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 | 成荫与桂桂——姨母的爱情故事（授权发布）

成荫（1917－1984年），原名成蕴保，出生于山东省曹县，中国内地导演、编剧，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

“漪涟文艺”前不久重发了两篇我多年前写朱凡蒋燕夫妇的旧作。我读着，感慨系之，并因而想起了与朱家有关的若干旧事。

朱凡戏称自己一家是“八国联军”，以形容子女们有各种姓氏和“来历”。朱凡和下一代人都经历了长期的动荡和战乱，才造成这种情况。

我认识朱凡先生子女中的几位。一段时期中接触较多的是他的长女朱稜。朱稜比我年长一岁，毕业于二军医大，从保定军分区转业到离湖南大学不远的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主要工作是操作当时最先进的、日本生产的心电图机 （所谓“八道机”，即能同时测绘出八条不同的波纹）。恰好我在湖南省肿瘤医院挂职副院长，工作上有联系。特别是朱凡后来查出患了肺癌。

1984年4月下旬的一天，朱稜来我这里。她近日要出差北京，问我要带什么东西。我妻子在北京。

我正在伏案写什么。刚写好的信封摆在桌 上，被朱棱瞥见了：

北京电影学院

成荫院长 收

“啊，你认识成荫？”

我这才想起来，朱稜的大哥许雷早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导演。而成荫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后来是北京电影学院院长。这么说起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成荫与许雷之间都可能发生交集……

许雷是新四军烈士、著名文化战士许晴的儿子。朱凡是许晴的战友，后来成了许雷的继父。许雷的弟弟许霆也在北京工作。许雷的妻子庄小婉是中国芭蕾舞团的演员。朱棱的弟弟朱雷是军官，也在北京……

朱稜每次去北京，多要看看他们。

现在，朱稜出于好奇心，拿起我正在写的信：

成荫叔叔：

我今天写这封信，是要告知您：我的姨母、您少年时代的友人周昌桂，因久病医治无效，巳于今年4月18日逝世。

姨母逝后，我们从她枕下找到一张她写的纸条，内容共三条，也算遗嘱吧：一，遗体停留三天；二，让她再看看她本人年轻时的某帧照 片；三，让她再听听电影《魂断蓝桥》主题曲。

但我们始终没弄明白她说的照片是哪一帧，也没找到《魂断蓝桥》的唱片。我甚至到我们省文联音乐冢协会资料库里找了，也没找到。

所以，除了遗体停留三天外，其余两条我们都没能做到。

后来我同朱凡谈起这一点，他连声道：“《魂断蓝桥》，我有这张唱片呀！”

我无言以对。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意义。

我们家曾经有很多照片，姨家也有很多照片，经过那十年，已抄没、损毁殆尽，是否还能找到一两张？我这一代，我是最早出世的， 因此见过少女时代的姨母，也见过她那段时期很多照片，堪称美丽出众。40年代后期的她在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求学，身材、发型、容貌、肤色乃至衣裙都很漂亮，书法、文理也都极好，风度、气韵几乎飘飘欲仙……

我母亲周昌荣（乳名花花）生于1924年，姨周昌桂（乳名桂桂）生于1927年，姊妹相差三岁，感情非常好。战乱年头，颠沛流离，我外公把她俩寄放在朋友家，相依为命；姊妹俩拚命做家务事，以讨好“东家”，吃了很多苦……

约在1938年，我母亲14岁，姨11岁，都住在故乡山西忻县小城，躲避战乱。我母亲读中学，因身材较高，常打篮球。妹妹则常来学校看姐姐打球。

常在一旁看打球的还有一个没职业也没书读的矮个子成姓青年，他比我母亲大七岁。他不是本地人，是战乱年头来忻县投亲靠友的。他大哥在县邮政局当局长。他排行第五，周氏姐妹可能因此以为他名叫“成荫五”，叫他“荫五哥”……

