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信成 | 就学八记之六：反标记冤

一颗新闻炸弹在全校爆响——学校附近的卫生所外墙上出现了“反标”。

所谓的“反标”，是反动标语的简称。凡是以简短有力的文字，发泄对最高领导、次高领导或其他未倒台的党国要员们及党、政府不满者，通称“反动标语”。

写“反标”当时可是严重罪行，非同小可。文革高潮时期，凡涉嫌写反标者，被戴高帽批斗游街者有之，被拘禁、流放者有之，蹲大狱者亦有之。被枪决者，也不乏其例。一九七一年，虽说文革的疾风暴雨，有渐趋疏落之势，但社会上仍然闻“反标”色变。

本文所记的“反标”大约出现于晚秋。结合记忆中当时人们的衣着回忆，时序似未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之时。“反标”写在当地卫生所墙上。听说“反标”横空出世，我出于好奇，放学途中，特意去参观现场，看个热闹。但“反标”已为两张相邻略有上下错落的浅红纸张（与今之A4纸大小略近）覆盖，其庐山真面目到底如何，我无缘得见。反标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不便刨根问底，也没有人去转述。如果谁重复转述了“反标”内容，转述者可能成为反标的传播者、口号的呼喊者，说不定与反标书写者同罪。我虽年幼，也知道对此须十分谨慎。无论如何，与反标近似的字眼，不能自我口出。小学一、二年级的同学能写什么新奇的反标，我想，无非模仿革命口号，将打倒的对象由刘少奇、蒋介石等置换成伟大领袖、伟大光荣正确党吧，无非常规格式化的口号而已。

据说发现“反标”者，是卫生所护士陈玉娥。

陈玉娥是我班同学贾敬波的母亲。他们是从县城来的。陈玉娥短发，面色白晰。其穿着打扮，是否入时，我自不懂，但明显与当地妇女、甚至当地有工作、吃商品粮者有异。

我去现场看热闹，只是佇立路边远观，离红色纸掩盖的反标约十几步远，而非就近端详。离这么远，当然不是担心“反标”有毒，可能本能地觉得远一步则安全一分。否则，靠近了会“溅火星”——受事件的牵连。我在那里默视一会，适逢陈玉娥端着脸盆，从靠近反标的卫生所朝东的侧门出来，将水泼地上。这一画面，定格在我的记忆里，直到现在。

当地出现了“反标”，是重大的政治事件。政府机关、基层组织如何行动，我不知道。公社办公用房，就地处我村，离卫生所也就四、五百米远。但学校却高度重视，积极“破案”，寻找“反动分子”。班主任把我专门叫到一边，询问我近几天的活动轨迹。我知道，他在寻找具备“作案”条件的人或可能作案的人。

我及同村同学放学回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学校出来，往西穿过集南街。集南街位于集码湾，依柘江南岸而形成，绵延四五百米。集码湾曾经是柘江中上游重要码头，江南江北各一条集镇。水运衰落，加之商业活动由国家控制，民间经济活动几近寝息，集镇热闹不再，连赶集的人也没有了。街中铺的是麻石板，街上人家，曾经的生意人们，早就被强制务农，整个街成为我们大队的一小队。放学回家的另一条路，是途经卫生所。卫生所青瓦白墙，地处集南街南背面，也就是街南面，孤零零地独立成栋，医护人员共约六七个人。若非上学放学，我是很少途经卫生所的。

也许反标书写于星期天。反正恰巧我那几天没从那儿经过。我如实陈述了我那几天的活动轨迹。班主任对我的陈述未置可否，似乎还让我写过几个字。写字的事，我记不准了。他本来是我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算术。让我写字，再寻常不过。

