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巫蛊之祸”的来龙去脉

大名鼎鼎的卫氏军功外戚集团，包含皇后卫子夫，以及名将卫青、霍去病等人是支持太子刘据的政治势力。卫氏军功外戚集团得以成立，是因为他们为汉武帝解决了两大难题。一是武帝青年时的不孕不育危机，二是长期以来，匈奴在北方边疆对西汉的威胁。

卫子夫在武帝30多岁时，生下了儿子刘据。武帝欣喜若狂，立刻将刘据封为太子，所谓母以子贵，卫子夫随后也被立为皇后。当初为了求子，武帝还特意祭祀过民间主管生育的神仙高媒。刘据出生后，武帝也把高媒列入国家正式祭祀的神灵。一出生就是太子，刘据可以说很幸运，但又很悲哀，因为他在继位之前，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与父皇的考察，更不要提其他觊觎这个位置，对自己虎视眈眈的政治势力了。

卫子夫的得宠，还直接为汉武帝带来了两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同父异母的弟弟卫青，以及外甥霍去病。卫青本来是武帝的妹妹平阳公主家的骑奴，他第一次指挥作战是在元光五年，首秀就取得了汉对匈奴的首次胜利。俘获斩首八百人，打到了匈奴单于祭天的龙城。随后的霍去病也很厉害，但不幸的是二十几岁英年早逝了。

很多军人跟着霍去病、卫青征讨匈奴，因为军功而封侯拜将，自然就成为卫氏军功外戚集团的成员。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巫蛊事件中遭遇了杀身之祸，武帝对他们处理起来严酷，动不动就是全族诛灭，实际上晚年的汉武帝，疑心很重，而且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掀起大案，牵连无数，他也是借用巫蛊事件打击卫氏军功外戚集团。

假设卫青、霍去病没有早死，父子反目的巫蛊之祸也会发生，这里面是有内因的。

首先，武帝对于权力的把控之心非常强。卫青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已经逐渐被边缘化。当霍去病展现出自己的军事天才时，武帝对霍去病表现出的偏爱，就凸显了扶持霍去病，以打压制衡卫青的倾向。霍去病英年早逝，武帝也没有重新起用卫青。从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一直到元封五年卫青死亡，十一年的时间里，武帝没有再起用过卫青。所以，即便卫青在巫蛊之祸前夕还活着，对武帝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力。

在司马迁眼里，卫氏集团的崛起，是一种小概率突发事件，所谓“殆有天幸”。“天幸”这种随机性、偶然性过重，既不可预测也不可解释的因素，在历史的发展中，常常占据无法忽略的地位，会发生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对于历史，做不到事事都能求得常规的解释。

能够取代太子刘据地位的，一定是武帝的其他儿子。比如刘髆，汉武帝宠爱刘髆，于是围绕着这位皇子，迅速形成了全新的李氏外戚集团：李夫人，以及她的两位兄长李广利和李延年等人。在巫蛊之祸中起到关键作用，被传统史书斥为奸佞小人的江充，很有可能是李氏外戚集团的秘密成员。

江充跟太子的冲突在《汉书》中有明确记载。汉代驰道中间有一条道叫禁道，只有皇帝出行能用。但是，顶级的权贵走驰道时就会打个擦边球，走一走中间的禁道。有一次太子的家臣走禁道时被江充扣住了，江充当时的职责，是监察弹劾权贵的违法行为。于是，太子忙不迭派使者给江充道歉，客气地称他为“江君”，希望他不要告诉父亲， “唯江君宽之”；意思就是希望江充睁一眼闭一眼。太子这么说，已经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了，但江充依旧毫不犹豫地向武帝举报。武帝说“人臣当如是矣”，做臣子的就应该像江充这样，只忠于皇帝一个人，即便是储君，也不能够替他隐瞒。从人情世故来看，老皇帝一定会死，太子会在他死之后成为新的皇帝，江充为什么要得罪未来的皇帝？最可能的解释是他背后有一个想要并且有可能取代太子的力量，在为他撑腰。这是谁呢？史书从来没有下过结论。

江充是邯郸人。从战国末年到汉代，邯郸是最时尚的地方，相当于今天的香港、上海。于是，就在邯郸这个时尚之都，出现了一种人家，叫倡户。在当时，这个“倡”字和唱歌的“唱”字，是同一个字。倡户家庭里的孩子，从小就全部接受唱歌跳舞方面的培训，未来的职业就是给王公贵族们表演。倡户出身的女子，一旦因为才艺容貌被高门大户相中，就可能以姬妾的身份一步登天。这个被传统史书唾骂的奸臣江充，就生于一个这样的倡户家庭。