他后来的“正名”叫成荫。他当时喜欢上了我11岁的姨。上网查了一下，成荫生于1917年。前文说了，我姨美丽出众，这美丽显然儿时就能显露出来。而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订亲很早，荫五与我母亲又是球场上的好友，于是通过我母亲向我们家求亲。我母亲当时也才14岁，不能作这个主。但她很看重荫五，答允试探一下爸爸。这个爸爸，后来成了我的姥爷，再后来又成了《第二次握手》中“苏凤麒”的主要原型。苏凤麒很有学问，精于数学和天文学，语言文字功底很深，但刻板守旧，反对并处心积虑破坏年轻人爱情婚姻……

我外公倒也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事。他对大女儿说：“你把那男孩约来，我看看。”

我母亲与荫五哥约好，在我家两层小楼下小院中打羽毛球，我外公则在楼上观看。

今天忻州市那一带地名叫草市巷，门牌73，清代是一处豪宅，近代改建成两层楼小院。我和妻子2009年9月自驾去忻州时，还特意去看过……

但当时姥爷看过打羽毛球之后，否决了这宗“亲事”。他说：“这男孩既不漂亮，个头又矮，既不求学，也无职业。我的女儿给他，我不放心！”

被否决的荫五哥深受刺激，一气之下离开了忻县，考上了武汉大学，成了历史学家侯外庐的学生。而侯早就是中共秘密党员。成荫跟随侯外庐投奔革命。

当时的投奔革命，就是去延安。面临这个重大抉择，成荫没有忘记“桂桂”。2009年9月我和妻子去山西原平（忻州市下辖县）我外公的故乡，还见过一块汉白玉石碑，刻着很多姓名，其中就有“花花”和“桂桂”。

当时从国统区奔赴延安风险很大，甚至危及生命。不过仍通邮政。荫五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建议她和妹妹跟着他投奔延安。

两姐妹立刻决定，听“荫五哥”的！

后来我问过母亲，你当时知道安是什么地方吗？她答：知道，就是 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同，对立、摩擦得厉害。但我们定了，反正荫五哥说的不会错！

姊妹俩离开了被寄养的人家，按荫五哥信中写明的时间、途径，朝约定的接头地点奔去。

但毕竟是战乱年头，沿途交通不便险阻甚巨，又是两个未成年的女孩子，经历着我无法想象的困难，反正紧赶慢赶，到了那地方，荫五哥他们已经跨过封锁线，到“解放区”（当时是这么叫的吗？）去了，那里当时是一个不可知的世界……

反正，他们，桂桂和她姐姐，从此与荫五哥不通音信。

这大约是1938—1939年间的事。转眼间十来年过去，花花成了一名产科医生，桂桂也成了大人，都结婚成家了。姐妹都在长沙工作，两家人也都住在长沙。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事业也发展了，出现了一批各个领域、门类的电影工作者，其中当然包括导演。有国统区留下来的，也有从延安、鲁艺走过来的。其中有个叫成荫的一一“无心插柳柳成荫”嘛。花花和桂桂知道，那就是成荫五，荫五哥！成荫导演的电影，她俩一起去观看，一部也不拉下。若是投票评选优秀电影，则她俩都投给成荫的作品。

但已经开始狠抓阶级斗争了，文艺工作者成荫当然在劫难逃。虽然他的某些作品被认为是“香花”，如《回到自已队伍来》《南征北战》《万水千山》等；但也被找到了“毒草”，如《上海姑娘》。说的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上海姑娘，居然教育起工人群众来了。按照什么什么教导，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群众改造知识分子嘛，怎么颠倒过来了？

接踵而至的是没完没了的批判。报刊点名批判，大会小会面对面批判。他则没完没了地做检讨。

不过还好，也许因为他毕竟是早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吧，虽思想批判从严，但当时不搞体罚和武斗，还算文明，客气，连居住都在风景如画的颐和园中。只是每天阅读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硬着头皮读那些狠批“毒草”《上海姑娘》及其导演的成堆的白纸黑字，非常压抑难受，但又无可倾诉。

