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未能富起来，是这40年来发展最大的遗憾

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很多也都是高速发展期的国家所共有的。如果处理得当、继续改革，可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得到解决。

不过，在这些所有的问题之中有一个最大的遗憾，也是现在制约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障碍，那就是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

是的，就是这个老大难的三农问题，虽然已经喊了40年，其实现在还是木桶短板原理中的那个短板。

三农问题就真的那么难办？其实并没有。对比那些类似发展路径的国家，这能说中国三农的发展的确没有做好，是自己的原因。

来看看日本的经历。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是在二战以后，其经济的起步阶段，和中国一样是“烂摊子”，遍地都是战后的废墟和食不果腹的农民。

但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不仅从战后的废墟中站了起来，而且进入发达国家前列。

那么，在此期间日本农村和农民发展得怎样？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日本和后来的中国一样，走的路线是“加工制造业+出口导向”。快速的工业化所带来的问题也跟中国一样，就是城乡发展差距和城乡收入迅速拉大，市民很快富了起来但农民没有跟上。

日本政府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政府认为，如果继续任凭日本的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拉大，日本未来的发展将无以为继。

因此，1961年日本推出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中就包含大量旨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具体措施。

按照这个时间节点，中国应当在1990年左右就开始着力提高农民收入，但现实是中国光取消农业税就已经晚至2006年了。

日本究竟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首先是颁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农业现代化资本促进法》、《农业基本法》，等等。

这些法规最重要的任务是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直接抬升农民收入。给农业以高额补贴，保护脆弱的本国农业。在所有制方面，农民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获取收入。在经营模式方面，通过各种政策鼓励土地集中、扩大单个农民的种植面积，促进个体农民转向农场化。

还有一个重要的措施是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升级。日本和中国一样是小农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但农业机械在1970年代就已经在全国普及，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农产品的品质。

对于资本进入土地，日本也有详尽细腻的金融政策和法律保障。农民是“农业法人”，拥有着完善的法律地位。

另外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让日本没有像中国一样产生城乡二元化结构——取消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标准全国统一。

日本曾经也产生过大量的“农民工”，但他们并没有户籍制度的束缚，所以日本的农民工和中国的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日本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后，在社保、福利、子女入学、就医等所有方面，都和市民是一样的待遇。

这一点，中国目前都还没做到，但日本在1960年代就已经解决了。

所以日本在高速发展期一开始，就实现了真正的“农民市民化”，城市化过程中同时进行的是“市民化”进程。这些市民很快融入城市，摆脱了隐性歧视，迅速壮大了日本的中产阶级群体。

现在，日本是一个收入极其平等的国家，无论繁华都市还是大山深处，收入的平等带来了人们生活尊严的平等。前几年我去日本旅行了一次，从东京到兵库县的小村子，即便深入其偏僻的农村，依然到处是漂亮的别墅、富有而受到良好教育的农民。

究其根源，是因为日本在快速工业化的同时大力发展农业农村，并没有出现“工业优于农业”、“城市优于农村”等思维，这就让没有进城务工的农民，也迅速富了起来。

全国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以及高额的农业补贴，让日本“富得流油”的工业和大城市经济，通过再分配将收入转移到了农村和“穷乡僻壤”，这样也就不存在偏远山区就一定落后这样的定律。

日本经验总结起来就是两点：1、通过各种强力的手段促进农村和农业本身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2、取消户籍制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农民（不管是否进城）和农村的公平地位。

在这些因素的促进下，日本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迅速提升，赶上了城市居民。

从上图能够看出，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刚开始实施的1965年，日本农户的人均年收入还是明显低于城市的（15.8万日元比19.4万日元）。

然而到了计划实施后的1975年，农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市民（87万日元比76万日元）。

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横向对比，中国应当在2005年左右也实现农民收入等于市民收入，才算完成农民增收的任务。

然而，下图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惊讶：

从图中可以看到，黑色柱子和灰色柱子对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近20年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

可能有人会说，中国盘子这么大，你怎么能拿来跟日本直接对比呢？那我就以浙江来对比一下吧，浙江在中国是“民富”特征最明显的省份了，也是城乡差距最小的省份，让我们看看浙江的数据：

图中展现的都是城乡收入差距指数。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和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蓝色和灰色柱子）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都呈现一直在扩大的趋势。

城乡收入倍数比的情况则稍好，从2011年开始缓慢下降，但仍然处于高位。全国倍数比在2019年约为2.5，也就是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的2.5倍。浙江的情况好一些，但是仍然也有2倍。

这只是收入，就更不要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其他方面，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了。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过日本的数据，早在1975年，其农民收入就已经超过了市民收入，至今这个对比仍然没有太大变化。

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中国确实没做好。

之所以没有做好，主要原因我认为有两个：

第一是从未真正重视过“三农”的发展。这个说法看似反常识，比如从2000年代初开始，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都是关于三农，现在也始终在提三农。但是到了具体的政策方面，其实一直都缺少类似日本那样彻底的、全面的、真正意义上的对农业和农民的战略支持、法律支持。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工业为大”的思维始终占上风。“工业国家”、“制造业强国”，这些根深蒂固的工农业不平等思维，导致农业的定位始终是“给工业和城市保障粮食安全”，而不是将农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去大力发展。

这种思维其实是计划经济时代，就留下来的潜意识。

第二是意识到问题有点太晚了。

参考日本就会发现，日本是在工业化初期就开始着力解决农业、农民问题。因为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在高速发展阶段解决是最容易的。

但中国意识到农业问题，是近几年在城市化和工业发展已经开始出现疲态的时候，才觉得这时候应当将农村的发展作为下一步发展的“挖潜”。这种思维本身，就已经延误了农业的发展机遇期。

比如允许土地流转就太晚了。提出这个政策时，经济高速增长期已经快要结束，信用扩张时代到了尾声，民间投资也已经开始变弱，没有民间资本的介入，土地流转也就是纸上谈兵。

事实上，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都是“以工业带动农业”。但反过来就是：在工业高速发展期都没有让农民变富，到了工业发展减缓的阶段，想发展农业的困难只会是加倍的。

如果从2005年左右开始，趁着加入世贸和中国经济飙涨的十几年，用强力的政策推动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提升，同时让进入城市的农民也享有平等的权利，现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可能会大为不同。

去年开始的消费不振和需求不足问题，农民未富也是根源之一。农民没钱，消费力也就始终无法得到释放。

相比之下，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还能一直维持在发达国家水准，重要因素就是农民群体的强大消费力，保证了内需的充分。

所以不得不说，农民未富，的确是近40年发展历程中存在的重要遗憾，也是最重要的经济结构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