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和匈奴谁更可能是夏朝后裔呢？

关于三星堆，这个话题一直都是非常吸引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的挖掘颠覆了我们中华文化史观。而史学界也一直有论调认为匈奴是夏朝人的后裔。将这两者相互联系上的，无疑就是《山海经》了，关于《山海经》成书的年代一直都有争议，其中一种主流的论调，就是认为成书于夏朝，西汉末年刘向、刘歆校注时，首次将《山海经》的成书归功于夏朝的大禹和伯益。

那么，三星堆和匈奴谁更可能是夏朝后裔呢？

匈奴的由来

匈奴，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战国策》。据现有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证实，匈奴人在夏、商、周时期就活跃于蒙古高原，匈奴政权全盛时期，疆域东至辽河，西至阿尔泰，北抵外贝加尔地区，南达长城。匈奴人种，学术界分为蒙古利亚和欧罗巴人种。匈奴是一个游牧性质的军事政权，单于是最高首领，匈奴有官印和简单的司法制度。

匈奴是古代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虽然是游牧，但其真正发迹的地方，却是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一带，也就是河套地区。

中原王朝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地区，游牧反而合适，这可比大漠草原强多了。长期的游牧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出了具有游牧文化特色的民族民俗文化。

这就让匈奴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第一个建立起国家的边疆民族。从公元前三世纪出现于政治历史舞台起，到公元五世纪消失，前后经历了700年，对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匈奴的由来匈奴与夏朝的关系

史学界一直有人认为匈奴人是夏朝的后裔，其依据主要是源自司马迁在《史记 匈奴列传》中提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下文又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头曼就是匈奴的第一代单于，那么头曼以及其后代的匈奴人应该是汉族的苗裔了。此外，有文献记载，夏朝最后一任君主夏桀的儿子獯鬻带领部分族人北迁，形成了匈奴的一部分。

但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匈奴在夏朝之前就已经存在北方，因此匈奴的主体可能并非华夏。

因为司马迁又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唐虞指的是尧舜时代，那么在淳维及其祖先夏后氏之前，在北方已住有其他民族。夏后氏的苗裔之于这些民族有什么关系，司马迁是没有说明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猜测司马迁对于匈奴的起源问题没有经过详细的考虑，只是搜集了当时的一些传说及各种记载。

传统历史学界认为，由于汉武帝时期北伐匈奴，导致南匈奴归附，而北匈奴西迁。但近代的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匈奴是由许多游牧部落之间结盟，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其中的各民族皆称为匈奴。其下属草原部落分别源自原始突厥族、原始蒙古族、斯基泰人、通古斯族、汉族等。

上世纪90年代，在蒙古国的呼尼河畔，考古专家发现一座匈奴大墓群，共有大小墓葬400多座，其中甲字型匈奴贵族大墓有670座，被命名为“高勒毛都1号墓地”。

2001年，考古学家更有震惊世界的发现，还是在呼尼河畔，高勒毛都1号墓地的150公里之处，发现了一座更大的匈奴大墓群，发现98座甲字型贵族大墓，其中就有已知最大的匈奴墓葬，即M1大墓群，面积超过2500平方，1个主墓和30个陪葬墓。

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墓葬，除了匈奴单于，其他人没有资格拥有，M1大墓群的主墓应该是匈奴大单于的墓葬。学者根据陪葬品及史料记载，推测墓主是复株累若鞮单于，公元前31—前20年在位（王昭君第二任匈奴丈夫）或者乌珠留若鞮单于，公元前8—13年在位。

通过对匈奴单于遗骨DNA检测，有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墓主人的父係Y染色体R1a1a1b，也即我们熟知的雅利安人（古印欧人种的一支）。

可见，从匈奴单于DNA结论来看，匈奴并非夏朝后裔，而是印欧人种（白种人）。

学者外蒙古中部额金河穀、外蒙古东部都日格等多个匈奴贵族墓葬追根溯源，发现北匈奴父係Y染色体携带印欧人种基因，再次佐证了这一点。

分子人类学对匈奴墓葬的分析显示，北匈奴包括欧亚混血的南西伯利亚类型，以及少量高加索人种的塞种遗存。

针对众多匈奴普通墓葬的DNA研究发现，匈奴人群父系成分极为复杂，除了携带印欧人种基因之外，还有更多的北亚黄种人、中亚等人种基因。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其实很简单就是融合。

