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产朋友，要去国外了

走出去不是肉身出去，连带着走掉的，还有财富。

今天朋友去做家教，听到了一件事。

就在上完课后留在孩子家吃饭的间隙，家长问朋友，你买房了吗？

朋友说，自己还没买房；原本朋友以为是家长劝自己趁房价低赶紧买，但没想到家长脱口而出，还没买房，这是对的，现在还是别买了。

朋友纳闷，问为什么？

家长说，住房养老金开始试点了，你不知道吗？全国22个城市，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全部覆盖，我看这房地产是到头了。

朋友上完课回来后第一时间告诉了我这件事。

我打趣道，你那位家长很富裕啊。

“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送出去。”这是家长的原话。

曾几何时，很多人不是这么想的。

至少在互联网上，他们不是这么想的；但越来越多人，的确正在用身体力行去做出一些选择，而这些选择又或多或少，对今天本就复杂的国内环境，造成了影响。

按照朋友的说法，那位家长很不满意自己孩子的表现；小小年纪，听到日本人，那位孩子用的词汇是“日本鬼子”、“小日本”，家长说，很怕自己的孩子这样，虽然大家都讨厌甚至是痛恨日本，但一个国家和一个具体的人，那是有着巨大差别的。

“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后变成这样。”

这是家长下定决心的根本，而导火索，自然就是住房养老金。

如果这是一个个体的想法，只是一位中产的想法，那么我们便不会写这篇文章，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数据佐证，这不是个体行为，而是宏观趋势。

英国咨询公司 Henley&Partners 发布的《2024全球富豪迁徙报告》中，我国再次成为全球最多百万富豪流出的国家。

该报告预测了2024年我国将有15200名富豪流出，超过去年的13500名和前年的10800名，而美国，依然是这些国内富豪移民的首选之一。

对国人来说，更眼熟的还是胡润研究院发布的数据。

今年3月，胡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高净值人群品牌倾向报告》中，有近四成的受访高净值家庭考虑移居境外。

还有一个数据也能够佐证这一点，那就是联合国移民署发布的《2022年世界移民报告》，我国是世界上迁出移民人口第四多的国家，除了拥有丰富资源的富豪开始移民之外，许多中产也在想尽办法，去海外开始新生活。

而本文开头的那位家长，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向朋友问了更多关于那位家长的事情。

根据了解，和大多数中产一样，移居国外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先卖房，然后获得美国投资移民所需要的最低投资额80万美元和不菲的律师与行政费用。

但从去年开始找中介帮忙挂牌之后，这位家长已经降价了20%，但房子依然没有成交。

房子没有卖掉，资金就无法聚拢，出去，就只能无限期搁浅；没人愿意自己辛苦积攒的房子卖成一个低价，但出去的心理又是如此迫切，二者之间的博弈，悄无声息地开始，又悄无声息地结束。

在“住房养老金”公布后，这位家长下定了决心，选择继续降价。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市场未来的走向，现实的变化，似乎比预期更快，这是那位家长下定决心的首要因素。

房子，成了最后的东西。

根据吴晓波频道发布的《2023新中产阶级白皮书》来看，11.4%的接受调查的中产阶级家庭表示，去年他们的财富缩水了30%以上，28.9%的家庭表示财富缩水了10%至30%。

换句话说，去年一年，差不多有40%的中产家庭财富缩水了10%以上。

财富缩水，意味着过去多年来的辛苦打拼沦为泡影，叠加今天的就业形势和企业形势，钱难挣、公司难开、就业难找成了为数不多的共识，这也迫使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换个市场发展。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上，中产都是一个伪概念；今天这一代的中产，始于引入市场经济，他们赶上了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是也同样担心经济巨变让他们回归原始，而孩子的教育和未来的就业形势，则加剧了他们的选择。

上个月，国内青年失业率再创年内新高，在剔除在校生后，青年失业率依然高达17.1%，叠加未来十年每年毕业的数千万大学生，就业形势的难，早已经是结构性的共识。

在消费降级的当下，一个经济体每年要想新增上千万的就业岗位，这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投资去撬动，但民间投资已经无限趋近于零。

据格隆汇数据，今年1-7月，我国民间投资累计同比为0%，民企投资增速自2021年2月高点36.4%大幅回落至0%，反映当前民间投资信心极度不足。

投资意味着对未来的预期。在消费低迷之下，企业更多的选择是收缩，而不是扩张，当民间投资不足的时候，新增就业岗位就面临承压，每年毕业的上千万大学生，自然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

就业内卷加剧，房地产下行财富缩水，越来越多的中产选择向外走，成了人性使然，我们很难站在道德制高点去评判，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不是一个好的趋势。

为了走出去，许多中产开始研究各种方法，甚至总结了出去的三大途径：

第一就是留学，报考欧美的本科或研究生，然后在毕业后找到工作，最后转为移民。

第二就是工签，在技术领域，尤其是欧洲、日本的工签很多。

第三就是找中介包装投资，这是对愿意花数十万走出去的人的常见选项。

如果以上三种都不满足，还有别的选择，那就是“走线”。

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2023年从边境截获非法入境的国人总数超过5.2万人，其中仅10-12月就超过2.3万人，而在过去，这个数字每年仅有1500人。

对拥有丰富资源或高技能人才来说，走出去相对容易；但对中产而言，离开在国内拥有的一切，房子、亲友、人脉，却需要极大的决心，某种意义上，这不亚于重生。

离开本身是一种逃避，是鸵鸟心态，但又何尝不需要一种巨大的勇气。

那些想要离开的，和已经离开的，生活又能够如意吗？

也不尽然。

有的人离开后，在国外生活并不适应，住在郊区无法点外卖，甚至没有KTV和火锅店，哪怕去采购中餐食材，也需要开车数个小时，一来一回，很是折腾。

而那些留在国内的，嘴上可能觉得无所谓，但朋友圈真看到有人在国外，心里可能也会有一丝丝羡慕。

不管是走出去还是留下来，这像极了一座围城，里面的人不时探头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人却又不甚习惯国外生活的一切。

里面的人是围城，外面的人又何尝不是围城。

在哪里生活，说到底这总归是个人的选择；但在个人生活之外，向外走的趋势不断扩大，也值得我们思考趋势形成背后的原因。

毕竟他们不是肉身出去的，带走的除了家人，还有财富。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