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忽略了这一因素，鲁迅酿成了这一家庭悲剧并不得已搬出八道湾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是中国的古话，近百年前，大文豪鲁迅对这句话曾有过切身的体会。后来为了表达他对“难养之女子”的愤懑，他还在日记中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没错，鲁迅笔下这个“难养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鲁迅的日本弟媳妇羽太信子。

鲁迅虽说是怼天怼地怼空气的大文豪，可是面对日本弟妹羽田信子，他是“骂也骂不过、打又打不得。”

最终，在一轮说不清的纠葛后，1923年的8月2日，鲁迅不得以携带妻子老小，一起搬出了居住4年的八道湾11号。

八道湾的这座三进四院，是鲁迅兄弟花了3500大洋买的。这笔费用里，鲁迅一个人就垫资2000大洋；剩下的1500大洋里，有1000大洋是鲁迅卖了绍兴祖宅充数的，其余500大洋，则由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出资。

这样的出资比例，不管怎么分，这房子也不应该归周作人所有。鲁迅想要把周作人一家人赶出去，完全是可以的，这种情况下的通常解决办法是：只需要将他们（周作人）出资的那部分交了，请他们出去就算完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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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鲁迅却并未采纳这个最简单且妥当的做法，他选择了另一个看似非常让人不能理解的做法：作为主人的自己竟在冲突后带着母亲和原配朱安等搬出去了。

这等于什么呢？等于一个人请一个亲戚在家住了很久，最后因为矛盾主人自己扔下家跑了！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不合常理的结果，说到底与鲁迅在周家的特殊身份有关。

1896年，年仅15岁的鲁迅就没了父亲，此时，鲁迅的两个弟弟尚且年幼：大弟周作人也只有11岁。

自然地，此后，养育这个大家庭的重任，就落在了鲁迅一人头上，深受“长兄如父”思想影响的鲁迅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看成了这个家真正的顶梁柱。

周作人虽只比鲁迅小4岁，可他打小的生活、学习甚至之后的事业全部都是由哥哥鲁迅一人打理的。周作人此人性格懦弱，也乐得做个不想事的主。

只一件事，周作人忤逆了哥哥：就是在感情上，他娶了当时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与周作人的保姆羽太信子。

虽然周作人后来不顾哥哥反对迎娶了日本媳妇，但鲁迅却并未把已经成了家的周作人当外人。这个很简单，传统家庭里的父亲会把儿子当外人吗？不会，鲁迅在骨子里也始终把周作人当“儿子弟弟”看，自然，他也分毫不把他当外人。

因着这个缘故，1917年，鲁迅特地将周作人一家（包括羽太信子母亲和家人等）和母亲等接到了八道湾一起居住。从此可以看出，鲁迅甚有“封建大家长”的派头，很期待看到大家族繁荣昌盛、其乐融融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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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怀着大家庭理想的鲁迅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周作人的弟媳妇羽太信子。人说，儿子孝不孝顺未成家时是看不出来的，得看他娶的媳妇怎样，同样，兄弟和不和睦未成家时也是看不出来的，关键得看他娶的媳妇如何。

周作人成婚后，慢慢地由“唯兄长之命是从转变成了唯妻子之命是从”，只是这一切是悄然中变化的，鲁迅直到最后才惊觉。

周作人的变化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具体分析之下，却颇有些“情理之中”的意味。

在封建社会的传统认知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遵守“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鲁迅兄弟几个的父亲死了，作为弟弟，周作人理当遵守长兄的话。

如果鲁迅兄弟还有这种传统认知，那么，周作人断然不敢将哥哥赶出八道湾11号的。

发生这种意外，一方面是中国文化圈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二则是鲁迅兄弟都在日本接受过西式教育，在潜意识里就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抵触。

周作人之所以敢这么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牝鸡司晨”。也就是说，在周作人这个小家庭里，男的不顶事了，家里全由他的老婆羽田信子做主。更让人想不通的是，羽太信子不仅要做他们那个小家的主，还要管整个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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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期间，羽太信子是他们租的房子里的一个佣人。期间发生了一些鸡鸣狗盗之事以后，羽太信子和周作人搞在了一起，并最终结婚。

