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上山下乡的日子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江孜县，历史文化建筑宗山古堡屹立山头。山下的宗山广场，英雄路、卫国路、上海路、长宁路……从这里通向四面八方。

1995年5月17日，上海首批援藏干部踏上前往西藏日喀则的万里征程。这些年来，70多名上海市援藏干部先后来到海拔4000米的江孜县，与当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谋发展，让这片土地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王胜扬便是上海市援藏干部其中之一。1995年，时任陈行镇镇长的王胜扬出任日喀则江孜县委书记，成为上海、闵行第一批援藏干部。在对口支援西藏工作30年之际，一起来看他对当年援藏工作的回忆。

在西藏上山下乡

文/王胜扬

（写于2020年5月31日）

这里说的上山下乡，不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二十多年前我在西藏江孜县工作的一番经历。

和西藏的其他县相比，江孜有宽阔的河谷，充裕的水源，是西藏的主要粮仓。县境内没有大山，但却是小山连着小山，山包接着山包，凡是乡村，都在山里。所以在江孜工作，上山就等于下乡，下乡必须要上山。

王胜扬（右二）带领第一批援藏干部研究江孜的规划

1995年5月到1998年的5月，我和40多位同志一起，作为上海第一批援藏干部在日喀则地区工作了三年，我在江孜县任职县委书记。二十多年过去，许多往事的印痕已渐渐淡去，唯独上山下乡的脚步刻在山里田间，抹之不去。

下乡中受到震撼最强烈的一次，是在江热乡的学校。刚到江孜不久，我在县教育局局长土登的陪同下来到江热小学。走进校舍我就惊呆住了：说是教室的土坯房内空空荡荡，没有一张课桌椅，只有土墙上那块有几行粉笔字的黑板，显示着这还算是个课堂。屋里二十多个孩子都一屁股坐在地上，他们面前只有一个简陋的小木箱，学生的课本就摊在小木箱上。班里的老师告诉我，这个小木箱是学生们除了书本、笔以外的重要学习用品，上课时它是课桌，天黑了在上面点一盏酥油灯或一支蜡烛用来照明，睡觉时小木箱就成了孩子们的枕头。

尽管下乡前对学校办学条件的落差有思想准备，但当看到满身土尘坐在冰凉的泥地上的孩子们，我还是被深深地震撼到了，痛怜之心油然而生。回到县里，我就和在江孜的其他援藏战友商量，把资助教育作为我们上海援藏干部向江孜人民献上的第一份见面礼。“要让江孜的孩子们都能上学，要让他们同上海孩子一样用上课桌椅”，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工作目标。我们动用在上海工作期间的各种人脉，筹集资金购买了数千套课桌椅，让全县的中小学生都用上了课桌椅。这项工作后来被我们称之为江孜学生的“屁股离地工程”。这项工程决策的萌芽，就来自我的一次下乡。

在江孜上山下乡，最令我惊悚的一次是在乃钦康桑雪山的山麓。乃钦康桑是西藏的名山，电影《红河谷》里神奇壮观的雪崩场面就是在这座雪山上拍摄的。那次是我在热龙乡调研的时候，下村走累了，就在一条河溪旁歇脚休息一下。那天天气晴朗，溪水清清，绿草茵茵，一群群牦牛和绵羊在河溪边悠闲地吃草。突然间，从南边传来一阵异样沉闷的响声，一会儿一股巨大的黑色洪流奔腾而来，一瞬间，原先清澈的溪流变成了黑色的大河，汹涌而下的激流让在溪边的羊群都来不及躲避，被洪水裹挟着冲向下游，连身躯巨大的牦牛在水力的冲击下站立不住，只能随波逐流。