班主任找我调查过后，我心中略有忐忑，总担心自己的回答是否恰当。不管恰当不恰当，我刚好那几天没从那里经过，也不是我写的。

调查过我几天后，反标的书写者，最终被学校认定为章泽平。听说是通过笔迹比对确认的，而鉴定者是学校的民办老师史祖方。虽然我没有见过“反标”模样，但我后来年事稍长，就觉得通过笔迹鉴定认定该综反标书写者不靠谱。我推测，从笔迹看，不是成年人所书，是小孩子所为，没有疑问。小学一年级歪歪扭扭的字体，同成年人明显不同，一望而知。正因为如此，要在小孩子中调查。有没有在二、三年级调查，我不知道。但是所有初学写字的小孩子，不都是写的“鸡扒体”（鸡爪刨出的痕迹）、“蝌蚪体”吗？如何比对得出来？在我看来，样貌都差不多。有哪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会形成自己稳定的有特色的笔迹呢？

虽然认定反标为章泽平书写，学校似乎也没有对章泽平采取特别措施，如批斗什么的。但章泽平的父亲，代替了学校、政府“执法”——给了章泽平一顿胖揍。据说——我没有亲见，他父亲将他衣服扒了，吊树上拿条子抽。用的是木条子还是竹条子？材质不同，打击力度有异，疼痛感不同。但无论如何，抽在身上，非同小可。邻居看不过眼，去劝解、责备：“这样打法，是不是准备将孩子打死？”。章泽平的父亲回答：“打死了更好，免得他害人”。章泽平父亲的回答成了村里的经典名言，得到传扬，多年后还被村里的人绘声绘色地讲起。

章泽平的父亲与我同一自然村，因兄弟多，至相邻集南街章泽平家做了上门女婿。章泽平父亲家虽然是中农成份，但入赘富农家，整个家庭就成了富农。所以富农家庭的种种歧视，也要一体承受。正因为如此，七十年代中后期，章泽平全家迁回我村，我家与他家遂成为邻居。回村之后，他父亲子承祖父身份，全家摇身成了中农或下中家，甩掉了身份犯的帽子，从此扬眉吐气，不再受富农成份的鸟气。

章泽平真的写了反标？写反标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痛史，在当时是极不名誉的行为。所以我不会触霉头，小学、初中阶段从没跟他聊这个。但我隐隐约约的怀疑得到证实。事隔十来年，某日与其父母闲聊，谈及此事。他父母说，是史祖方害的章泽平，根本不是他写的。他母亲说起此事，还心痛不已：“害我儿子被打得好惨！”他父亲说，根本不是章泽平所书，是卫生所一女护士的儿子写的。卫生所除贾敬波外，另有一个护士的儿子与我们同班。

学校是否仅凭所谓的笔迹鉴定认定了反标书写者？有没有找章泽平核实过？章泽平有没有自认？如果章泽平承认了，就没必要搞笔迹鉴定了。再说，七、八岁的小孩，拿所谓的笔迹鉴定，吓唬吓唬，也有可能稀里糊涂承认或默认的。我宁愿相信学校仅凭笔迹鉴定而“破案”。当时听同学们说，就是通过笔迹比对，锁定了章泽平。章泽平的母亲怪罪史祖方，也印证了同学们的传言。

既然章泽平的父母认为他有冤情，那他父母为何不到学校去要求“平反昭雪”？一是当时学校，很少家长去投诉的。当时农村学生，大多兄弟姊妹多，没那么宝贝。学校、老师如何对待学生，家长基本不管。更重要的原因，章泽平家是富农。富农当时是五类分子、法定的阶级敌人、贱民阶层。用当时的话说，对阶级敌人，“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阶级敌人为自己辩护，常常被说成是“反攻倒算”，罪加一等。

我倾向于相信“反标”不是章泽平所书，因为对小学一年级学生进行笔迹鉴定，是扯谈的事。他的父母十来年后，也说不是他写的。他父母这样说，应该

问过章泽平，不是凭空狡辩。当然不排除一种可能，章泽平在暴揍之下，为了少挨几下，推卸责任，说不是他写的。但这与我们传统的刑讯逼供理论明显不符呀。传统刑侦思路是，酷刑之下，才有真实口供，而不是相反。就是传统戏曲、小说中常见的场景：“不打如何肯招？”。更何况，十多年之后，当初是否写过反标，已毫无意义。即使写了，也不过是儿童游戏，社会根本不在乎了。章泽平的父母，没有必要为此辩白鸣冤，并衔恨史祖方。

