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房子是安身立命之所,只有有了房子之后,一个人才算是摆脱四处漂泊的状态,才算是真正安定了下来。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房子是必需品,是刚需,但是房子价格的一路上涨,让老百姓们望尘莫及,甚至常常需要掏干三代人的钱包才能够买得起一套房子。
早在千禧年时,朱镕基总理就曾经说出过这个担忧:“现在房地产有点热,不敢说过热,但是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
随着朱镕基总理说出这句话,中央也出台了许多调控房价的政策,但是很多年过去了,房价依然居高不下,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媒体将房子涨价的根源,归责于朱镕基总理曾经提出过的分税制制度。
2011年朱镕基总理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回应了这一说法,他一句话就道出了根源:“地方把房价抬高。”
朱镕基总理为何说出这句话呢?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
房地产涨价的原因,要追溯到1978年。在1978年之前,我国是没有房地产这一个说法的,这一行在当时被称作建筑业。
当时的住房都是由政府划拨土地给企业,收取成本价建房给职工,但这种房子在当时是不允许进行买卖的,而不能买卖,这就意味着城市的一切公共服务是无法主动选择的,基本是你的企业在哪里,你就只能在哪里。并且这种政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口流动,而人口不流动,就无法产生消费,经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
1978年,我国为了响应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在理论界提出了住房商品化、土地产权等观点,1980年9月,北京市住房统建办公室率先挂牌,成立了北京市城市开发总公司,拉开了房地产综合开发的序幕。
在1978年到1998年这二十年中,房地产行业开始出现,到了1998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全部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简单点来说,就是不分房子了,直接分钱,让你自己去买。
这个消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单位分的房子虽然离单位很近,但未必能兼顾孩子上学、赡养老人等方面,而在实行这一政策之后,个人的自主性大大提升,可以以自己的需求为主去买房。
但是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当时的房地产行业还没准备好,虽然在1978年,我国提出了商品房概念,但是1978年到1998年这二十年间,还是在进行分配房子,这时买房子的除了一些做生意赚到钱的个体户之外销量很少。
而当1998年《通知》下发之后,大量购房者开始涌入市场,当时的情况是,不管是在建的商品房,还是已经建好的商品房,数量都很少,面对海量的购房大军,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房价自然是一路飞涨。
早在千禧年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就曾经说过:“现在房地产有点热,不敢说过热,但是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
朱镕基总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的征地制度还不完善,补偿制度没有明确出台,有许多地方政府低价地征收了农民的地以后,拿去高价卖给了企业,企业拿到高价地以后,建成房子再卖出一个高价钱,但是这样一来,农民没有地了,他们的收入下降了,而房价却上涨了,他们变得更加买不起房子了。
在1998年之后的几年调查显示,农民的消费水平是一直萎缩的,当时身为总理的朱镕基看到这一点,就十分的忧虑,因为我国是以“工农”为主的国家,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好苗头,并且容易引起经济过热。
但是朱镕基的担忧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重视,在他向其他负责经济的官员讲过忧虑之后,这些官员总是说,总体方向是好的,根本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朱镕基针对房地产过热的问题,从总理的角度提出了一阵见血的评价:“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
朱镕基总理敢于直言,这一次更是一阵见血的批评了地方政府不顾民生,拉高土地价格。
外界认为因为分税制,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紧张,才不得不卖地,但是国家税收收入为8.3万亿元,地方财政直接拿走了4万亿元,然后中央政府又分拨出去了3.3万亿,总共加起来,地方政府共有7.3万亿元的资金可供支配,而中央政府所有收入才1.59万亿,只占所有税收的20%左右。
但是在实行分税制政策之前,中央的财政收入是要占到将近百分之30的,所以说,在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不但没有从地方财政多拿钱,反而又多分了一些出去,所以分税制根本不是房价飞涨的原因。
朱镕基认为,房地产行业过热的原因,不是应该怪在分税制身上,关键点在于卖地的收入归属于谁,如果卖地的收入直接归属于中央,那么地方政府就不会那么卖力的推高房价。
朱镕基总理曾表示,地方政府不是没有钱,而是想更有钱,这番话不无道理,当时我国正赶上改革开放的浪潮,经济开始复苏,各地都在加紧建设,生怕落后一步,就被别的地方抢占了先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本该充裕的地方财政开始变得紧紧巴巴,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想到了卖地,因为卖地的收入不计入预算范围内,并且直接归地方所有,这在急需用钱的情况下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维持原来的地价,卖出去一大块地也收入不了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选择推高地价来保证财政收入,而开发商拿到了高价地之后,自然不会亏本销售,于是,加速了房价上涨,最后的接力棒自然就落在了消费者头上。
而市场上一些投机者眼看房价涨得飞快,于是决定多购买些房子用作投资,于是一大批炒房客衍生了出来,在他们的捂盘惜售与宣传之下,造成了消费者的恐慌心理,生怕晚买两天又涨价了,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又为房价的飞速上涨加上了一把助推剂。
中央眼看着房价一路飞涨,也曾经多次出台过有关限制房价上涨的政策,可由于卖地收入直接归地方财政,所以有些地方政府不但不配合中央调控,反而私下做些小动作对政策进行破坏,这也是导致中央几次调控失败的原因。
在多次调控失败之后,中央甚至发出过“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叹息。
不过在中央“房住不炒”的理念坚持下,为了使中国老百姓“居者有其居”,政府开始大力发展廉租房,2020年,中央为了降低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性,下达了“三条红线”政策,这个“三条红线”政策,主要是限制房地产企业期房的销售,以及企业的负债率,总的来说就是去杠杆化。
要知道,房地产行业的资金规模可是相当庞大的,在过去,房地产企业常常用期房的销售来作为回笼资金的手段,并且大量的向银行贷款,来疯狂地扩张规模,实现盈利,但是现在这个政策一下场,房地产企业的门槛将会被抬得极高,房产企业们也无法再从银行贷到那么多钱投入到房地产市场上去。
这样一来,房地产企业的生存空间将会受到很大的挤压,他们没有钱买地,土地的价格自然会降下来,并且这会让房地产企业的上下游产业也逐渐萎缩,使中国经济逐渐脱离房地产行业的捆绑,随后,大量的钱将会离开这个市场,房价自然就降了下来。
为了限制炒房团拉高房价,中央还出台了限制消费者贷款购房的政策,在之前房地产行业政策不太完善的时候,这些炒房团从银行贷出了大量的钱用来炒房,但是在限制了这些炒房客贷款之后,这些炒房团又找到了新的资金来源,在这些炒房团的背后,有很多都有着外国资本的影子,他们拿着外国人的钱,披着中国人的外衣,抬高中国的房价,再趁势卖出,造成中国资本的外流。
为了限制这一情况,中国又出台了许多限购政策,在经历过数个回合的斗智斗勇,炒房团发现炒房的成本渐渐提高,也开始渐渐从这个行业离开。
在2021年,房价终于出现横盘的局面,不再涨,那就证明中央的调控是有效的。但是随着房价的横盘,甚至一些地方开始呈现下跌趋势,一些地方为了避免财政收入降低,甚至出台了所谓的“限跌令”,限制房价下跌。
但是,历史的趋势是不会被阻止的,地方的限跌令可能暂缓房价下跌,但是随着中央的加强调控,届时可能就不会出现高房价的问题。朱镕基多年担心的问题,也可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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