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与毒瘤：1831年，中国病人在西方世界引发的医学与政治震动

198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在上海医科大学的图书馆找到一部英文著作——《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1932）。那时我刚从上海郊县的一所中学支教回到学校上班，准备下半年新学期上课的内容。课程重点是讲授晚清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这段历史，于是，我先挑了《中国医史》中晚清部分阅读。当时我对中国医学的历史不谙熟，发现作者讲述的中国近代医学历史是从前近代即晚明耶稣会士入华开始论述的，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医为华人接种牛痘正式开启了近代中国医学的历史，读后颇为吃惊。虽然，我在大学学历史时，导师教导我们要认真思考近代史开端的几种说法，但那个时期的主流观点还是将近代史的开端定在1840年，由此意识到中国近代医学历史有可能对中国近代史书写范式提出挑战。阅读中令我极其震撼的是书中记录的一段发生在鸦片战争前的医疗事件：1831年，东印度公司医生曾送一位中国病人去伦敦求医，病人最后死在手术台上。1987年是我大学本科毕业的第二年，英语阅读能力相当弱，无法完全读透这段历史，而书中提到的大量原始史料，在那个时代根本无从着手寻找。在之后从事医学史教学与研究的数十年间，我始终没有能力去触碰这段历史，但是那位中国病人的故事却一直萦绕在心头，很想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他是如何抵达英国的，他是怎么死在医学昌明的伦敦的，后来又有什么后续的结果。

三十几年来，我从未忘记过这个令人伤痛的故事，直到2020年，我应中华书局邀请为他们即将出版的新书《西医来华十记》写书评时，从苏精先生的著作中又一次读到了这个故事。苏精先生采用的是东印度公司档案和《柳叶刀》的资料，我随即写邮件向苏老师请求察看当年的档案，苏老师慷慨地将原始档案的复印件发给我，并热心地将潦草的手写体转写成正规的文字一并传给我，此时，我意识到自己可以追索这段历史了。

2020年整个夏天困守在家中，我整天在网上搜索《柳叶刀》《泰晤士报》和各种医学期刊，爬梳所有与此事件相关的史料，意外地发现了道尔的漫画和艾伦的画作，由此联想到，这个医疗事件有可能曾经在伦敦引起过轰动。于是又通过付费订阅大英图书馆的报刊数据库，从中检索1830年代的所有媒体报道和盖伊医院相关档案。在电脑前时而有目标、时而盲目地长时段翻阅网络资源，成为我2020年盛夏的日常。我尽可能地将自己置身1830年代伦敦的空间中，捕捉1831年4月伦敦城空气中流传的所有信息，慢慢形成通过何鲁三幅画的方式来讲述这个一度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探究“何鲁三像”的历史现象。在书稿即将完成之际，我又习惯性地上网搜索，希望自己不要遗漏任何有质量的信息。一日浏览旧书拍卖网，无意中看到了正在拍卖凯赠送给福特的外科书，在读到“那天出门时，福特并不知道自己最终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这段文字时，何鲁无助地躺在手术台的场景扑面而来，心中一阵颤抖，唏嘘不已，我便将此拍卖主题译为“血酬”，以此纪念何鲁作出的牺牲。

1831年4月9日下午3点左右，何鲁在英国伦敦盖伊医院解剖学剧场的手术台上去世，那年他32岁，送他去英国求诊的郭雷枢医生34岁，主刀医生凯38岁：三位三十几岁的青年人成为这段历史的主角，他们的行动和想法构成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环顾中文世界的研究，除了2020年苏精在东印度公司在华船医研究中简述了该事件，20世纪40年代王吉民先生最早在《中国新医事物纪始》一文中提及此事，他的史料和史观都直接受到医学传教士叙事的影响。1834年，在广州的商人、传教士和医生考虑在华创建“医学传教”事业——“在华医务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和“中国与东方医学慈善会”（The Medical Philanthropic Society for China and the East），何鲁手术事件就此在华人西人中公开报道宣传。1835年《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详细叙述了该事件的经过，表彰郭雷枢开启医学慈善的同时，以此论证在华开展“医学传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医学传教”概念的建构输送炮弹。它作为西方医生在中国从事慈善医疗的重要业绩之一，成为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前奏曲而记入中国近代医学史册。1932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医史》就是沿用上述史料和史观的。

追随何鲁西去的旅程，会令人惊讶地发现，1831年4月的伦敦可谓“满城皆谈何鲁”。何鲁手术是当时媒体最为关注的事件之一，不仅抓住了伦敦和周边城市市民的眼球，而且波及苏格兰高地，甚至卷入同时期英国议会改革的政治运动中。在《柳叶刀》编辑的引导下，英国医学界对这场失败的手术展开激烈争论，就外科医生在技术冒险与医学道德间的权衡进行反思。甚至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外科医生都参与其间，就何鲁的死亡原因、手术是否该进行、如何操作等方面议论纷纷，何鲁手术在近代外科学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