然首先发达的是江充的妹妹，她嫁给了赵王刘彭祖的太子，于是江充也成为赵王的好朋友。可是他引起了赵王太子的猜忌，由此也得罪了赵王，全家被杀，他一个人从邯郸逃到长安去告御状。他的御状被武帝受理，武帝接见了他，他提出要穿自己的一套行头去见武帝，武帝也同意了。于是他穿得很时尚，头上戴的帽冠，装饰着很长的羽毛，走起路来一步一摇，这就是西汉时期时尚的步摇冠。另外，江充为了博出位，穿的衣服是一件纱彀禅衣，就是单层外衣，用薄纱制成，剪裁上非常像女装；再加上江充长得一表人才，所以武帝见了大为欣赏，破例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结果发现，江充对政治行政事务，也有见地，所以就安排他做官；而迫害江充的赵王太子刘丹，也被武帝问罪，押解到长安下了大狱。

但是史书中有三个重要问题并没有明示：一是秦汉两朝，对人口流动有严格的管理，离开所在的县要有通行证，进入首都更需要特别的通关文书。江充既非贵族，又非世家，也不是开国功臣之后，作为一个被诸侯王通缉的逃犯，他是怎么安全抵达长安的呢？二是当时在未央宫北门外给武帝上书的人不计其数，有人想要陈说自己的见地，希望得到提拔，东方朔就是走的这条路；有人则是想要申冤。这么多的上书要经过皇帝的侍从官员层层筛选，一百封上书，武帝未必能看一两封，凭什么江充的御状就能摆在武帝的案头？三是江充作为一个从外地来京城告状的通缉犯，内心应该充满恐惧和惶恐，做事情应该是小心翼翼，不敢差池一步的。他却敢提出穿自己的新行头去见皇帝，他怎么知道皇帝会喜欢而不是反感？

被李夫人原本出身于中山国的倡户之家，江充则出身赵国的倡户之家，战国时期中山国被赵国兼并后，两国早已一体；江充的整个家庭背景、籍贯跟李氏外戚是一模一样的，很难相信他们没有关联。历史研究不仅在于揭示事件的真相，更在于通过这些事件展示人性的复杂和多样性，他们往往比单纯的事实更为迷人。

李氏外戚集团在巫蛊之祸中的作用是公开的，但还有一个此前被关注得很少的势力，也在谋夺太子之位，它的前台人物是汉昭帝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钩弋夫人身上的第一个巨大的疑点是，她是怎么被武帝发现的？

根据史书记载，武帝巡游泰山，路过河间，有人对武帝说，此地有一个奇女子，姓赵，不幸天生畸形，一生下来拳头就攥得紧紧的，谁也掰不开，求皇帝屈尊前往，用天子的威德来拯救她。见到这个姑娘后，武帝亲自下场，轻易就掰开了她紧攥的拳头，然后武帝又发现，这个年轻的姑娘姿色出众，于是就被武帝安排入宫；由于她居住的宫殿叫“钩弋宫”，所以在史书上，就被称为钩弋夫人。反常的事件，只能理解为有人在做局。

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的出身，是第二个更大的疑点。钩弋夫人怀孕14个月才把孩子生下来。皇帝临幸妃子会有记录，时间对不上，当然就不是皇帝的了。钩弋夫人如果是在武帝最后一次临幸她之后14个月才生下的刘弗陵，就有了个其他可能，在武帝临幸完钩弋夫人之后4个月，另一个人跟钩弋夫人发生了关系。但是，身边有人对武帝说，当年尧也是在娘胎中14个月才生下来的。武帝欣然开怀，把钩弋夫人所住宫殿的殿门命名为尧母门。皇帝生出尧舜那样的后裔了，这就向天下传递了一个信号，刘据的太子之位，坐不稳了。

其实，在武帝之前没有任何记载说尧是14个月才生。这个说法看来是他身边的人编造出来告诉他的。谁能够编这种话让他相信？一定是他的身边人、亲近的人。曾经英明神武，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连这种事都能相信，只能说明晚年的他，也和其他老人一样，变糊涂了。作为皇帝，汉武帝的权力不存在任何制衡，但是他越来越好骗，因为他越来越多疑。一个人多疑，并不代表他什么都不相信，你只要找到他的软肋，无论多么荒诞的事，他都坚信不疑。

