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靠政治世家、伪造残疾证明考公上岸，印度公务员系统又挨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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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公务员系统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印度行政公务员系统（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印度警察公务员系统（Indian Police Service）以及印度林业公务员系统（Indian Forest Service），三者分别简称为IAS，IPS及IFS。

负责印度公务员考核和任用的机构名为联邦公共服务委员会（Unio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简称UPSC）。

每年，印度大约有一百万人参加UPSC考试，考试压力非常大。然而，印度公务员系统的腐败问题根深蒂固，这已是印度政府人尽皆知、却又不会轻易放到台面上来讲的问题。

今年7月被揭发的IAS实习生普迦·科德卡尔（Puja Khadkar）滥用IAS公务员配额从而非法获得职位一事，又一次将IAS和UPSC推上了风口浪尖。

普迦出生于政治世家。其祖父为政府高官；其父德里普·康迪巴·科德卡尔（Deelip Kondiba Khedkar）退休前为IAS官员，今年作为候选人参与了人民院选举；

其母玛诺拉玛·科德卡尔（Manorama Khedkar）为马哈拉施特拉邦一个村子的村长，网传的一则视频中，玛诺拉玛带着保镖人员，使用手枪威胁当地村民。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普迦，就算不是大富人家，也不会是贫困人群。

然而，2021年，普迦参加UPSC考试时，却是以其他落后阶层（OBC）和残疾人的身份参加的。

换言之，普迦能够享受到IAS为这两类人群特别保留的人员配额。

在一次模拟面试中，普迦曾表示，由于父母分居，她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并且已经与父亲断绝了联系。

然而，调查发现，普迦共拥有七处房产，总价值1亿7千万卢比，每年可为普迦提供480万卢比的收入。

单是七处房产，普迦就不可能属于其他落后阶层；更别说当调查人员初次前往普迦住处时，发现了停留在普迦家中的五辆轿车——虽然在调查令颁布的第二天，其中价值最高的那辆轿车便不翼而飞了。

另一方面，普迦声称自己患有视力障碍及精神疾病。当医院先后6次要求普迦进行体检时，普迦都以身患新冠为由拒绝了。

同时，普迦以幽闭恐惧症为由，拒绝参加检测视力的磁共振成像测试。

最终，通过一系列程序和不为人知的暗箱操作，普迦提供了一份来自私人医院的体检报告，证明普迦所言属实。

此事不了了之，普迦成功获得了IAS实习生一职。

实习期间，普迦多次滥用职权。尽管普迦先前声称已与父亲德里普断绝联系，但德里普曾致电普迦上司并进行口头威胁，要求为普迦提供特别的办公环境。

这些明显不合理的行为举措，最终引起了媒体注意。今年7月，政府也开始对普迦展开正式调查。

无论调查结果如何，有关普迦的这些争议，对IAS，尤其是UPSC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印度为贯彻人权理念，在教育、政治等社会多个方面，均实施了保留政策，对于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保留一定比例的配额。

普迦一案之所以引人愤懑，主要就是因为她通过伪造证明，夺走了本属于弱势群体的权利；并且，此案同时牵扯到了两类人群：OBC和残障人士。

OBC在印度政坛中已经获得了大量关注，相比之下，残障人士似乎显得更为透明。

实际上，印度残障人士的人权运动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起初，残障人士群体要求政府应该招收盲人。到80年代，残障人士群体要求政府推动颁布残疾人权利法；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开始给予残障人士更多关注。

在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下，印度于1995年颁布了一套全面的残疾人法，于2016年颁布了《残疾人权利法案》（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2016）。

该法案进一步扩大了在教育和就业方面为残障人士保留的份额比例，前者为5%，后者为4％。

这本身是一项体现社会包容性和人权保障的法律举措，但此举措的具体实施情况则不尽人意。

普迦一事，也让人们对此保留法案持有更多怀疑态度，甚至有不少人对此制度展开抨击，认为应该取消此项保留政策。

反对者一方面认为残障人士没有足够能力胜任公务员职位；另一方面则认为，此项政策的实施没有得到落实，可能有更多“普迦”通过不正当手段享受着这些权利。

第一项指责颇具“一刀切”般欠缺考量之意。

印度政府实际上是有明文规定，何类残障人士是允许或不允许申请何类职位的。

例如，行政服务部门可以招收有运动障碍、视力障碍或听力障碍的残疾人；而审计和会计类职位则不能招收视力障碍者。并且，随着各类辅助技术的发展，这些规定也在实时更新。

第二项指责则是说到点子上了。为残障人士保留一定份额是没有问题的，但如何为“真正的”残障人士保留一定份额则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

2011年，阿皮谢克·辛格（Abhishek Singh）声称自己有运动障碍，并通过为残疾人保留的份额成功进入IAS工作。

然而，不久后，他便退出了IAS，转职成为了一名网红，经常分享自己跳舞和运动健身的视频。

这样的事件不仅影响了IAS的公信力，而且也为那些真正残疾的人士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患有精神障碍等肉眼无法觉察的疾病患者。

在普迦一事被曝出后，他们承受着不小的舆论压力。类似事件的频频发生，只会不断加深一般民众对残障人士的怀疑。

这样便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对于那些真正的残疾人来说，享受到社会的特殊福利变得更加困难；而对于那些伪造证明、攫取他人利益的人来说，却没有什么特别变化。

就像班加罗尔Azim Premji大学的视盲老师托尼·库里安（Tony Kurian）在对普迦一事的评论中写道的那样：

“这些针对残障人士的抨击是误导性的，也是颇具残障歧视思想的……需要审视和改变的是残障鉴定程序，而非保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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