对于周作人来说，从小生活在兄长的“庇护”下，他完全不需要考虑家里的一切大小事情。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周作人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如此一来，在周作人这个小家庭里，羽太信子自然就成了“掌柜”。

然而，在这一阶段，羽太信子还算个贤妻良母式的日本妇女。不仅把周家打理的井井有条，对她的婆婆、也就是鲁迅的母亲，也是照顾的无微不至。

一切的转变，都是从鲁迅兄弟买下八道湾11号开始。

由于之前的表现，鲁迅对羽太信子还算信任，索性也就把工资交给她来管。加上周作人的工资，自小家境贫寒、一度以做保姆为生的羽太信子一下子掌握了每个月近600大洋的巨款，顿时有种“农奴翻身把歌唱”的感觉。

羽太信子“发达了”之后，自然没有忘记远在日本的亲人。搁现在，这种人就是标准的凤凰女，一个人过上好日子，恨不得让全部娘家人都过上好日子。在这种心态下，羽太信子便不断地给家里寄钱。可以说，鲁迅兄弟几个，以一己之力养了羽太信子全家。

如果仅仅是这样，鲁迅也就没必要说什么了，关键是羽太信子太能花钱了。哥俩一个月挣600大洋，愣是不够她挥霍的！不仅雇了几个佣人伺候，新买的东西说扔就扔；厨子做的饭稍微不合口，就立即让他们另做。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就劝她：“花钱要有节制，也得想想将来！”

就这一句话，触了羽太信子的敏感神经，让她觉得这个大哥碍着她花钱了。于是，羽太信子就在周作人那里挑拨离间，其目的是把鲁迅赶走。

周作人虽然有点儿木讷，也有点惧内，可并不代表他蠢啊。羽太信子要赶走自己的亲哥哥，这要是传出去，他这老脸还要不要了？

羽太信子见一计不成，便开始和周作人吵架，然后歇斯底里症发作。这歇斯底里就是俗说的癔症，羽太信子这癔症一发作，又是装死、又是撞墙、又是摔东西，还用很难听的话去骂兄弟几个。

周家兄弟都是文化人，怎么会和她一般见识？不过，这种“疯女人”，周家兄弟实在也是惹不起，只好忍气吞声。可是羽太信子是铁了心要赶走鲁迅的，不管用什么办法。

于是，她开始吹耳旁风，没错，这儿耳旁风是天下男人最怕的风。在羽太信子的各种挑唆下，没甚主见的周作人慢慢转了向，他开始对鲁迅生出了各种不满。

某日，在羽太信子跟周作人说了一件事后，周作人当即就大怒了，当晚，他就立即给鲁迅写了一封绝交信，第二天一早这封绝交信就被拍到了鲁迅的桌上，鲁迅打开一看，瞬间惊呆了，只见上面写着：

周作人的话说的很委婉，但大家都是读书人，这点儿好赖话都看不明白的话，鲁迅“大文豪”的称号，就多少有些名不副实了。

周作人递交绝交书是1923年7月19日，当天晚上鲁迅就自己一个人吃饭了。然而，羽太信子的目的是想把他赶出八道湾，而不是和他分家过日子。

眼瞅着周作人都下了绝交信了，鲁迅还不走，羽太信子三天两头就跑到鲁迅那里闹腾，通常都是老手段，发癔症+谩骂装死。鲁迅一个文化人，哪里顶得住啊？

最终，为了自己的清净，也为了息事宁人，鲁迅便带着老婆老娘干脆搬出去住了。这一天是8月2号，距离周作人发出绝交书还不到两个星期。

鲁迅当年之所以要买八道湾这座大院子，完全是为了一家人能够住在一起，就像小时候在绍兴一样。可惜，鲁迅看透了中国人，却看不透他身边的人，终致自己没了院子丢了人。

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在这出家庭悲剧里，鲁迅显然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鲁迅的责任在于，他一手包揽了大弟周作人读书、工作甚至生活等，正是这种全权包揽，才导致了周作人没有主见的性格。

而周作人与鲁迅的决裂直至最后沦为文化汉奸，都与他这种缺乏主见的软弱性子有关。说到底，鲁迅被赶出八道湾，食的也是自己昔日种下的苦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