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和上海协同创新政策的演进历程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创新已经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和链式模式，并逐渐演化为多元主体的协同创新。协同创新是指多个参与主体在创新资源一定的条件下，以各种形式进行协作，按照优势互补、共同参与、资源共享、利益共担等原则来达到创新目的的协作过程。协同创新是推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环节，不仅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部门迫切需要解决如何提高创新效能的现实问题。

一、我国协同创新政策的演进过程

本文认为，可以根据参与主体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将我国协同创新政策分成三个阶段。

（一）以“四技”合同为主要形式的产学研合作

1985年以来，以“四技”合同为主要内容的科技与经济协作的产学研合作阶段。“四技”合同是指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含技术许可）、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合同，《民法典》又将技术许可从技术转让中单列，现又被称为“五技”合同。这一阶段协同创新的主要特点是围绕项目进行协作，协同的紧密性相对比较弱，以合作为主。

1985年之前，科学技术活动一切都是围绕政府计划实施。这样的科技体制及其资源配置方式有很大的弊端，它一方面阻碍了科技工作向经济建设的方向发展，也阻碍了科技成果快速地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另一方面限制了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发挥，使得科技的发展很难与客观情况相适应。

1985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主要通过改革科研经费制度，开辟技术市场，提高科研院所的自主发展能力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鼓励科研工作者通过各种形式兴办企业。

1992年，由国家经贸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三方共同发起了“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目的是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紧密友好的交流合作体系，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速企业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化进程，逐渐建立起产学研协同发展的运作模式，并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之路。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是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了加速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强对技术市场的监管，科技部、财政部、国税等部门于2000年联合颁布《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广大科技人员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以多种形式积极参与市场经济。

（二）构建协同创新生态

2000年以来，进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发布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旨在全面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这些举措一方面致力于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着重构建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2005年12月，科技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三个部门共同发起了“科技创新引导计划”。目的是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具体来说，要达到三个目标：首先，要培育出众多具备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持续创新活动的创新型企业，推动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其次，要促进建立一个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最后，要加强战略性产业的原创性和关键领域的整合创新能力。

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颁布，标志着我国正在进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时代。《纲要》提出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与知识创新体系、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以及科技中介服务系统共同组成的国家创新体系。

2009年，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召开了《全国技术创新工程》会议，发布了《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总体实施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与发展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立并完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这两者的核心都是协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出现，参与主体协作的程度进一步提升。

（三）“四链”融合阶段

2012年以来，协同创新进入“四链”融合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的讲话凸显了科技创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对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影响，强调了基础研究、核心技术突破、企业主体作用以及“四链融合”的重要性。四链即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产业链是主体，资金链和人才链是创新的要素，创新链是动力。在这一阶段，强调参与主体与创新要素之间形成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协同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2014年6月9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科技创新是影响综合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新技术的普及，推动了一场以绿色和智能为主要特点的科技革命。随着科技创新不断突破地理、组织和技术的边界，国家实力之间的较量进入到国家创新体系的竞争阶段，创新策略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2020年，面对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机遇与严峻挑战，构建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已经成为当代最为紧迫且至关重要的战略任务，其地位与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指出，浦东要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一大批重要成果，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进一步强化国家科技创新“策源地”的地位。要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之间的双向链接更加畅通。

2021年，进一步明确了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两院院士和中国科协“十一”大会议，他提出要以企业为主体，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融合。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推动重大项目的协同与研发活动的结合，大力推动以龙头企业为主导，多种创新主体共同参与的创新联盟，建立高效、有活力的公共技术供应系统，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

二、上海协同创新政策的发展历程

上海的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是一个持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从初期的体制改革，到应用研发机构转制和新型科研机构的建设，到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每个阶段都体现了上海在积极探索协同创新的方式方法和途径。这些改革和创新措施为上海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一）1978-1994年，科技体制改革初期

这一阶段的改革旨在探索新的科技体制机制。1978至1984年，上海探索科技体制改革，包括财政科技经费管理改革和科研机构承包责任制。根据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8年国发（1988）29号文件，上海选择了7家具有良好基础的单位，以科研院所为一方，以政府相关行政机关作为另一方，签订技术经济合同。通过产学研合作和综合改革，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这一阶段的改革为后续科技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为上海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启示。