后来，刘弗陵固然成为新太子，继承了皇位，但是母亲钩弋夫人被赐死。一个关键人物，宦官苏文，史料所记载不多，但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出现。有学者把这些线索联系起来得出了一些推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那就是围绕着钩弋夫人，其实有一个宦官集团想要用钩弋夫人的子嗣作为政治资源，在武帝身后掌控政治权力。东汉史学家班固也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钩弋夫人的父亲曾经是黄门宦官，是苏文的同事或同僚。在此之前，钩弋夫人的父亲曾经是朝廷官员，犯了法，本来要被处死，为了保命，只能被迫接受宫刑来免除死罪。苏文用老同事的女儿作为自己政治博弈的工具，在情理之中；而且，苏文的阴谋差点就要得逞了，这也不奇怪，他即便得逞了，也不过是东汉的宦官之祸早一点出现而已。

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连同卫子夫生的两位公主，以及卫青的长子卫伉被杀，这就让本身地位已经不稳的太子刘据，更加不安；同时，武帝与太子，这对父子之间的关系，从原本的亲善和谐，也变成了心生芥蒂。当然，从中作梗的，就是李氏外戚集团以及宦官集团。而江充和苏文两个人，就是冲在第一线的急先锋。

当时，武帝因为健康不佳，住在了长安附近的离宫，甘泉宫。于是太子与父皇很难直接见面，往来交流必须依靠文书，这就给了苏文、江充等人更大的操作空间。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武帝的疑心病，也变得有增无减。这时，江充不失时机地提醒说，皇帝的病情，可能就是因为宫中有人在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于是，武帝就任命江充为自己的使节，让苏文等人当助手，彻查此事。

果不其然，江充带着一群来自匈奴的巫师入宫后，顺理成章地，在皇后卫子夫和太子的宫中，发现了大量用于诅咒的木人和写满了诅咒大逆不道之言的帛书。面对这种公然的栽赃陷害，太子刘据恐惧万分，向身边的官员，少傅石德咨询意见。石德敏锐地察觉到，这子虚乌有的巫蛊调查，目的就是废掉太子，另立储君。所以，石德果断地对刘据说，现在您所处的形势，好比秦始皇即将驾崩时，太子扶苏面临的形势，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假托天子诏书，把江充等人抓起来询问实情：到太子和皇后宫中搜查，究竟是江充自己在夹带私货，还是武帝本人的旨意。

不过，情况失控了；江充落网后，愤怒的刘据下令把他斩首，汉武帝得知后，认为太子叛乱，下令起兵平叛，刘据只能也举兵反抗；除了太子的下属和亲信，这次起兵得到了部分卫氏集团和官员贵族的支持响应，双方鏖战了足足九天，死伤数万，繁荣的长安一下变成了人间地狱。最终，兵败的太子刘据被迫从长安逃走，在附近的湖县被官兵团团围住，刘据被迫自缢身亡，两个儿子也一同遇害。

后世史料说，武帝宣布下令平叛后不久，就心生悔意，命令官员郑茂手持代表皇帝的节杖，前去赦免太子。这很可能是一种粉饰之词，因为武帝的实际行动与之截然相反，比如，既然下了赦令，为什么官兵还对太子加紧追捕，在围困中对自尽的太子没有及时救护，还残忍地杀死了太子的两个儿子；另外，一个曾经参与围捕太子的低级官吏李寿，居然青云直上，被武帝任命为卫尉，也就是卫戍长安的精锐部队“南军”的指挥官；如果武帝对太子之死深表悔恨与内疚，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吗？

不仅如此，在巫蛊之祸平息后，武帝对那些追随支持太子的官员贵族，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其中就包括司马迁的好友任安。

当然，在武帝与太子之间挑拨的人，也并没有善终。在巫蛊之祸发生后的第二年，就有官员密告李氏外戚集团的李广利和丞相刘屈氂秘密举行巫蛊仪式，诅咒武帝，好让刘髆继承皇位，于是李广利全家被下狱。此时，李广利正在和匈奴作战，情急之下，他决心孤注一掷，试图用一场胜利将功赎罪，结果事与愿违，兵败如山倒，不得已投降了匈奴，反而导致自己全家被诛杀。而李广利本人在一年多之后，也死于匈奴单于之手。另外，巫蛊之祸的第一当事人江充固然已经死亡，但他的家人，也被武帝下令全部处决。随后，另一个巫蛊之祸的重要当事人苏文，也被武帝下令用火刑处死。这可能是武帝的神智短暂恢复了正常，发现了苏文和江充是如何长期布局，离间自己父子关系，最终逼反太子的；而刘弗陵生母钩弋夫人的神秘死亡，也可能源于汉武帝发现了她与苏文勾结密谋的往事。

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己“巫蛊之乱”后，在长安监狱中度过了一段艰辛的岁月，最终机缘巧合之下继位登基，是为汉宣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