾文正公祠也是祠庙。因祠庙建筑的复杂性，很容易令人将祠庙建筑拆分到多种建筑类型中，神灵祠庙分入宗教建筑类型，先贤专祠分入祠堂类型，这无疑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祠庙建筑的重要性。

祠庙建筑是人祭祀神灵或先贤的场所，祭祀仪式决定祭祀场所，因此不同的祭祀行为决定了不同的祭祀空间，国家祭祀、地方官员祭祀、民间祭祀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祭祀方式。

官式的祭祀，无论是向神灵祈求福报还是纪念先人都很庄严肃穆，因此官式的祠庙建筑从建筑风格到建筑空间，都无一不体现这种祭祀的正式性。相比其他古建筑的雕梁画栋，这类建筑更多的是庄重、简洁的装饰，白墙黑瓦，临街立面仅留门洞，上方留有牌匾，呈现出正式、严肃的氛围。

▲贾太傅故宅、鳌山庙旧照片 图片来源：《老照片中的长沙》

除了装饰以外，官式祠庙在其平面上也有体现“正式性”的平面布局，其先导部分的大门通常较简单，大门与正殿之间通过二门、台阶、拜厅、甚至钟鼓楼等节点加深纵向序列的进深感。随着人们从大门步行通过一座又一座的宫室走到祭祀者的大殿时，敬畏之心也会油然而起。

▲贾太傅祠平面、定王台平面 图片来源：《贾太傅志》、《定王台志》

官式祠庙除了庄重的建筑本体外，一般都配有充满人文趣味的附属庭院。这些庭院一般位于祠庙建筑的侧面或后部，以免影响祠庙建筑庄严肃穆的气势。庭院布置有假山、水池、花草等，营造出一种优雅别致的意境。其中很多庭院有时甚至会比祠庙建筑本身更吸引人游览和观赏，许多诗人也会题词助兴。

建立于同治十二年（1873）的曾文正祠的浩园（今田家炳实验中学），也是极其典型的长沙祠庙庭院。据光绪园林湖南巡抚王文韶《敕建曾文正公祠碑》记载：“浩园有池、广袤十数亩，为桥一、楼一、亭五、台二。池畔垒石为山，杂莳花木，翼以回廊，缭以崇垣，垣周二百六十丈。”听雨轩是浩园中最主要的建筑，从老照片中也能感受到其秀丽的重檐卷棚顶，随处都是长廊连接各处节点，两座亭楼各有其风味，整体给人精致典雅之感。

▲浩园老照片 图片来源：湖南陈先枢

除此之外还有贾太傅祠的清湘别墅和定王台的蓼园，都为长沙祠庙建筑的附属庭院，然而都未能躲过1938年的文夕大火。目前长沙无完整祠庙建筑附属庭院遗存，仅留左文襄公祠庭院假山一座。

▲左文襄公祠庭院假山 图片来源：网络

民间祭祀则和官方祭祀很不一样，民间祭祀因为“娱神”的性质，其仪式非常活泼和热闹，参与的人数也众多；除此之外戏剧也是民间祭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民间祭祀的祠庙场所基本都是以戏台为核心空间发展建筑规模。长沙地区的戏台都是与山门相结合的复合型戏台，同时具备山门和戏台的功能。戏台的底层架空作为祠庙建筑的主入口，上层由于演出需要，通常不设门窗，仅做雕花木栏杆。因此一般来说，戏台是祠庙建筑群当中最空灵通透的一部分，也是最能显现当地工匠高超手艺的一部分。

▲长沙地区的戏台 图片来源：网络

除了戏台外，山门也是民间祠庙装饰的最精彩之处。长沙山门多与牌坊结合，成为门楼式山门。牌坊作为一种纪念性的中国传统建筑，出现在祠庙建筑入口，具有很强烈的纪念性。

长沙地区的山门牌坊大多为四柱三间三楼庑殿顶砖砌牌楼，用彩绘描摹建筑构件。从上之下依次是屋脊、屋面、卷棚、大额枋和小额枋。屋脊两侧有鸱吻、中间则有宝座；屋面则都有微微起翘的翘脚；再下则是仿木的卷棚起屋面和额枋的过渡作用；下方则是大额枋，大额枋上多有寓意吉祥如意的彩绘。大额枋下是小额枋，小额枋分为庙名和门洞两部分，有时在大额枋和小额枋之间还会增加一幅主题彩绘。次间做法和明间类似，只是主题和内容比明间简单一点。

山门上也有许多工艺精细，线条流畅的灰雕彩绘。这些彩绘在祠庙建筑中主要起教化和传播经典的作用，许多彩绘也表达了民间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过这种向往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忽视，已经逐渐被人淡忘。

记得我第一次看到陶公庙上那幅哪吒闹海的灰雕彩绘时，我就直接和别人说这是孙悟空的大闹天宫。而比我更过分的是，我那从小在加拿大长大的长沙学姐，指着为三太子助威的蚌壳精说：“为什么小美人鱼爱丽丝也会出现在彩绘之中？”我才深深感受到年轻人对于传统文化的陌生。