但是，奇怪，有一天读到的一封来信虽然也批评他，但语气明显和缓，更多的是温柔和关心……

甚至连那书法字体也很优美，最后是用那优美字体写就的签名： 桂桂。

桂桂，唔，这人叫桂桂，这是真名实姓还是笔名化名？哦，什么，是桂桂吗，是当年那个桂桂？是音讯全无二十多年，自己时时挂念的那个桂桂？

成荫赶忙把读完的几页信纸一把翻过去，找到第一页，好，找到了！他刚看见第一页上方的抬头，心脏一停，接着便猛跳起来：荫五哥！

成荫与周氏姐妹终于恢复了联系。那时的联系方式只有写信。我姨在长沙市西区医院当护士。她在原中央大学学过的社会学现在当然一文不值，只能改学一门有实用价值的技能，于是跟姐姐学医。我母亲毕业于原陕西医学院高级产校，算是出身科班。我见过她当年的一些课本，有日文和德文原版的。后来以带徒弟的方式教妹妹，居然教出来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可以这样做的，何况我姨非常聪明。她后来在长沙西区医院当护士，我常去她那儿，甚至住在她的值班室里。有一次，正在上班的姨匆匆走进值班室，将一封刚拆阅过的信塞在枕头底下。我当时十六七岁，好奇心重，便把那信抽出来，一瞅，啊，是成荫的。

我是长子，母亲有时也对我唠唠家族前辈们那些事。不然，我后来写不出《第二次握手》。

那封信中，成荫写道：“我俩之间的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不知何以，我对你一直无法忘怀。”

他还写道：“你说你哥哥在北京某科学院工作，是哪个科学院？他住在哪里？我想去看看他。”

成荫这里问到的是我舅舅，比我母亲大14岁，比我姨大17岁，“长兄当父”。

我这位舅舅早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化学系，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工作，成了《第二次握手》中“苏冠兰”的主要原型。

但舅舅当年却不愿意会见成荫，他，给我姨的信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点。他还劝我姨不要与成荫联系，信中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永远过去吧。”

这句话，后来也被我用在《第二次握手》中。

舅舅是科学家，也许因为 这个，更能理性地对待感情。

不过也难说。即使依《第二次握手》中的描写，他那番爱情已经够轰轰烈烈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吧，成荫要去广州开会，先写信给我母亲，告知车次和在长沙站停车的时间，请姐妹俩来见见面。

当时的长沙客站在我家东边，离我家不远；姨的住处在我家西边，离我家也不远。长沙市当时整个也不大。姐妹俩到了长沙客站，持站台票进了站。成荫所乘列车进站停下，姐妹俩找到那节软卧车厢，登上，找到所说包厢……

包厢中全部四名乘客，三人起身，都注意地打量两姐妹，然后下车去了，去站台散步吸烟。他们是暂时回避。显然，从北京到长沙的旅途上，成荫已经向三位旅伴倾诉了一切。

包厢中还剰下成荫。

我不在场，也没问过母亲当时的心情和场面。反正列车在长沙站停车时间不会很长。1938 年双方失之交臂时，成荫21岁，姐妹俩分别是14岁和11岁。二十来年过去，双方虽并未“垂垂老矣”，但音容笑貌肯定会有显著变化……

一般的握手寒暄当然是少不了的。但我想，也就这样吧。

列车顶多停留一二十分钟。要说什么必须抓紧说。

成荫是艺术家，不是政客，说话直白。他单刀直入，对我姨说：“就怪你爸爸，当时又嫌我矮，又嫌我不漂亮，还嫌我沒工作不读书。哼，你看我现在，还可以吧！”

他还在“记仇”呢，对“苏凤麒”怀恨在心。

桂桂道：“那时我太小了，什么也不懂呀！”

