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与悲悯——《在乌克兰》家是否仍能被称作“家”？

本文转自：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在乌克兰

In Ukraine

导演 | 皮奥特·帕卢斯 托马什·沃斯

波兰、德国｜83分钟

*中国大陆首映

纪录片简介

战争过后，那些留下或者返回家园的人们究竟经历了什么？在这种情境下，家是否仍能被称作“家”？导演皮奥特·帕卢斯和托马什·沃斯基肩负起一项艰巨的挑战，通过展示而非讲述，呈现炮火摧残的城市与焚毁的村庄中正在发生的一切。

映后主持

徐玮超（中国）

纪录片导演。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纪录片电影制作MFA，代表作：《告别十二岁》。

导演

Piotr Pawlus（波兰）

1985年生，导演，摄影指导，从事纪录片和商业广告拍摄，纪录片《在乌克兰》获2023年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论坛单元卡里加里奖 (提名)。

映后交流

动机与准备

「主持人」徐玮超：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位波兰电影制片人，波兰与乌克兰相邻，在战争开始时，我们知道很多乌克兰难民实际上是逃往波兰的。我想请问，在战争的什么阶段，你产生了拍摄这部关于战争的电影的想法，并开始前往乌克兰拍摄素材？

「导演」Piotr Pawlus：首先，当战争开始时，我专注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主要是运送药品。在回程的路上，我开车将老人带到波兰的华沙。也许这听起来不像是什么伟大的工作，也只是去那里帮忙了两周。但由于我的职业是电影制作人，我感觉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促使我，需要我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这些工作。

「主持人」徐玮超：你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审美选择，不仅仅关注冲突本身，而是关注乌克兰在战争中的日常生活这一层面。就像是人们围着坦克玩耍，孩子们拿着枪模仿军人，即便在警报响起时，人们在地铁里居住也是那样的生活。甚至在军营里，你也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比如魔术师的表演，女兵如何梳头，男性军人们如何看魔术秀。甚至当他们进入真正的战场时，你也关注他们如何喝热水、聊天。所以整个电影是从这样的视角下被建立起来的。我的问题是，你最初是如何想到这个想法，或者为什么要决定以这样的方式来记录这场战争？

「导演」Piotr Pawlus：是的，整个过程非常艰难。我只是个普通的电影制作人，不是战地摄影师或摄影师，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战区。虽然过去我在阿富汗难民营附近拍摄过很多照片，但那已经是15年前的事情了。去年3月的第二部分，我决定深入其中。当时最艰难的是打包行李，我不知道是否有电，不知道在哪里睡觉，是否有东西吃。在这次旅行中，我是独自前往的，因为波兰有太多人需要照顾，乌克兰的拍摄团队只有我一人。

导演Piotr Pawlus与主持人徐玮超在IDF2023映后现场

拍摄与选择

「主持人」徐玮超：您提到在刚开始去乌克兰时，面临了许多不确定性，因为这不是您作为战地记者的常规工作。整个影片都是您一个人在乌克兰拍摄的，期间有联合导演在波兰提供支持。可以想象这个过程非常具有纪录片的特点，是个人的旅程。

「导演」Piotr Pawlus：这只是第一部分。我在乌克兰待了大约60天，选择了几个地方进行拍摄，这些选择主要是基于直觉。我原本认为我只需要待在一个地方，但好奇心驱使我前往其他地方。我曾在前线拍摄，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我不想再重复那样的经历。当我在前线拍摄时，一切都显得那么超现实，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电影中，无法相信这一切正在发生。另外，在与联合导演托马斯的讨论中，我们决定尝试使用固定宽镜头的方式来拍摄。我们进行了实验，发现效果不错，于是决定继续这种拍摄方式。

「主持人」徐玮超：我很好奇，您是否有纪录片摄影师的背景？因为您的作品看起来很像从纪录片摄影中发展出来的，有非常强的图像自觉性，这种自觉性以单幅画面的逻辑来思考，为影片中的许多画面赋予了秩序，这是非常强烈的纪实摄影传统的一种正片式呈现。

「导演」Piotr Pawlus：是的，我有。在我从事电影配乐之前，我拍摄过纪录片。那时我去了很多地方旅行，包括巴基斯坦和印度靠近阿富汗的边境。我在那里做了一些纪录片报道。那是大约15年前的事情了。

导演Piotr Pawlus与主持人徐玮超对谈现场

观众与社会反响

「主持人」徐玮超：一部电影往往关注一个社会群体，我们总希望这部影片能回到被记录对象所在的社会空间中进行播放和展映，并进行讨论。你们是如何有机会在乌克兰放映这部电影的?观众对此有何反应?