▲陶公庙上“哪吒闹海”主体灰雕 摄影：糖小三

长沙祠庙建筑的山墙也是有典型长沙建筑特征的一种构筑物。山墙，又叫封火山墙，立在相邻两栋建筑之间，防止邻近房屋起火时火势顺延殃及其他建筑。因此封火墙在建立之初，为纯粹的功能性构件而少装饰性。随后世的工艺技术的发展，封火墙在满足基本的防火功能后也大大加强了其装饰性，特别是南方封火墙更是成为建筑立面特别精彩的一部分。

▲南方建筑封火山墙样式 图片来源：柳肃《古建筑设计理论与方法》

长沙祠庙建筑封火墙主要位于山门、厢房两侧和硬山正殿两侧。人字型、平直跌落型和拱型（民间说法“猫拱背”）为长沙山墙的基本形式。

人字型山墙也是湖南地区多见的山墙形式之一，因其外轮廓像“人”字而得名。不过长沙的人字型山墙因和外墙结合的缘故，多只在建筑正面起翘，在背部则顺着屋面直线向下做简化处理。

平直跌落型的封火墙为全国最常见的封火墙，其外形轮廓形似马头，俗称“马头墙”。

拱型封火墙为湘东地区比较常见的封火墙，其形状为两个拱弧形相接，形同猫弓着背的轮廓，因此长沙地区的工匠俗称“猫拱背”。

▲长沙人字型、平直跌落型山墙 图片来源：网络

▲拱型封火墙 图片来源：网络

#保护

长沙地区的祠庙建筑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功能转换，大多数的祠庙建筑都已不完整，或已经消失，只有极少数的祠庙还正在使用。

具有完整格局且保留祠庙文化的祠庙建筑目前有四处，分别是陶公庙、岳麓书院文庙、岳麓书院专祠和乔口万寿宫。

这四处祠庙建筑历经百年，几经修缮，局部单体建筑为新建，整体格局为传统的祠庙建筑格局。同时还有属于这些祠庙的独特文化目前也有延续。如陶公庙除了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外，同时也是榔梨镇上、甚至长沙市最著名的祠庙建筑，至今保留每年农历正月十三和八月十七的庙会习俗，吸引着全镇的人民拜祭；而拥有完整格局的岳麓书院文庙也于2013年起恢复中断百年的祭孔仪式，目前岳麓书院祭孔大典每年举行一次，仪式沿用孔庙祭礼中规格最高的“释奠礼”，已成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洗礼育人”的重要方式之一。

▲陶公庙诞辰日拜祭场景 摄影：糖小三

▲岳麓书院文庙祭孔场景 摄影：糖小三

具有完整格局且不做祠庙使用的祠庙建筑目前有两处，分别为杨公庙和靖港八元堂。

位于长沙县开慧乡的杨公庙由于清末改为私塾，民国初年又改为长沙县官立第四十小学。1908年杨开慧曾在此读书，1929年毛岸英亦就读于此，杨公庙因而被赋予浓厚的红色革命色彩。同时因为临近杨开慧故居，目前杨公庙已作为杨开慧生平展览馆。

靖港八元堂由于在复建山门和倒座戏台时没有按照长沙传统祠庙的方式来处理，而是将山门建成一座二层的过街楼与戏台相接，目前二层的过街楼为靖港文化展览馆，为前来参观的游客展示靖港的老照片。

▲杨公庙内的陈列展示 摄影：糖小三

▲靖港八元堂民俗活动 图片来源：掌上长沙

个人认为，将已失去祠庙文化的祠庙建筑开辟为纪念馆也是一种可行的办法，毕竟祠庙文化也有纪念的成分在里面，纪念馆功能相当于是祠庙文化的现代化。

需要提醒的是，在强化纪念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希望管理方做好完善的祠庙建筑科普工作。在主祀杨泗将军的杨公庙中，由于杨泗和杨开慧都姓杨，同时还有“杨公”庙这个容易有歧义的名称，多数不了解祠庙文化的游客都将杨公庙等同于杨开慧的家祠。在这一方面，管理方需要加强对中国传统的祠庙文化普及。

在本文写作中发现，长沙祠庙建筑确实有其自身独特的建筑美，也发现目前长沙周边的乡镇正在想恢复这种“地域美”。可惜往往都建成了比例失调，粗制滥造，令人啼笑皆非的新建祠庙建筑。而造成这种比例失调，做工粗糙的原因，一方面是现代群众对于祠庙建筑的精神需求的再现导致当地匠人凭借“集体记忆”和现代工艺去做建筑；另一方面则是长沙地区对于祠庙建筑研究的缺乏，没有太多正式的研究指导应用。

▲长沙令人啼笑皆非的新建祠庙建筑 摄影：糖小三

#结语

祠庙文化随着旧的帝制社会和小农经济的瓦解，绝大部分已经消失。万幸留下来的，我们应该好好保护，没留下来的我们也不需要强行去重建，没必要主观的去恢复和毁坏，有些东西还存在，自然有存在的意义，而有些东西消失则让它随风消散吧。

我一个好友曾说过一句话：“不恋过往，不负当下，不畏将来。”

对于长沙祠庙建筑，我也是这样想的。

作者介绍

糖小三：从事建筑修复方向，高端可做文化遗产保护，低端就是修庙修祠堂还修墓，不务正业写点小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