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主席怒批“老爷卫生部”，催生我国独有的职业，造福全球

1965年6月26日，中央办公厅召开了一次例行会议，由时任卫生部长钱信忠汇报全国卫生方面工作。

汇报前半场，气氛还算不错，有问有答，等到钱信忠谈到城乡医疗数据时，现场的气氛就多了些压抑。

原来，在钱信忠的报告里提到：全国目前 140 多万名卫生专业人员，其中有90%都集中在城市里，在经费方面，城市更是占据了75%，留给农村和小县城的只有25%。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中国城市化率还很低，城市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5%，也就是说75%的经费是花在15%的特定人口上，由此可见，这个数据是多么的触目惊心。

当听到这个数字以后，一直没有发言的毛主席也忍不住了，他当场发作，质问钱信忠：

“城市里才有多少人？为什么能占据如此之多的资源？现在我们的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你们干脆改成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主席的这次发火是极其罕见的，主席历来强调民主，鲜少在会议上与人争执，由此可见其生气程度。也正是在这次发火过后，新中国也掀起了一场最为浩大的医疗改革，那便是“赤脚医生下乡”运动。

毛主席生气的背后，是城乡差距过大

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城乡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并不完全怪罪于卫生部，这与当时的国家形势也有关系。

当时的新中国可谓一穷二白，还要勒紧裤腰带冲击两弹一星，真正能够分发给地方的医疗经费是极其有限的。

这就使得中央给地方的经费，绝大多数情况也只够城市医疗吃个“半饱”，如果摊大饼式全都平均发下去，那么结果是农村城市谁都保不住，原本基础设施较好的城市医院也要倒闭大半。

农村医疗条件恶劣，可以说是一个顽疾了，从旧中国时期开始，这就是一个不解之症。

绝大多数农民生病后的第一反应不是找医生，而是试着“挺一挺”，抱着一种“小病不用看，大病躲不过”的态度。

当时我国各地农村都会流传一些稀奇古怪的偏方，每年都会有大量因为偏方而中毒的案例，更有甚者，还会迷信巫医法术，信仰邪教等，危害极大。

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医疗部曾经想出过一个办法：那就是派城市的医生带上设备，定期下乡为农民治病。

这一方法最初提出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就连著名医学专家黄家驷、周华康等人都纷纷响应。

然而，计划实施没多久便又遭到了困难，医疗队每次下乡，医院方面都要打乱原有的日常工作，而农村方面又要接待医疗队的食宿，对于一些穷乡僻野而言，无异于“要了老命”。

除此之外，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能够带的设备也是极少的，平均每个村子也只能待几天，根本不够为所有人看好病，效果极其有限。

这就使得没过多久，各地医院纷纷放弃这一方案，根据统计数据来看，从1965年1月提出来，到当年6月，近半年时间，下乡医生只有2800人次，相较于全国六亿人的规模，这点人力，无疑于是大海里撒盐，杯水车薪。

归根到底，问题的症结还是当时国家在医疗教育上，人才太过缺乏，没有过多余力去保证农村医疗发展。

这一点，毛主席当然是清楚的，因此，在批评过卫生部长钱信忠以后，他对此次会议做出了总结：

“现在我们的困难是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因此，我认为在未来医疗卫生工作上，应该把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出一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主席口中的“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是什么样的？当时的人们还没有一个具体概念，而主席的这次讲话，也是“赤脚医生”这一职业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

王桂珍：新中国第一位赤脚医生的由来

在正常人的印象里，培养人才自然要开办学校、还要招生、盖校园，就算有着国家的大力扶持，没个几年也是见不到成效的。

但是，毛主席在进行布局时，却剑走偏锋。在“六二六指示”之后，毛主席曾经找到过钱信忠，说了这么一番话：

“正规培训是来不及，国家也难以负担，现在我们主要任务是在农村不脱产的情况下，培养卫生员。”

毛主席认为：

“医学教育要从思路上进行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我认为高小毕业生，在学习个三两年就够应付绝大多数小病了，之后，边练边学嘛。这样培训出来的医生，虽然本事不会太高，但是总比那些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提出一定要重视中医，中医一来不会需要太多昂贵设备，二来中药还比较便宜，农民抓得起，可以予以补充。

在听完毛主席的一番话以后，钱信忠受益颇多，回到卫生部立即起草了全国通知，下发各地。

由于这一建议带有一定的“实验性”，在这份通知里并没有太多的具体框架，各地在接到通知以后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来看还是遵守了毛主席所提出的两个标准：高小毕业，学医三年。

就此，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医疗改革”在全国拉开了序幕。

在这场行动里，最早做出反应的是上海市。

接到通知以后，上海市委便立马召集了各公社的相关负责人，让每个村子里都选出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组织起来统一进行医学培训。

当时上海市财政只能拿出四个月的培训费，因此，这批最早的学员也只培训了四个月，便匆匆上岗。

但不得不提的是，虽然行事仓促，效果却出人意料，在学员们上岗后仅仅几个月，各公社负责人便再次找到市委，希望能够加紧第二批学员的培训。

原来，在这批学员回乡以后，立马开始给村民们看病。这些学员本就是同村长大的孩子，很受村里老人的信任，虽然看不了大病，但是寻常的发烧感冒，都能够轻松解决，群众反应很好。

