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抗战期间日军单兵作战能力,尤其是刺杀水平的讨论一直是军事爱好者热议的重点。日军曾在抗战初期宣扬,一个日本士兵能够抵得上8个中国军人。
台儿庄战役后,李宗仁也曾说过,论战斗力一个日军差不多得相当于四、五个国军。八路军老战士也曾回忆:拼刺刀的时候,往往是我们这边倒下三个人才能让鬼子倒下一个人……
不可否认,当时的日军的训练水平、装备水平、身体素质远在中国军人之上,其实大多数的战斗日军之所以高分获胜,往往有赖于飞机、炮兵等重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加持。单兵对垒,刺刀见红,日军也未必有宣传的那样邪乎。
发生在1941年的马阜才村战斗,就是这样一个颠覆认识的经典战例。
1941年8月2日,初到冀中军区17团任副参谋长的左叶(汉族,江西永新人。原名左宝玉,曾用名左翼、左一、左岳、左卒,1932年改名左叶 )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是二营长刘鸣琴打来的,刘鸣琴在电话里说:“据侦察员报告,有七八十个日军从安国县城出来,朝定县马阜才村(今河北省定州市东留春乡境内)方向运动。
左叶问刘营长:“你打算怎么办?”刘鸣琴说:”我营准备隐蔽在青纱帐里,打他个伏击,干掉这些鬼子。
左叶听完,既没有请示团长闵洪友(开国少将,原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也没有向政委姚国民(开国少将,原装甲兵副政委)打招呼,更没有核实情况,就说,“好!你们打吧,我马上就来。”
战斗一打响,才发现侦查员情报有误。敌人可不是七八十人,而是日军松尾大队五百多人。那几十人不过是先头部队。这一下可被动了,本想伏击敌人,结果被敌人来了个反包围。形势十分危急。
17团是冀中军区有名的“钢铁团”、“常胜团”,以善打硬仗著称。二营又是17团的头号主力,营长刘鸣琴临危不惧,指挥部队抵挡四面包围过来的敌人,等待援军到来。战到到最后连左叶本人都端着刺刀上了阵。
多亏二营作风顽强敢于硬碰硬,终于等到17团主力赶到,三个营全部参战,打到下午一点多,打死打伤鬼子400多人,而我军也伤亡170多人,最要命地是二营长刘鸣琴和两位连长阵亡。
这仗打得那叫一个残酷,主要是白格斗,一位当年与鬼子拼过刺刀的老人说:“上刺刀后,许多战士一直在发抖,一声令下端起刺刀一边往前冲,一边大声喊杀。喊杀不仅是为了威慑敌人,也是给自己壮胆。见到鬼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当胸就突刺,根本顾不上害怕了,因为害怕也没有用。那可是你死我活呀。一场刺刀拼下来,一天谁也不说话,浑身还在发抖,脑子里都是刚才拼杀的场面。战争实在是太残酷了。”
战斗结束后,部队撤下来休整。因为副参谋长左叶初来乍到就擅自决定打这样大的硬仗,并且造成包括一名营长两名连长在内170多人伤亡的巨大损失。团长闵洪友气得暴跳如雷,连饭桌子都给掀了。
左叶是等着挨批了。这下还不知道怎么处分他呢。
不料事情出现了巨大反转,一天当他们正在吃饭时,译电员送来了四份电报。一看,居然分别是延安军委给17团全体指员发来的嘉奖令;太行八路军总部给17团全体指战员发来的嘉奖令;晋察冀军区给17团全体指战员发来的嘉奖令;最后是冀中军区给17团全体指战员发来的嘉实令。
这一下把大家搞愣了,马阜才战斗本来是个相当被动的遭遇战。左叫自己也承认这一战有一定的盲目性。怎么又忽然一下受到这么多上级嘉奖呢?
后来有人分析是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这场主要是拼刺刀为主的硬仗,敌我伤广比近四比一,还缴获了不少战利品;二是这一仗迫使敌人撤了14个据点,一下子固巩和扩大了4个县的根据地;三是当时一个八路军步兵团基本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战例还真不多。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振奋了精神。
半年后,左叶被提升为22团团长,到任仅三个月就赶上了“五一大扫荡”,左叶指挥22团,打得相当出色,共作战82次,击毙击伤日军坂本旅团长以下一千多人,尤其是宋家庄战役,让22团一战成名。
抗战胜利后,左叶到了东北,任民主联军辽西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1948年任独立第二师师长及营口卫戍区司令。解放后转业到中南交通部任副部长。领导了海南国防工程建设,庐山公路建设,推进了川江夜航。后任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农业部顾问。1992年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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