我当时确实受到了惊吓，刚刚缓过神来，正在担心会不会还有更大的山崩洪峰？惊魂未定之际，我却发现几个当地的农牧民并没有惊慌失措的样子，似乎对这样的场景已经司空见惯，他们甚至对被黑水冲走的牦牛和羊群都不怎么在乎。我受到惊吓的魂魄被他们的镇定自若给安顿住了。果然，黑色洪水持续了几分钟时间后，水流就慢慢地平静了下来。陪同我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欧珠告诉我，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无从知道黑色洪水的成因。我当时在心里嘀咕：神秘的雪山啊，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热龙乡那样的奇遇当然不会太多，更多的是县境内农牧业生产遭受自然灾害。1995年8月，江孜南部的卡麦、热龙、龙马等乡突然下了一场大雪，积雪把尚未成熟的青稞、小麦压趴倒伏；1996年的8月，一场雹灾袭击了江孜的部分乡村，密集的冰雹砸折麦秆，把快要成熟的麦穗打到了地上；还是1996年的夏季，不知道从哪个山坳里窜出来一股洪水，冲进了达孜乡的部分村庄，大水淹没了农民一些土坯房的墙基。遇到这样的灾害，容不得你有丝毫的准备，灾情就是命令，现场就是战场。这样的上山下乡，一把手出现在现场，让处于危难之中的基层干部群众的心情能够及时得到安抚，也使我应对灾情和灾后处置有了决策的发言权。

在上山中磨炼，在下乡中学习，我渐渐熟悉了江孜的山山水水。每一次的上山下乡，都会给我在江孜的工作带来收益。回忆起来最成功的一次，莫过于我在龙马乡的一次移民搬迁动员。当时江孜境内有一个大的基建项目，叫满拉水利枢纽工程。这个工程是建设一个水库和一个电站，需要拦水筑坝，会淹掉龙马乡的一部分村庄，那儿的村民需要移民。县里根据工程需要，在县城江孜镇附近的江热乡准备了移民安置点，包括新开垦的土地、配套的水利灌溉设施和移民新房。

1997年6月的一天下午，县里负责移民搬迁工作的副县长边贵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显得有些窘迫，眼神闪烁不定，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断断续续说清了来意，原来他是来请求我，希望我这个一把手亲自出马，做移民的思想说服工作。他告诉我，龙马乡的农牧民不太愿意搬迁到江热乡的安置点，有各种顾虑。我很了解边贵，他在当地藏族干部里是一位精明能干、工作勤奋的同志，移民搬迁的许多工作在他主持下一路顺风顺水，这次却专门来请求我出场做工作，看来他确实是遇到困难了。可是，移民搬迁这样的说服工作要直接面对基层的农牧民，连边贵这样土生土长的藏族干部都说不通，我这个上海的“奔布拉”能行吗？

不过这个时候的我，已经在江孜摸爬滚打了两年多，对县情说不上全盘掌握，也已经知之八九。按照与边贵副县长约定的时间，我去了龙马乡。那天上午到达村头，乡里的干部已经把需要移民的一百多农牧民代表都召集了起来。边贵用藏语讲了个开场白，就由我来作移民动员了。和去其他乡村一样，那天我没有带什么讲话稿，说了些什么当场也没有记录，但是至今清晰地记得，我向在场的群众说清了几层主要意思：一、满拉水利枢纽工程是全国人民支援西藏、对全县农牧业生产大为有利的重要工程，龙马乡及全县的老百姓都会受益。二、迁移到江热安置点以后，龙马乡移民的经济收入能够有比较大的提高。我拿其他乡镇农牧业经济结构的情况作对比，用数据来证明以种植业为主、农牧业为辅的经济结构能够获得比现在的龙马乡更高的收入。三、县城江孜镇有商业、学校、医院、电视台、文化馆，移民安置点靠近县城，将来在安置点的生活质量肯定能比在山沟里的龙马乡高出一大截。那天我站在太阳底下与农牧民交流了近两个小时，我用普通话说一段，翻译就解释一段。我一边讲，一边注意着在场人员的反应。讲着看着，我发现大家把我的话听进去了。

几天后，边贵带着满脸笑容再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他告诉我：书记的移民动员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龙马乡需要搬迁的农牧民都高兴地摁了手印签了约，愿意搬到江热乡的安置点去了。

那是在1997年的6月，那天我在办公室与边贵副县长紧紧握手相庆。

十五年以后的2012年，我率领闵行区慰问团从拉萨赴江孜，经过羊湖、浪卡子县再到龙马，发现满拉水库已经成为美丽的高原湖，一座具有现代化气派的水力发电站矗立在湖边。

时至今日，我和许多当年一起援藏的上海同志都已经退休。每每回忆起在江孜的日子，我总是会想：谢谢西藏，谢谢江孜，此生我没有轮上插队落户，却在江孜经历了上山下乡。

作者： 王胜扬

编辑：林心怡

初审：赵若楠

复审：姚怡莹

终审：王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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