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谈”记忆｜解放前的上海足球裁判会是如何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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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体育史话》于1982年10月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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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

小体为大家介绍了足坛裁判元老

邓效良的故事

本期体“谈”记忆

小体再带大家来了解下

解放前的上海足球裁判会

早在1901年，圣约翰大学就组织起了校足球队，即“约翰辫子军”,但当时尚无比赛形式。1910年，上海有极少数人开始在南市九亩地旧校场空地踢足球，不过那时也没有组成球队。直到南市建成第一个公共体育场后，逐渐有共和、博爱、乐群等队伍组建起来，起初他们以“组”为名。1926年，随着中华足球联合会的成立并举办联赛后，足球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比赛也随之日益频繁。

1901年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校足球队

起初，旧中国举行国内外体育竞赛，裁判大都由外国人担任。而上海足球裁判会的前身是中华运动裁判会，这是在1926年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上海组织的一个综合性裁判会，设有足球、篮球、排球、田径等组。发起人有乐秀荣、吴邦伟、徐振东、冯建维、蒋湘青、张国勋等，并聘请沈嗣良、许民辉、李惠堂、张信孚及英国人李思廉为名誉会员。其中，足球组负责人是乐秀荣、陈吉祥、沈回春、何春晖等。

珍藏于上海体育博物馆内的中华运动裁判会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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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运动裁判会最初的会员并不多，但随着逐步发展，会员人数也在陆续增加，足球组在三年内已发展到20余人。为了扩大裁判队伍，中华运动裁判会公开招考，培训新生力量。当时，裁判的一切活动经费包括上场穿的服装，均由本人自备。有裁判任务时，先由举办单位提出邀请，再由裁判会选拔委员会选派人员前往。

至1943年，中华运动裁判会会务曾一度停顿。而当时上海的足球、篮球运动比较兴旺，使得各运动项目的裁判逐渐“分家”，足球、篮球裁判相继自立门户。

上海足球裁判会成立于1943年5月12日。成立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曾召集20余位会员开座谈会，当场指定周家骐、乐秀荣、陈吉祥、沈回春、吴守衡、张乐、吕菖馥、黄仁彝、张志仁、刘春澍、唐重光、芮福奎、王肇麟、何春晖和邓效良等15人为筹备委员，负责恢复裁判会的日常工作。裁判会因会员工作认真负责，平时刻苦钻研规则、业务，临场遇事基本上能及时作出判断，且秉公执法、不避嫌怨，维护体育道德，因而博得了各界人士的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足球裁判会还首次提出了要重视巡边员的工作，并由巡边员协助主裁判罚“越位”球，这也引起了西联会的注意。那时，上海的国人足球队也已加入他们举办的比赛，西联会特邀上海足球裁判会合作，裁判会派出了乐秀荣、沈回春两位参与，最初仅限于执裁有华人队的比赛，但经二人积极争取，加以中国裁判临场执法的能力得到肯定，在之后的一些重要比赛中也逐渐安排了上海足球裁判会的会员担任裁判。如陈吉祥就曾担任过知名的“沪港埠际足球对抗赛”的裁判员，在此之前是从未有过的。

上海足球裁判会全体会员合影

上海足球裁判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年会上，决定成立三个委员会，包括足球委员会、小足球委员会和考试委员会。在中华足球联合会和上海足球联合会成立后，比赛更加频繁，每一个会员每周大多能“吹”三场球。会员人数已不够分配，裁判会便决定吸收外籍人员参加，当时有荷兰籍、俄籍、朝鲜籍的雪尔佛、法台夫、哈斯麦契蒂、莱岛、玄正柱等，又加聘谈星波、谭敬为名誉会长。

1944年年会，上海足球裁判会通过修改会章，为有利于集思广益，废除了会长制，并成立理事会。乐秀荣、陈吉祥、张乐、沈回春、谈星波、黄仁彝、邓效良等7人为首届理事。后乐秀荣辞职，冯建维继任。第一次理事会推选谈星波为理事长，乐秀荣、沈回春、邓效良为招考委员。谈星波当选后进一步健全组织，会务日益进展，且重视培训年轻有为的新会员，由经验丰富的乐秀荣、周家骐两人担任讲师，培养出不少新的好手。当时，球队逐渐走向半职业化，而裁判会仍严守业余，谢绝接纳除应收的车费和奖品以外的任何酬劳。

1945年，上海足球裁判会推选陈吉祥、何春晖、王守方、黄仁彝、邓效良等5人为足联会裁判委员，负责向各队解释规则，考核会员临场执行任务的情况。为保障会员利益，是年特聘鄂森为义务法律顾问。

1946年，上海足球裁判会又进行了一次改组，既有理事会，又有会长，日常工作都由理事会处理。第一届会长鄂森翌年选举谭敬为第二届会长， 陆菊生为副会长。谭敬担任会长后，提出了奖惩制度，如临场执行任务出现不正常情况，错判、漏判较多者，随后即停止一场或两场工作，同时按情况轻重还可能产生降级。如发现偏袒一方的行为，经查实便立即除名，对后起之秀通过观察数场后，表现较好的予以升级。

自1926年起，上海足球裁判会每月都组织一次聚餐式的会员会议，小结一个月的工作，布置今后任务，还会不定期研究规则的运用和裁判方法，这样的形式持续了20年之久。

文：邓效良

部分图：人民东方历史

来源：《上海体育史话》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