所以，不排除夏朝和匈奴有交流和互动，针对众多匈奴普通墓葬的DNA研究发现，匈奴人群父係成分极为复杂，除了携带印欧人种基因之外，还有更多的北亚黄种人、中亚等人种基因。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其实很简单就是融合。一部分基因是相互融合，但却不能将匈奴就等同于夏朝后裔。

关于匈奴是否是夏朝后裔的问题，目前并没有确凿的考古发现或者历史文献可以佐证，直接证明匈奴与夏朝有直接联系，两者在地理分布、生产生活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

匈奴属游牧文明，中原属农耕文明。公元前3世纪两种文明发生碰撞，历经数百年，期间有残酷的冲突及摩擦，也有自觉地贸易往来，更有友好的和亲与盟誓；最终，两种文明通过交融、互补、依赖、渗透中完成了物质形态、精神文化及血缘的融合之路，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的坚实基础。

三星堆与夏朝

三星堆文化中虽然存在一些与中原文明不同的独特文化因素，如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等，但同时也出土了大量与中原及其他地区文化相一致的文物，如玉璋、玉琮、青铜尊、青铜罍等。

1929年春，四川省广汉县南兴镇真武村月亮湾的村民燕道诚一家在家门口清理水沟时发现一个长方形的坑道，由石板围成，坑内放满了玉石器。

真正大规模、系统开展三星堆考古工作，始于1980年。当年5月开始，原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王有鹏研究员率队在三星堆进行考古发掘，大量遗迹、遗物现身，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其最大贡献是建立起了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分期。

发掘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古文化的基本面貌，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文化的一种古文化，于是就将这种古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从此，燕家院子、月亮湾、三星堆等遗址统称为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得名于“三星村”，“三星村”得名于附近有三个稍稍隆起的小土堆，人们想象它们是天上的三颗星辰（对应“月亮湾”这个名字，“三星伴月”，于是就有了“三星”这个想象），其实这三个土堆就是古城墙的残留。

出土的文物，很多都与《山海经》所记载的事物相吻合，而又因为《山海经》被推断成书于夏朝，所以，三星堆是否就是夏朝古都或着是有关联，就引发关注。

当中国宝级就有金杖、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玉边璋、玉牙璋。其他的文物还有青铜兽面具、黄金面罩、青铜太阳轮、跪坐人像、青铜人身形器、青铜大鸟头。

比如，这个青铜神树和河图洛书。

青铜神树描绘的就是后羿射日的神话，崇拜太阳的产物，他们建造了五米高的青铜树，用来祭祀金乌，好祈求神灵的保佑。

7号坑的国宝级文物“龟背形网格状器”的出土，更是被认为是河图洛书的象征。

《山海经》关于洛水的记载是：“岷山之首，洛水出焉”。岷山又叫蜀山、汶山，也就是说，最早的洛水是出蜀地的自岷山山系，中原地区是没有岷山的。

《史记》说：“禹兴于西羌”，晋代的《三国志》和《华阳国志》分别记载了“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蜀之为国……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颛顼，封其支庶子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

诡异的地方来了，假设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都城。

那么三星堆与夏朝那么多关联又如何解释？

而且，三星堆所在的蜀地，一直被认为是游离在中原文化以外的文化，而且，自古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些文明又是如何传入的呢？

三星堆遗址最早一期文化遗存距今约4500年-36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

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可以根据其考古时的发现分为三星堆遗址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也可以按研究后文化类别分为宝墩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750年）、三星堆文化（约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和十二桥文化（约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650年）。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对于认识三星堆与当地先秦时期青铜文化（距今约5,000多年前至2,700多年前）和新石器文化（距今约7,000多年前至2,000多年前）的关系有着重要作用，也奠定了完善四川古文化发展谱系，确定巴蜀文明形成的基础。其主要出土的上百件青铜精品，一如青铜立人像年代则在第四期，概括约在公元前1,200－公元前1,0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安阳殷墟遗址。

三星堆文化中出土的某些器物与二里头文化（普遍被认为是夏朝的文化）有相似之处，如陶盉、玉璋等，这可能表明三星堆文化受到了夏文化的影响或存在某种形式的交流。

在三星堆出土的海贝中大致可分为三类：货贝（黄宝螺）、环纹货贝（金环宝螺）、虎斑宝贝。 货贝和环纹货贝，数量都很多，大部分背部被磨成大孔，以致有的背面呈扁平状。

由此推断，三星堆并非夏朝，而是夏朝更早先的文明。三星堆和当时的中原及其他地区的文化交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