「导演」Piotr Pawlus：这部电影几个月前在乌克兰放映了两天，观众的反应非常热烈。我对此有些担心，因为我不是乌克兰人，所以我不知道乌克兰人如何看待这部电影，或者我是否有资格制作这样的电影。但他们非常感激。下周，我计划在乌克兰的一些大学进行讨论，我也想知道你们对此有何看法。

「主持人」徐玮超：正如我们在今年的选片过程中所见，关于阿塞拜疆、以色列、叙利亚以及俄乌战争的影片有多部进入视野，但Piotr Pawlus选择的视角极具特色，它特别贴近普通人的视角，不是关于意识形态或政治争议的，而是关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它通过这种生命力去扭曲一切，甚至扭曲战争，让我们感受到人都是要活下去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能理解并感受到这一点。以这个基点去理解这场战争，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且触动人心的地方。在初选评审团中，有几部关于俄乌战争的影片。其中一些是关于俄罗斯或伊朗方面的政治冲突，但很少看到真正以诗歌般的方式描绘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片。这幅真实的生活肖像具有普遍性，因为世界上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和平的生活，希望生活继续，希望与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就是它的独特之处，意味着每个人都能与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以及乌克兰人民的经历产生共鸣。

「导演」Piotr Pawlus：因为受害者双方都有。乌克兰方面有受害者，俄罗斯方面也有受害者。乌克兰有很多难民，同时在俄罗斯也有很多难民逃到波兰，他们也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战争不是非黑即白的事实，而是凌驾于我们日常生活之上的某种苦难。

「观众」：我想问一个细节问题，在检查站，士兵会用乌克兰语询问乘客，并要求他们回答。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导演」Piotr Pawlus：因为有一些词汇在俄语和乌克兰语中有所区别，说俄语的人可能无法正确发音，所以这就是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主持人」徐玮超：是的，这有点像是对口音的检查，他们主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你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因为有些词俄罗斯人发不出来。所以他们就询问那些词，这并非关于目的地，而是关于方言的检测。

导演Piotr Pawlus回应现场提问

技术与后期

「观众」：我想询问两个技术问题。一是您使用什么设备拍摄的？影调选择有种复古胶片的感觉，当时是如何确定这种美学风格的？二是关于声音，它非常出色，您是如何收音的？在士兵身上您是放置了无线麦克风还是其他录音设备？因为您说您是一个人拍摄的，我也经常自己拍摄，所以特别想知道您是如何做到声音如此高质量的。

「导演」Piotr Pawlus：我使用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Camera 4K进行拍摄，并为它配备了镜头。同时，我还有一个Zoom H6录音器和一些麦克风。在后期制作阶段，我的乌克兰同事，一位出色的混音师，帮助我们完成了很好的制作。

「观众」：我想问的是关于剪辑方面的问题。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有时会剪掉一些不适合公开的内容。在这部影片中，是否有您觉得特别好但最终没有剪入的部分？

「导演」Piotr Pawlus：没有，因为我们并没有很多素材。我大约拍摄了40到50小时的内容。在拍摄时，我就知道哪些场景我会使用，哪些不会。如果素材过多，我会删除掉一些内容。有时，一个场景开始时很好，但到了结尾却没有明确的结果，所以我们就会移除它，并尝试寻找其他主题进行拍摄。

「主持人」徐玮超：作为纪录片导演，我明白在创作过程中，前期的思考和美学视角的确定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在有限的素材中建立影片的统一性。这不仅仅是剪辑的问题，更是前期拍摄和构思的问题。