更为重要的是，凭借着村民们给的医药费，学员们不但能留足工资，还有盈余，真正实现了毛主席口中所说的“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

当时上海农村有几百万人，单靠第一批学员是根本应付不过来的，因此各公社才会急忙找到市委，申请第二批培训。

上海市的成绩极大地震惊了全国，很快便作为模范典型，登上了报纸。这条消息不单单在各地政府里点燃了“投资学医”的热浪，更是在青年群体当中，掀起了“响应主席号召，学医下乡”的高潮。

当时上海本地的《文汇报》曾经记录了一位“赤脚医生”王桂珍的故事。

王桂珍来自于江镇公社大沟大队，学历仅为小学毕业，没进过初中，原本的她只是在家里种田，忙农活，结果意外被大队选中，开始学医。

王桂珍最早学医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不认识化学元素符号，不认识包装上的外文，甚至连药品名字都叫不出来。

但是，王桂珍的心里始终憋着一股劲，心想着自己是受毛主席委托才来的，学习异常刻苦，每天夜里9点下课，她还会拿手电筒，坚持学到12点。

在她的不懈努力之下，毕业时的医学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王桂珍当然也遇到过病人不配合的情况，但是，她却极富耐心，病人不肯针灸，她就先扎自己，病人不愿吃药，她就反复解释。

就这样，很快在当地积累的大量的声誉，村民们也都开始亲切地叫她：王大夫。

当地的医疗点本来是一个只有几个年轻女孩的“小作坊”式医疗站，到后来，由于经营良好，她们居然还出钱包了一块地，专门种植中药材，并且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村民。

虽然王桂珍和她的同事们医疗知识并不算多，但在有限的知识之外，是对病人无限的关爱。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文汇报》报道王桂珍的这篇文章里，第一次提到了“赤脚医生”这一称号。

在王桂珍的家乡，当地农田几乎都是水田，而王桂珍也经常下地赤脚干活，因此才被当地人称之为赤脚医生。

《文汇报》的文章发表以后火遍了全国，后来还被《人民日报》所转载。毛主席在看完王桂珍的事迹以后，还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赤脚医生就是好。”

从此， “赤脚医生”成为了半官方的称号。

赤脚医生的足迹，从上海到全国，从中国走向世界

继上海市之后，全国各地的医疗改革也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早先的医疗制度仅仅只是在全国各市县建立出了人民医院，但当赤脚医生风行以后，各地公社也大都建立自己的卫生点，并且开始通过各种手段减轻村民们的开销。

当时的全国普遍做法是：农民们看病，只需要掏5分钱的挂号费，至于医药费方面不收现钱，只收少量工分，有些条件较好的地区，甚至连挂号费都不需要掏，还会免费给老人送药，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

1966年的时候，湖北长阳土家山寨还开创了一种类似于现代保险的方式：当地村民们每月固定给卫生室交1元钱，村里按人头每人再交5毛，作为共同基金，之后，村民们无论有了什么病都能获得免费治疗，相对于一块钱保一年。

这个做法不单单对村民们有利，对卫生室的发展也有利，有了本金以后，当地的赤脚医生便能够批地，种药材，实现自种、自采、自制、自用，极大的节约成本，再反哺村民。

这种方案实行以后，效果很好，湖北省委还将这一案例上报给了中央，希望能够加大推广。

土家山寨的案例引起了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视，在报告上，毛主席亲笔写下批示：“此件照办。”

就此，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中国诞生了。

至上世纪70年代，全国赤脚医生总人数已经超过130万人，惠及数亿农民。

当时的国家组织防疫、保健工作时，这些赤脚医生们也普遍响应号召，承担了全国90%的人口，昔日的小树苗，已然长成参天大树。

赤脚医生的巨大成就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当年由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后来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成 50 多种文字，风靡亚非拉上百个国家。

在非洲的炎热大陆上，在南美洲的高海拔高原上，在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中，越来越多人成为了赤脚医生，开始用这种成本最低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同胞。

赤脚医生这一制度，也开始由中国走向世界，造福数十亿贫困国家人民。

前文所提到的模范人物王桂珍本人，后来也在1974年受到邀请，登上了联合国讲台，做了 15 分钟的演讲，讲述自己学医的历程。

一个小学毕业的普通人，走到了联合国的讲台，这是王桂珍个人的一小步，却是全世界医疗卫生发展的一大步。

赤脚医生不单单是中国的独创制度，更是世界的一座宝藏。

多年以后，每当我们回顾那段往事时，不禁感慨万千。当时的赤脚医生们手上真正能够拿的药品是很有限的，除了各种草药以外，也仅仅只有消炎针、红汞、碘酒、阿司匹林等寥寥几样，但就是这小小的药箱，保护了数亿人的生命安全，肩负着国家走过了最困难的年代。

时至今日，虽然赤脚医生这一行业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是不会消弭的，正如同当年的一句宣传诗一样：“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

参考资料：

毛泽东的一次发怒改变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陈立旭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