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又因为生产与消费失衡。
我们的制造业增加值非常高，占了全球的３１％，而消费与人口大国很不相称，只占了１３％；这表明了结构上的问题，从而也决定了中国如果出口受阻，一定会触发全面的产能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克林格曼认定保持外贸上的顺差是中国目前的最优选。
但是，外贸不是中国单方说了算，布林肯未必能把中国挤下餐桌，沦为菜单；中国也要积极行动，跨越ＣＰＴＰＰ的门槛，扩张出口目地的多元化，这些并不是我们单方说了算，那么，政策就一定会加速推动国内市场的消费，包括物价上涨，保持一个３％的弱通胀格局，否则，经济整体将面对一个收缩效应的长周期。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结构不平衡？
这多少与我们“赶超模式”的心态有关。美国定义了我们是战略对手，我们也定义了美国是假想敌。而“赶超模式”多少有点凯恩斯主义的味道，即林毅夫的有为政府，通过投资和扩大财政赤字来拉动经济增长，如果看经济总量在全球的份额，中国经济的增长十分醒目，９０年代初到２０１２年，GDP的全球份额从2%上升到11.5%,速度非常惊人，但是，投资扩张的效能出现了递弱，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８年，占比反而下降了，２０１８年为１０．７２；疫情期间似乎也别无选择，美国的发钞，我们大约只能是扩大投资，占比到２０２３年按任泽平团队的统计已经达到１７．２％。
既然无力克服投资递弱，以前拉动一元钱的ＧＤＰ，需要三元，现在要九元，在通过投资拉动代价太高了，资本回报率贴近边际。
这不能说是凯恩斯的错。
因这同样扩大财政赤字，市场经济主导的资源配置，非市场化行为的资源配置完全是另一回事，是唯ＧＤＰ的“赶超模式”，ＧＤＰ成了地方业绩考核的重要标准，这就与市场需求的引导脱离了，当然资源也难以传导到民企与民生，生产与消费之间出现了堵点。
２０１８年经历了一场“规范有序”的治理，抑制“私人资本的无序扩张”，民企的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宏观杠杆率水平大幅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投资拉动模式告一段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从投资型经济模式，或者说“赶超模式”，转向了以居民收入为中心的消费型经济。
现在的麻烦是居民收入不太可能大幅提高。问企业，正在修复负债表与利润表，无力提高居民的第一次分配收入；而财政集体入不敷出，也无力提供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
居民收入上不来，经济还是会偏向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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