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的投降言论是怎么出现的？

近来读民国学人事，常有争论者后台留言，言及陈寅恪在抗日战争期间发表“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的恐日言论和主张投降，今特对此事做一梳理。

“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

这段话出自岳南《南渡北归·南渡》2015年8月版第455页，来源于岳南引用吴宓日记里的话：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星期后的7月14日，陈寅恪在清华园曾对吴宓说过这样的话……（后面即前引述部分）。

岳南继续引用吴宓当天日记里对陈寅恪上述言论的理解：“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技术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憍怯懦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

好事者以此为依据，断定陈寅恪在恐日言论的散布者，是投降派甚至是汉奸卖国贼。

按吴宓日记的记述，陈寅恪此时当确有此言论，以吴宓与陈寅恪的交往，当无记错之道理，且在随后的7月21日，吴宓在日记中再次说陈寅恪“仍持前论”。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的北平发生了什么。

7月7日夜，日军以失踪一名士兵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中国驻军拒绝，遂发动对宛平城和卢沟桥的进攻，“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市市长、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电令长辛店守军何基沣旅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率官兵奋起抵抗。

此时统领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四省军政的“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宋哲元在老家山东乐陵县为其父亲修墓，发出了一道“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并同时开始寻求与日和谈。

7月9日至10日，蒋介石数次电令宋哲元，“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吾兄忠直亮节，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为国家民族前途互勉。”

7月11日，宋哲元偷偷前往天津与天津市市长、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汇合，试图与驻天津日军最高指挥官进行谈判。

7月12日，宋哲元对外发表谈话：“此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云云。

7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

7月14日，宋哲元下令“北宁铁路正常运行，取消北平戒严，严禁二十九军与日军摩擦，并释放双方交战中被俘的数十名日军官兵。”

7月15日，宋哲元通电全国，谢绝国人“捐款募军之举”，以免让日本人找到借口，妨碍“和平”大计。

在宋哲元试图与日军谈判期间，日本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增兵。

7月16日，日本派遣10万陆军向中国进发。

7月17日，东京五相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动员增派40万日军赴华助战。

7月18日，宋哲元偕张自忠会见了新上任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后对外说：“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与此同时，日本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近万人已悄然开抵唐山、天津，并在塘沽卸下10万吨军火。

7月21日，日本关东军三个旅团抵达丰台，完成了围攻平津的军事战略部署，另外八个师团约16万人正日夜兼程沿不同路线向平津扑来。

7月25日，廊坊之战打响。7月26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并有27架飞机前来助战轰炸。中国守军抵挡不住，撤出廊坊。

7月27日，北平之战打响，仓促迎战的中国守军伤亡惨重，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及其所属3000余名官兵阵亡，南苑失守。

7月28日，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以及北平城防司令张维藩等率部仓皇南撤。

7月29日，北平沦陷。

吴宓在7月21日的日记中说：“6:30叶企孙、熊大缜来此晚饭，又同出散步。陈寅恪亦来。熊电城中，并阅报，知宋完全退让，片面撤兵，日内平郊当可无战事。然和战无定策，事事随人转，岂云善计。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宓谓仍视何人为之，而为之者何如也。寅恪仍安静读书。我宜效法。”

此时的北平已被日本军队团团包围，宋哲元在下达取消戒严令后，中国守军军事懈怠、防御工事几乎全部拆除，个人认为，陈寅恪在此时持此悲观论调，大有意识到军心不可用且国力不可为之困惑，更有对国民政府极大的失望，“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

在此之前的“一·二八事变”中，陈寅恪是坚定的主战派。

1932年3月3日，由陈寅恪与容庚、吴宓、叶崇智、俞平伯、吴其昌、浦江清六人联名对国民政府发表公开电：

“洛阳国民政府钧鉴：沪战连日退却，传说原因不一，是否政府实行妥协？今日之事，敌兵在境，岂可作城下之盟，置东省失地、淞沪牺牲于不顾？政府对日，当有一贯主张，不主妥协，即主抵抗，不用岳飞，即用秦桧。若用秦桧，即请斩蔡廷锴，以谢日本，万勿阳战阴和，以欺国人。家国飘摇，生灵涂炭，瞻望京洛，哀愤交并。”

此电文见于1932年3月5日《北平晨报》，题为《平教育界痛陈利害 请定救国大计 不用岳飞即用秦桧 各校抗日工作趋紧》，和同天出版的《世界日报》，题为《陈寅恪吴宓等电国府 质问对日方针“不主妥协即主抵抗 不用岳飞即用秦桧”》。

陈氏于事变中的恐日言论无须讳言，庆幸的是陈寅恪并没有真的成为投降派的一员而沦为汉奸。

北平陷落后的9月14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因见家国蒙难绝食身亡，陈寅恪随后携全家辗转逃出北平。

1942年香港沦陷后，颠沛流离中困坐愁城的陈寅恪严词拒绝了日本人送来的粮食和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