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文坛 | 郭发红：白居易的治水情结

白居易的治水情结

©作者 郭发红

一

中华先民择水而居，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但水旱灾害频仍，让人们对于水，既爱又恨，这种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就演绎出大禹因治水有功而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领袖，也让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治水情结，流传千古。

白居易画像

元和四年（809年）闰三月，天降甘霖，南方持续半年的旱情得以缓解，人们由愁变喜，日子有了盼头，白居易在《贺雨》诗中也兴奋言道：“昼夜三日雨，凄凄复濛濛。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元和九年（814年），白居易在下邽渭村（今渭南市高新区信义街道紫兰村，临近渭水）为母丁忧，丁忧期满后，迟迟得不到朝廷召唤，于是下决心务农，却遇干旱，眼看着庄稼颗粒无收，这该如何是好，诗人在《夏旱》中不无叹息：“旱日与炎风，枯燋我田亩。金石欲销铄，况兹禾与黍。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两年后，白居易在贬谪伤心地，即今江西九江，目睹了洪水冲毁房屋和‌城墙不断倾覆的惨状，更有租船者鼓桨而进，不顾他人死活，一味谋取私利，这再次让诗人越发地担忧了，惜他江州司马——贬官之职，并无实权，却是奈何？但诗人坚信，这些发国难财的小人是长久不了的，其诗《大水》为证：“浔阳郊郭间，大水岁一至。闾阎半飘荡，城堞多倾坠……独有佣舟子，鼓枻生意气。不知万人灾，自觅锥刀利。吾无奈尔何，尔非久得志。”至此，诗人蕴藏心底的治水情结，再度袭来，呼之欲出。

白居易出生在世敦儒业的基层官宦之家，他聪慧绝人，苦读诗书，得名于文章，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始终支配着他的政治态度。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他“志在兼济”，他的讽谕诗表达的正是他的“兼济之志”。兼济者，乃使民众、万物咸受惠益。兼济，就成了白居易治水情结的重大渊薮。

早在元和元年(806年)，35岁的白居易在顺利通过进士考试（由礼部主持的常选）、书判拔萃科考试（由吏部主持的科目选）之后，迎来了他科举考试的高光时刻，这便是大唐最高等级的“制举”，即以策取士，常由皇帝主持策问，由卸任“守选”者给出对策。水到渠成，白居易制举大考顺利过关。那么，他这个“水”从哪里来呢？直接源于他的全力备考。

其时，白居易已卸任校书郎，入驻长安永崇里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时事，模拟出试策（包括策问与对策）七十五篇，系统阐发他的从政思想和兼济之志，后编撰成册，这便是唐文中久负盛名的鸿篇巨制——《策林》。

《策林》第一篇专为治水献计献策，题为《辨水旱之灾，明存救之术》。内容大致有七：其一，治水的重要性。“保邦邑于危，安人心于困。”其二，责任主体。防灾、减灾和救灾，责在州郡之长，相当于今天的地市负责人。其三，天灾人祸。“水旱之灾，有小有大，大者由运，小者由人。”由运是天灾，由人指人祸。其四，以防为主。“图之在早，备之在先，所谓思危于安，防劳于逸。”其五，人强胜天。“人强胜天”来自辅时御灾，来自以丰补歉，来自同舟共济。“将在乎廪积有常，仁惠有素。备之以储蓄，虽凶荒而人无菜色；固之以恩信，虽患难而人无离心。储蓄者，聚于丰年，散于歉岁；恩信者，行于安日，用于危时。”其六，灾后察其所由，改过修政。其七，至于禳祷之术、祭祀之礼等，“表恭天之罚，但可以济小灾小弊，未足以救大危大荒”。

白居易身为大诗人，无疑是推崇《诗经》的，他以为：“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诗经》305篇，出现大禹并颂其伟绩的有六篇，其中“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说的是白居易祖上曾居住过的韩城，而“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则指白居易曾任职周至县尉的终南山下，这些良田美地都是经过大禹整治过的，成了王畿之地，恒久弥新。大禹是白居易心中的大神。

长庆二年（822年），年过半百的白居易赴任杭州，途径洞庭湖，正遇大水，眼见得湖水泛滥，淹没农田，诗人的心彻底被激荡，如这洪水般汹涌澎湃，他再三呼唤大禹，其“治水情结”喷薄而发，其诗《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有：

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

我今尚嗟叹，禹岂不爱惜。

水流天地内，如身有血脉。

安得禹复生，为唐水官伯？

手提倚天剑，重来亲指画。

疏流似剪纸，决壅同裂帛。

渗作膏腴田，踏平鱼鳖宅。

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

坐添百万户，书我司徒籍。

诗的字面意大致是，洪水侵蚀农田，想必大禹也很心疼。我渴望着大禹重生，担任大唐水官，亲来疏导洪水，把这灾田变为良田，从而粮丰人增，百姓安宁。显然，这也是白居易的治水情结，他最心仪的官职正是“水官伯”，他要效仿大禹，救民众于水火，他赓续《辨水旱之灾，明存救之术》之要旨，给出了具体的治水方案：像给人看病那样，首先要摸清水流的基本脉络，再分别采用疏导和决塞的方法，使水流顺畅如初；然后在洪水漫过的地方，淤渗出肥沃的土地来；修筑堤堰，防涝抗旱，如此良性循环，岂不鱼安水安。