章泽平的父亲既然明知其子冤枉，当初为何还要暴揍儿子？显然，他父亲非揍章泽平不可。他父母不敢上学校为其子申冤，儿子又被披上吓人的罪名，说不定还会祸及家长，如将家长拉去批斗等。所以，至少揍一顿，还要让左邻右舍知道，且知道的人越多越好，最好是村里的干部们也知道，表明他们对主席的热爱、忠诚、捍卫及与此事无关。因此，吊树上打，而不是关家里打效果最佳。章泽平的父亲未必精心筹划过此事，可能一时冲动就打了儿子，但起到的效果就是如此。章泽平父亲脾气火爆，下手未免过重，这是他父母十多年后，还心有余痛的原因。但下手不重，章泽平惨叫声不大，别人又如何知道呢？所以，我虽然没有围观章泽平挨揍细节，但我相信乡亲们绘声绘色的描述，符合逻辑，而不仅仅是传说。

班主任及学校为何要将章泽平列为重点调查对象？无他，他家是富农。富农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对毛主席、共产党必定有刻骨仇恨，发泄仇恨的反标只能是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所为。这是当时学校及社会的惯性思维、破案思路。我虽然没有蒙冤，但我却被作为重大嫌疑人进行调查，是有罪推定的对象，是一种更大意义上的蒙冤者。事实上，可能经过卫生所的一年级同学有几十个，卫生所医护人员的孩子就有两个，且卫生所是个公共场所，每天都有孩子去看病或陪同父母去或去那里玩耍。从逻辑上讲，反标书写时间段，凡去过的孩子都应被排查。这样排查，与大海捞针无异。但破获反标案件是重大政治任务，否则学校无法交差。省事的办法，就是找重点嫌疑人——在五类分子的子弟中寻找突破口——也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我就没听说我同班同村的非五类分子家庭出身的同班同学被调查了。至于卫生所的子弟，父母吃皇粮，可能还有准干部身份，那些民办老师可能根本不敢惹。幸运的是我那几天没从卫所经过，不具备被栽赃的条件。章泽平家就在卫生所后面，他每天的活动轨迹就绕不开卫生所，他家又是富农，按图索骥，大案就这样顺理成章告破了。

未成年人写“反标”有什么后果？老师经常告诫我们，写反标会留下历史污点。当时升学、招工、参军，凡是能改变农家子弟命运机会的，都要进行政审。政审常规套路，查三代以内直系亲属的家庭成份及个人政治表现。即使根正苗红，不小心手贱涂鸦，如被认定为反标，则此生休矣，终生只能在农村修理地球。至于在学校，有反标书写史的学生，会经常被老师以此为由敲打。班上另有两个据说曾经写过反标的学生，甚至到了初中阶级，因调皮还被老师以此为由警告。先后教过我的几个老师都喜欢宣讲一句口头禅是：“共产党记得千年帐”（不知这句话是不是主席语录）。也就是说，不幸留下把柄，会被党视需要拿出来敲打。无论如何强项、叛逆的学生，一旦老师祭出这一法宝，如斗败的公鸡、又象蛇被打七寸，更象武侠小说中所述，被点了穴，立即瘫软。这一武器的法力，至文革寿终正寝，才真正失效。

【作者简介】万信成，湖北天门人，1963年3月10日（阴历）出生。1982年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86年执教于武汉广播电视大学。1992年调入中国农业银行顺德支行。2003年投身律师行业，执业于广东佛山。平生三易饭碗，书剑无成。曾在《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长江日报》发表杂文随笔多篇，并在地方报纸写过与法律有关的专栏。如今寄迹岭表，就食他乡，但萦绕脑际的，多荆风楚水。闲余弄墨，以娱同好。后之览者，或将无感于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