现场观众向导演Piotr Pawlus提问

形式与编排

「观众」：为什么您一开始选择用全景式的方式冷静地观察并记录这些暂时的日常，而不是深入讲述几个不同的角色？因为您的影片也涵盖了日常的老百姓、社工以及军事方面的人物，其实通过跟踪拍摄人物故事也可以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展现战时的乌克兰。第二个问题是，基于这种全景式的记录风格，我觉得影片的结构比较松散，请问导演在后期是如何依据一定的逻辑来编排组织素材的？以及结尾的设计用意是什么？

「导演」Piotr Pawlus：因为在战时记录景观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对我来说，一片简单的景观可能毫无意义，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战略要地。因此，我必须非常小心地拍摄。这部影片的主要角色是整个国家，而不是某一个人。这是我们决定采用的方式。

「主持人」徐玮超：您为什么不选择聚焦于几个特定的角色来制作一部更具刻画性的电影呢？

「导演」Piotr Pawlus：我在前面说过，我好奇另一个地方正在发生什么。首先，我在三月下旬去了尼古拉耶夫（Nikolai）的南部，那是一个邻近地区。之后，我去了一些新的地方，一些小村庄。在那之后，我回到政治上，思考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我决定前往前线，因为当时前线就在附近，我可以去那里查看那里的情况。

「主持人」徐玮超：我认为Piotr Pawlus过去可能比如去阿富汗，他有一种旅行的心态。他其实去那里最初并没有想找几个具体的人物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故事人物。我认为他实际上是想通过摄像机去感受空间的，而他在心里认定这部片子是关于乌克兰的，不是关于某几个具体的人。他的初衷就是这样，而他的行动就是去探索乌克兰的不同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包含不同的社会角色，比如平民百姓、社工、军人等，他们可能分布在乌克兰的不同区域，比如靠近波兰的村落，以及不断向前线靠近与军人在一起的区域。他都是对空间的探索，这就是他想做的，于是他就基于此制作了一个片子。

「观众」：我刚才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选择编排这些素材。

「导演」Piotr Pawlus：有些镜头我是在尼古拉耶夫或者某地拍摄的，它原本是早期的拍摄内容，但我们把它放在了电影的结尾。所以这取决于素材的情感意义。因为素材之间有一点情感上的联系。

「主持人」徐玮超：这些素材在对乌克兰的观察中变成了一部影片，是对乌克兰旅途的再现。它的剪辑是根据情绪的，情绪当然是一种叙事方式，但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比如电影开始时的第一张画面，在大约30分钟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轰炸声和警报声，然后故事就转向了地下。因为原本都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比如孩子怎么玩，他们怎么拍摄坦克，大家都很高兴。慢慢地，食物也不够了，住的地方也没有了，然后再慢慢地你走向了更前线，走向军队，紧张感就起来了。你不知道摄像机要去哪里，不知道摄像机还会不会走得更远，所以能感受到某种变化。

「观众」：在拍摄过程中，您是否与被拍摄对象有深入的交流，还是说这些交流在剪辑过程中被省略了，只留下客观的呈现？

「导演」Piotr Pawlus：是的，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同一个地方，这可能对当地人来说难以理解。例如，我可能会在一个小广场上待上六个小时，而通常记者们只会待上一两个小时就离开。我能与当地人进行交流，因为波兰语和乌克兰语有很多相似之处，我能听懂很多词汇。当然，有时我也需要朋友的帮助进行翻译。在地铁站的场景中，我甚至与那里的人们共度了一周的时间，以更好地回忆和呈现那个场景。在每次拍摄前，我都会询问他们是否同意被记录，尊重他们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徐玮超：在拍摄初期，您并没有计划将对话或采访内容直接纳入影片中。即使在关闭摄像机后，您也会继续与人们交流，但这些交流更多是为了深入了解和理解他们。从美学选择的角度来看，您选择了以记录空间为主的方式，这种空间影像在今年idf的一些纪录片中也有所体现。因此，并非所有纪录片都必须关注具体的人物故事，而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传达信息。感谢您的分享。

IDF2023放映厅外观影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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