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邓裕志】杨开慧的同窗好友，见了毛先生，选择了“逃走”

邓裕志是我国宗教界著名代表人士。1915年，邓裕志进入湖南长沙福湘女子中学读书。四年后，杨开慧也进入福湘女中。两人同住一幢宿含楼，彼此很熟悉。

在这里，如去介绍一下杨开慧女士的求学史。
1908年，杨开慧7岁时入杨公庙官立第四十小学(现名开慧学校)读书。后来，在国外留学的父亲杨昌济来信要她妈妈向振熙也进学校读书。她便和妈妈一道，转到离家二十多里的衡粹实业学校，妈妈读实业班，她读附设小学班，母女同校读书，一时传为美谈。
辛亥革命后，衡粹实业学校搬到长沙城，开慧又转到板仓附近的隐储女校读书。1913年，杨昌济回国后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杨开慧随父亲迁往长沙，转入长沙稻田女子师范附小读书，后来停学在家，由父亲指导自学。这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经常和好友蔡和森等经常到“杨寓”求教，杨开慧因此结识毛泽东。
1918年，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又举家北迁。这年９月间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在这期间，毛泽东和杨开慧接触更多并开始相爱。
1920年初，杨昌济不幸病逝，杨开慧回到湖南长沙。不久，在父亲的朋友李肖聃的大力帮助下，进入长沙福湘女中选修班读书。1920年9月，杨开慧串联了福湘、周南两女校的5名女学生，毅然进入岳云男子中学，成为全省男子中学中第一批女学生。

当时毛泽东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学生的组织宣传上，通过组织学生会，举办演讲，编辑《湘江评论)，撰文抨击时事，在长沙点燃了革命的火种。邓裕志受毛泽东革命宣传的影响，开始走出闺门，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

1928年，邓裕志被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调到劳工部工作后，与同事在上海浦东开办了上海第一家女工夜校。夜校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而且组织许多课外活动，如演唱进步歌曲，演出进步戏剧，介绍苏区或延安的情况，从而激发女工的爱国热情，促使许多女工走上革命道路。

1945年8月至10月，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除参加会谈外，还广泛接触在重庆的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一天，邓颖超派人通知邓裕志等前往曾家岩八号参加毛泽东的会见。

谈话中，毛泽东给邓裕志等讲时事，讲共产党对国际国内问题的立场。毛泽东的讲话幽默，富有说服力。他关于承认各民主党派合法地位，保证人民自由权利，联合各党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的态度得到了与会人士的热烈拥护。

毛泽东的讲话增加了邓裕志对毛泽东、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了解。此后，她人在国统区，却关心政局的变化、关心来自解放区的每一个消息。

1949年4月，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一届一次会议期间， 毛泽东在香山接见了与会代表。邓颖超向毛泽东介绍说：“她就是女青年会劳工部主任干事邓裕志。她们办的女工夜校掩护了我们很多同志。”

毛泽东说：“你不是叫邓裕芝吗?”

邓裕志忙说：“改了，改叫邓裕志了。”

毛泽东边和她握手边说：“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们不少同志。”

邓裕志回答说：“惭愧，惭愧，我们做得很少，很少。”

毛泽东笑着说：“咳哟，虽然少，救了很多人哪。”

她说：“我们只是出于爱国而搞女工夜校，当时也不懂什么革命。”

毛泽东说：“爱国就是革命嘛。”

同年4月22日，在毛泽东倡议下，被邀请参加新政协的邓裕志等基督教界爱国代表人士，与民主党派、华侨、文化、产业等有关方面代表共五十九人，组成民主人士赴东北参观团，自北平启程赴东北参观。在四十七天时间内，她参观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东北十大城市，于6月8日回到北平。

通过参观，邓裕志深有体会地说：“普遍增强了对共产党治理国家的信任感。”6月14日，参观团致函毛泽东陈述参观感想，信中说：“向来被看做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主席领导之下，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和锻炼，现在已经组织成并教育成钢铁一样的坚强的集体了。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已经充分发挥了效能一一群众有发表意见的绝大自由，而中共的政策又能贯彻到最下层去。这样坚强的集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久的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中国对世界和平事业将起极伟大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

此后，邓裕志留在北平与吴耀宗、刘良模等基督教著名人士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等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此间，她曾多次见到毛泽东，聆听他的讲话，以后又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全国人大会议上见到毛泽东。

有一次，毛泽东来到会场，远远地就看到了她，便伸手要和她握手。邓裕志也试图把手伸过去，但看到想和毛泽东握手的人实在太多，无奈之下只好走开了。

邓裕志和湖北省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王树声、王涛、朱君允（女）、吴德峰、李文宜（女）、李四光、李先念、李西屏、李书城、李范一、周小燕（女）、胡克实、涂长望、袁牧之、张执一、张难先、张体学、曹禺、梅龚彬、陈舜英（女）、陈绪宗、汤用彤、杨刚（女）、杨献珍、董必武、熊晋槐、刘建勋、蔡以田、邓裕志（女）、薛愚、戴芳澜、聂国青、饶兴礼

不久，毛泽东遇到邓裕志，问：“上次，你怎么逃走了？"

她如实回答说：“我实在挤不过去，免得硬挤过去拉你的手，别人讨厌我。”

1949年10月，为宣传《共同纲领》所体现的宗教信仰自由精神，同时考察全国各地教会面临的困难，在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等人推动下，组织了几个基督教访同团赴浙江、江苏、山东、山西、陕西等地访问。

次年4月9日，访问团一行抵达北京，要求会见周恩来总理以反映各地教会的困难，想请人民政府发一个保护教会的“告示”，认为这样可以解决教会的问题，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周恩来对访问团的反映很重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先后手5月2日、6日、13日三次接见访问团成员并作了长谈。

周恩来指出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近百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是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分不开的。解放后，帝国主义仍企图利用基督教破坏新中国。中国基督教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实现独立自主。

当访同团把基督教过去多年来提倡而未能实现的自治、自养、自传（“三自"）的理想告诉周恩来时，立即获得赞同，认为这是基督教今后在中国的出路。周恩来还指出，宗教的存在是长期的，中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信仰上应该互相尊重，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合作的基础是《共同纲领》。

1950年7月28日，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关心下，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等40人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宣言》，提出中国基督教的总任务是“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宣言》还提出两个基本方针：一是“以最大的努力及有效的方法，使教会群众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培养反动力量的影响”；二是“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

邓裕志还和吴耀宗等人向全国基督教信徒发出一封公开信，号召赞同这一文件者签名。9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整版篇幅全文刊登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和全国一千五百二十七位宗教界人士的签名，同时发表社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表示“全国人民当与全国绝大多数爱国的基督徒一样，对这篇宣言表示热忱的欢迎”。

截至到1952年底，在宣言上签名的基督教徒有三十七万多人，占中国基督教徒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从此，中国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中国基督教也以7月28日作为“三自”爱国运动发起的纪念日。

1950年11月，中国的天主教著名人士也发表宣言响应，在教内开展“三自”爱国运动。由此，中国的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都割断了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走上了自主办教的道路，不再受制于外国教会。

1993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邓裕志写了《毛泽东影响我一生》的纪念文章。她写道:“毛泽东思想引导和影响了中国社会的道路，也引导和影响了20世纪的几代人。我和20世纪同岁，毛泽东影响着我的一生。”

文后说明：

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