“何鲁事件”在当时英国社会和政坛引起的轰动，他作为“国体代言人”的这段历史至今未有学者发现，本书是首次披露。“何鲁事件”波及欧洲大陆和北美，由此产生的反响完全超越了医学史的范畴。

至今，围绕何鲁手术的叙事大都以西文展开，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外科学史层面，西方科学史家在对何鲁勇敢行为表示敬畏的同时，逐渐呈现出人文主义的悲悯和对科学进步的感恩。另一个是历史学层面，一方面何鲁的身体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怪胎、东方神秘主义和病态中国人的标识；另一方面，何鲁的畸形身材和西去求医的艰辛历程，展示了19世纪中国医疗技术落后的状态，以此衬托西方医学传教士在华传播科学知识的努力和成功，尤其强化医学传教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决定作用。

近二十年来，随着图像艺术的方法论在历史学研究中的渗透，研究者们发现何鲁的畸形身材曾是19世纪西方社会建构中国病态形象的重要元素之一，而当何鲁的身材遇到“帝国医学”“东方主义”“病态形象”“身份认同”和“医学传教”等新流行的史学议题时，他离奇的故事有可能擦出吸引人的火花，于是在历史中沉寂将近两个世纪的何鲁开始进入史学家的视野。2003年在美国医学史年会上，一位非中国学的研究者分享他的《孤独之死的何鲁：1830年代的外科术与中国身份》研究。2008年出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奇观——英国社会背景下的怪胎》一书则从图像史和帝国医学角度审视了何鲁的手术及社会反响的全过程，试图探讨19世纪英帝国的扩张焦虑和对中国形象认知的文化心理。2017年，“悲惨的何鲁”登上了《纽约时报》的书评，2012年和2019年分别有两篇博士论文涉及何鲁事件。

本书以英国的医学报告、媒体报道、政治漫画和博物馆展览为基本史料，将何鲁置于19世纪欧洲外科学生态环境考察东西方医学的真实差异。由三幅留存在西方世界的何鲁画像切入，还原当时社会舆论，并努力摒弃所有的概念式思考，希冀能从矛盾的陈述中梳理前因后果，重新构画“何鲁事件”的真相。同时，通过梳理一百多年来，各种历史记录中对这场“致命手术”的不同叙事、不同笔触下所呈现的何鲁的医学图像、国家形象和医学慈善的不同形象，以及近代以来关于西医传入研究中的史料与史实的相关度问题，分析“医学传教”和“病态华人”的形象是如何通过历史叙事建构的，由此思考近代医学史中的史料、史实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书最初是一篇较长篇幅的学术论文，曾投掷于国内重要历史刊物，因刊物篇幅所限被要求删减而搁置了一段时间。中华书局贾雪飞女士再三鼓励我修订成长篇，以书稿形式出版，才有今天这部小书，感谢她的慧眼和胆识。本书编辑吴艳红女士对稿本的版式、图版设计和文字审校提供诸多帮助，尤其是她建议我详写“律劳卑事件”，我才发现了郭雷枢是“律劳卑事件”隐形人物的史实，对此衷心感激。本书写作于2020年到2024年，其间曾在华中师范大学主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做过演讲，感谢马敏教授和徐炳三教授的盛情邀请。2023年受夏明方教授的邀请在中国人民大学就修订之后的内容做过演讲，感谢杨祥银教授的点评。北京大学陈明教授在繁忙的学术与教学活动期间阅读此稿，不仅提供印度梵文“象皮病”的史料，还仔细修订文中的病句与错字，盛情高谊铭记在心。书中那张“阿索尔公爵夫人”号名信片是复旦大学徐家宁博士提供的，它为读者想象何鲁西行的旅程提供了真实的画面，深表谢意。感谢在写作过程中提供帮助与支持的同学们——伦敦大学博士生林友乐，复旦大学的胡冬敏、肖馥莲、林梦月、万良和马汲青，因为他们，我能够没有障碍地找到需要的所有资料，完成这部书稿。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黄滢睿同学翻译了《柳叶刀》上那篇以19世纪英文撰写的专业论文，何鲁手术的历史场景得以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后一定要感谢的是苏精先生，正是由于他的著作和档案，我才有可能完成三十几年来的一个心愿，让世人了解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曾经有一名唤作何鲁的小人物在中英之间，乃至全球掀起过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

（本文摘自《何鲁之死——1831年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高晞著，中华书局2024年8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