1992年，为了响应国家“产学合作开发工程”的要求，上海市的企业和科研机构以及高等院校通过专家咨询，技术转让，共建技术中心，共同研发，共同设立高科技实体等各种方式开展产学研合作，逐渐建立起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方式。这对推动经济、科技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的密切结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就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而言，有些探索了科研生产一体化实践，有些进行了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试点的，有以市场为导向的，有开展各种横向合作的，30多个研究院与企业集团进行了联合。大多数的科研院所都是以各种方式与企业相结合，也有多种形式共存于一家企业之中。还有的科研机构成立了新的科技研发公司，集科研、生产、营销于一体。

1994年，为了推动科研机构改革，上海市科委和市体改委发起了“双58联姻”，即58所科研机构和58家股份制企业进行了“双58”的互换计划，以求找到与经济领域相结合的契机。同年，上海市科委协同财政及人事部门，共同颁布了《关于上海研发型科研单位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针对58家科研机构实施了一揽子改革措施。这些举措包括实行绩效与效益挂钩制度、全面推广员工聘用合同制、鼓励创办科技型企业，以及授权科研单位自主开展外贸业务等。这些改革因应了时代需求，激发了科研活力，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与支持。

（二）1995年-2010年，应用研发机构转制和新型科研机构建设时期

在国家“脱钩改制”政策的指导下，上海市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转制和政策支持，促进了科研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同时在应用技术研发方面也存在一些挑战，需要深化改革并出台政策予以支持。

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于2004年完成了向企业转制，将其从事业单位转制为上海科学院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同年，上海电科所重组为上海电力科技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组建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2005年，上海市发展委员会于颁布了一份关于应用发展研究机构改制的文件，并对其进行了改制。为完成国家下达的科技体制改革任务，上海采取了以下做法：一是事前充分预研，广泛动员，摸清情况，形成共识，做好实施方案；二是各方形成合力，政府有关部门贡献政策和智慧，并派出得力人员参与其中；三是指定或设立专门机构推进实施，由一个“窗口”（专门机构）负责落实。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的企业化转制，显著提高了科研人员面向市场的创新意识，有效促进了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为探索新型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支撑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9年，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若干意见》（沪委发〔2009〕9号），提出“深化应用型科研院所改革和发展”。为落实该项改革，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了市科委等五部门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快转制科研院所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沪府办发〔2009〕33号），提出建设新型科研院所，对转制科研院所承担的公共职能给予支持。从2010年起，先后资助了上海电缆研究所，上海电科院，上海化学工业研究所等转制单位，组建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研究机构。但是，建立新的研究机构在应用技术研发环节中的作用十分有限。

（三）2011-至今，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时期

在这一阶段，上海提出了“五位一体”科技创新体系，同时通过不断的政策支持和实践探索，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创新生态。这一体系不仅强化了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还通过政策激励和资源共享，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随着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和科技创新券等政策的实施，上海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1年，上海提出“五位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即“一体”是指创新主体，包括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而企业又是科技创新的主体，科技金融、研发与转化、优先区域、协同创新、政策支持五个方面。这一时期，体现了协同的理念，但是相对松散的协同创新，强调的是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三类主体之间相互借力，必须借助“五位”进行协同。它的使命是实现科技创新的效率提升，其最终目标实现经济增长、就业、生活水平改善等。

2012年，“五位一体”创新体系的内涵进一步深化。其中一位是协同创新，是指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上海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创新热点。在研究与转化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搭建上海公共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科研资料、科技文献、仪器设备的共享，提供资源状况的保证，进行实验基地的合作，提供专业技术，工业检测，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等服务，其中的核心理念也是协同。政策支持是指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扶持政策、人才政策、咨询指导、培训。优选区域是指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产业化基地、国家大学科技园。这一时期对创新体系的认识，为上海科技创新“十三”规划的编制奠定了良好基础，即将“培育良好创新生态，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摆在首位。“五位一体”创新体系中，形成了相互之间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努力，促进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校间的协同创新。这一阶段出台的政策，均是基于创新体系的各类主体的协同。

本文是《上海协同创新政策演进及演化研究》一文的部分内容，该文刊载于《上海经济》2024年第3期。周荣华，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同济大学联合培养在站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吴寿仁，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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