11岁，是太小了，什么也不懂，首先是不懂爱情。

我母亲把对话的机会 和时间都让给荫五和桂桂，这时赶紧插话打圆场。

成荫还问：“那时你们为什么不跟我去延安呢？”

看来虽经一段时间的通信，这个问题并未说清楚。一个当时才11岁，只知道跟着姐姐走的小女孩，当然是搞不清这些的。乃至荫五哥一直想不明白，在心里搁了二十多年。

当时的人，多么坚忍，执着。

换个角度想，如果不是苏凤麒老头的“一票否决”， 荫五哥就不会愤而出走，就不会去报考武汉大学，就不会追随侯外庐投奔延安，就不能终成著名电影导演和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呢？

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成荫导演的《停战以后》上映。我也去看过，认为是他两三部最好的作品中的一部。母亲和姨当然也去看了。电影中某些台词，如“你为什么不跟他去延安呢”如“那时我太小了，什么也不懂呀”，姐妹俩听着，相视一笑。

再往后，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人们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成荫虽是延安过来的，恐怕也是如此。

我则因为写作《第二次握手》，这部作品又以手抄本形式“流毒全国”，被“四人帮”抓捕并内定死刑。我的舅舅、母亲和姨，也遭到株连。理由是，我若不知道他们的身世和故事，就写不出那本书，就不会造成流毒全国的恶果。他们甚至叫嚣：你和你妈妈姨妈舅舅是一根绳上的四只麻雀，到时候一只也跑不了！

可惜，他们盼望的一切一直没有实现。到头来，“一只也跑不了”的不是“四只麻雀”，而是四头豺狼！

1979年1月，我在胡耀邦直接干预下平反出狱。但我在四年的牢狱生涯和艰苦斗争中已经身患重病，在北京结核病院住院长达15 个月。此期间，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在紧张制作同名彩色故事片。

一日，导演董克娜、副导演吳慧明和编剧曹硕龙来病房看我。曹硕龙说，近日去看望了成荫院长，告诉他正在做这部电影，小说作者叫张扬。成荫连声道：“张扬，我知道，我 知道。我和他姨谈过恋爱。”

成荫怎么知道桂桂是我的姨，我不了解，也没打听过。

至于“谈过恋爱”，也不确切。1938年时的成荫21岁，可以恋爱了；何况有艺术细胞的人，这方面早熟。而桂桂才11岁，确实“什么也不懂”；不过，这孩子喜欢荫五哥，倒有可能。

我住院十五个月后，基本痊愈，终于出院。工作单位在湖南省文联，但常住北京，妻子也是北京人。

1983年春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妻子骑车到了当时位于小西天的北京电影学院。问成荫院长住在哪里。很容易就打听到了。我们登上一座楼的二层，敲门，出来一个保姆样的妇女。听说找成荫院长，她回身。若干秒钟后，门又开了，一个略显矮胖的中年男子探出身来，神情疑虑地打量我。我知道这院长不好当，全院的几乎一切杂事琐事都找他，是不是又有这种人找上门来了？

我微笑颔首：“你好。成荫叔叔，我是张扬。”

他愣了一秒钟，表情就变了，满脸笑容，一面伸过右手来一面连 连点头：“你姨好吗？”

“好。”

“你妈妈好吗？”

“好。”

接着，我们进屋，坐下，聊天。

都是文艺工作者，彼此早就知道，我也没有什么求他的，所以，谈话倒是单刀直入。我介绍了母亲和姨妈以及我本人的情况，又问及他的身体状况。他说身体不好，患心肌梗死一一我听得很清焚，他说的是“心肌梗死”。这种病，人们往往叫“心肌梗塞”的。我今天在手机上写作，随着“梗”字跳出的也是“塞”字，而不是“死”字，甚至找不到“死”字……

我至今记得，我当时胸中涌出某种预感，不祥的预感，甚至想建议他避开“死”字，釆用“塞”字……

但是，不便挑明。是的，从何说起呀？

我又问，你肯定与江青很熟？

成荫点点头：是的。

我问：她整死整残了那么多电影人才，怎么会放过你呢？

成荫笑道：她也不能全都整死整残，总得有人可用呀。

我一听，也笑了。

我们辞行，成荫送出套间门，连声道：“回去代我向你姨问好！”

我当然应允。

他又说：“向你妈妈问好！”

我当然又应允。

妻子后来说：“难怪你外公当年看不上成荫，确实其貌不扬，又矮又胖。”

我吱唔道：“他是导演，不是演员，更不是演小生的。”

妻子当然见过我姨父，他是汽车司机，几乎算得上汽车专家了，高大魁梧、一表堂堂。妻子还多次笑道：刚见到我们，成荫首先问 的是你姨，而后才是你妈；我们告辞时，他首先问的也是你姨，而后才是你妈。”

我笑笑，无言以对。也许，这就是爱情与友情的区别吧。

我叫“成荫叔叔”，也不甚妥当。我的父亲应该比成荫年岁小，我该称成荫为“伯伯”。但今天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

从年轻时写《第二次握手》开始，我就习惯于独自走一条不为人所知的、孤独而寂寞的路；“成名”之后，也 绝少与名人和官员来往。在今天的体制下，亟盼与名人和官员套近乎的人实在太多，他们忙不过来。我就不去凑热闹了。而成荫既是名人又是官员，而且是很特殊、“含金量”特別高的名人兼官员，所以，除了那一次我和妻子去小西天看望过成荫外，与他再没有来往。

直到1984年4月18自姨母逝世，处理完后事，我才给成荫写了那封信。这事是应该告诉他的。我在那封信的结尾写道：“给您写这封信，只是想让您知道，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而已。您不必回信，也不必有任何其他表示。”

确实，以成荫的身份，能“表示”什么，向谁“表示”啊？那么，就压在心底，默然无语吧。只能这样。

朱棱看到了这封我正在写的信。朱稜走后，当天晚上或次日上午，我就上街投邮。当时没有今天这么方便的电话，一般来说最快的联系方式就是通信。

朱稜到京后几乎是立刻便来信了。“八国联军”中他们这一代人，许雷最年长，是大哥。何况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也是很尊崇的职位。所以，朱稜到京后几乎最早去看望的就是许雷。捎带说说，我前两年在北京与许雷是见过面的。朱稜当然谈起了我给成荫写信的事。许雷听后大吃一惊，失声喊道：“成荫？成荫死了！”

现在轮到朱稜吃惊了：“成荫死了，什么时候？”

兄妹俩都激动起来，一起扳手指头……

我姨是4月18日逝世的。三天后我给成荫写那封信应该是4月22日，可能是4月23日投邮的。当时普通信件从长沙寄到北京需要2—3天，即4月25或26日可以抵京并送达电影学院。

而成荫是4月26日夜间离世的，猝死，连抢救都来不及。

许雷告诉妹妹，那天夜里电影学院一些领导和专家在小西天一处小放映室“专业看片”。成荫院长是主要领导，独自坐正中第一排一张松软的宽沙发。落座后便深陷下去，所有人都只能看见他的后脑勺。灯光熄灭后连后脑勺也看不见了。不久便传来极不正常、震耳欲聋的大声呼噜，像发自咽喉深处的巨大“鼾声”，沉浸在幽暗中的小放映室整个震动了！人们都惊恐起身四处寻觅张望，竟都没想到开灯，沒想到发出声响的是最前方第一排！

短短几十秒，十几秒，几秒，甚至只有一秒，“心肌梗死”就这样发生了，成荫就这样死去！

这事发生在1984年4月26日夜间。据估计，成荫当时看到我告知桂桂死讯的信件不过几小时或十几小时……

朱稜是搞心脏病的。她操作的“八道机”就是干这个的。所以她明白发生了什么。她立刻给我写信：“心脏病人是最忌心情痛苦、精神压抑的。可是你给成荫那封信，却要他不要回信，也不必有其它表示。这使他的很多话无法倾诉，很多感情无可缓解抒发。你看，他对你姨的逝世，一个字也没对他夫人和任何别人提起，只是把你的信锁进抽屉，独自把痛苦和郁闷嚼碎吞咽！这些可能都是促使他猝死的原因。”最后的话是：“可惊！可叹！”

不久，我又去北京，以后仍常住北京，只是不必再考虑去看成荫。一天，我又从北京回到长沙，回到省文联，习惯性地打开信箱，取出一叠信。然后，一封封拆阅。熟人来信很多，也有陌生人的。喏，这就是一封：

“张扬同志：

我这是第一次到长沙，来看望一个摄制组，住长纺招待所。我想来看看你，但我对长沙不熟……”

长纺是长沙纺织厂的简称，1949 年以后的几年也叫“裕湘纱厂”，位于长沙市湘江以西往北，当时处地偏僻，街道房屋简陋稀少……

“你给成荫同志的信，是在他突然离去之后，我们从他抽屉里清出来的。”

啊，听口气，是成荫夫人写来的。我知道，她叫申伸，也是老干部，曾任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后来当过学院党委副书记。成荫的突然离去，肯定给她造成极大的痛苦和打击。所以，可能是过了一段时间，表演系的师生、演职员们特意安排她出来走走，散散心，这样来到长沙。只是，长纺招待所，那一带条件太差。

不过，1984的长沙，乃至全囯，条件都不怎么样。

申伸写道：成荫和她在南方开完会后一起回北京。列车在长沙站停靠时，夫妻到站台散步，拍照。事后证明，那是成荫此生最后一张照片；而他下车散步的长沙站，是离桂桂最近的地方，是桂桂弥留人世的最后时刻……

申伸在信中写道：“我对这些巧合简直不能介（解）释！”

在申伸面前，我是晚辈。她不能解释的事，我当然更不能。

除非相信和运用有神论，除非相信神的存在。

我只见过成荫的一帧半身照，摄于上海外滩，西服上衣敞开着，没系领带，背后写着：“桂桂，送给你留纪念。”下面是成荫签名。

姨逝世后，这张照片由我保管，至今可能仍在我那一大堆各种资料中。

我的一生，直到读完申伸这封时的时刻，都一直信奉无神论，后来也还信奉。直到前些年，官方媒体公开报道了东北某地一位农村妇女凭她弟弟的“托梦”竟然帮助公安机关破了凶案。据说这是我国第一宗“这类”案件，据说我们国家最权威的公安侦查机构和科研机关至今对此无法“合理解释”。我从官方媒体（报刊，甚至电视）上看到了对这个事件的相关报道，接着是对包括我个人在内的全体受众的一个说法：对未知事物应常存敬畏之心。不要轻易否定那些科学暂时还无法解释的现象。

申伸还希望我找到姨年轻时的一张照片（特别注明“后面贴有麻纸的”），寄还给她，“让他们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并存吧！”

我费了些劲，但并未查找到姨年轻时的、后面贴有麻纸的那张照片。问了母亲和姨父，也没弄明白，这事只好不了了之。

成荫离去几个月了，申伸仍未完全摆脱剧痛。她说：“我失去亲人的痛苦，有时可以排遣，有时仍无法解脱。”

后来我去北京，还与妻子一起多次去看望过申伸。看得出她容颜姣好，体态匀称，性格也很开朗。年轻时肯定是个美丽可爱的女子 。

2022年1月1-5日

【作者简介】张扬，本名张尊宽，1944年生，河南长葛人，曾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有著作《第二次握手》《金箔》《绝症》《谎言重复一千遍》《〈第二次握手〉文字狱》《黄金的品格——孙冶方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