担忧不如担当，坐而论道不如身体力行。白居易的治水情结，蓄势待发，他终于等来了时机，他就要到南方水乡的杭州担任刺史。白居易曾说：“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他要像大禹那样大显身手了，但他这次到杭州，面临的不是洪涝，而是经年大旱，旱得禾苗蔫巴了，旱得百姓吃水都困难了。

杭州白居易纪念馆中的《白居易守杭事迹图之三·筑堤兴利》

二

人常说，南涝北旱，其实不尽然。白居易的《贺雨》诗，反映的就是南方自元和三年（808年）冬到元和四年（809年）春的那次旱情，后来竟严重到“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轻肥》），但终究下了雨，旱灾没有蔓延。造化弄人，十三年后，白居易赴任杭州，口袋里揣着治理洪水的锦囊妙计，谁料这一地方正发生着严重旱情，而且愈演愈烈，附近已发生饥民“杀县令以取官米”的事件。

为什么守着西湖，却没有水呢？白居易深入调查，倾听民声。原来是西湖淤积严重，堤防低矮，本来就存不了多少水，还要被当地的一些豪绅权贵所左右，他们占着不交税的滩涂地，窃水私灌，至于普通老百姓，自是望湖兴叹。真是天灾人祸。白居易忆起浔阳大水中的“佣舟子”，看来治水也要治人。以钱塘县令为首的权贵们，对白居易“筑堤捍湖、引水灌溉”的方略大放厥词，说什么放了湖水，鱼龙无处藏身，也不利于滩涂地的茭白生长，还有，工程将会影响城里居民的日常用水，等等。白居易义正词严，逐一反驳，他说，鱼龙与百姓的性命相比，哪一个更重要？茭白与稻米相比，哪一个更有利？白居易给出四个字：“断可知矣。”至于居民饮水的六口井，白居易已查勘清楚，成竹在胸。此井非彼井，实乃蓄水池，是四十年前李泌大人开凿，水从西湖底部的下水道里，用竹管接续引来，现在的情况是下水道阻塞，疏通则可，再说湖里还有十眼泉水，湖水又不至于放空，却说井里没水，影响居民生活，白居易给出两个字：“谬矣！”

白居易杭州治水，《新唐书·白居易传》载“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以今天的专业术语，可以说白居易对西湖进行了综合整治，融灌溉、防洪和引调水工程于一体，客观上也形成了绿波荡漾的水环境。

治水完工后，白居易亲撰《钱塘湖石记》，包括了上述的那些非议，更多的是严格、具体的管水措施和泄洪方案，这块碑石至今矗立在西湖岸边，成为我国古代水利史上的一件盛事。石记末文如下：

余在郡三年，仍岁逢旱，湖之利害，尽究其由。恐来者要知，故书于石，欲读者易晓，故不文其言。长庆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记。

按唐代律令，治水工程需层层奏请朝廷，由工部审核，经皇帝批准后方可动工。白居易于长庆三年（823年）秋上报，一路绿灯，当年入冬即告开工，不能不说，这是个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除了白居易治水心切之外，他的交际圈子、所涉人事委实发挥了莫大作用。其一，李德裕。朝廷“牛李党争”，李德裕正是李党领袖，时任浙西观察使。白居易独善其身，他于党争的态度素来淡然，与李德裕并无冲突，关系尚融洽，再说二人均临危受命，抗旱目标一致，还有白居易与同属浙西管辖的苏州、湖州太守都是故交，过从甚密，故，李德裕支持白居易建功立业。其二，张籍。张籍是白居易的老友，白居易赴杭州途径南阳内乡时，两人相遇，彻夜长谈。张籍任工部之水部员外郎，人称“张水部”。说起来，张籍的上任制书，还是白居易所撰，并作诗专贺。于公于私，张籍对白居易的治水之事都会鼎力相助。其三，李渤。说来也巧，当年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同龄人李渤同日黜官。白居易赴杭州路过故地，李渤恰任江州刺史。两人惺惺相惜，百感交集，尤为重要的是，李渤正在筹划治理江州甘棠湖，以保旱涝灌溉之利。这让白居易大受启发。现在李渤奉诏回京，当了一名特别的谏议大夫，专门摘要上报各种事函，并向皇帝提出建议。

如此看，白居易是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啦，其治水情结何其浓郁。长庆四年（824年）五月，白居易就要告别杭州了，百姓壶浆相送，诗人却忧伤起来，他在《别州民》中写道：

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

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白居易感叹，今春增筑湖堤，贮水以防天旱，但杭州的旱灾还没有解除，这里依然有旱田，依然有饥民，我仅仅是留下了这一湖水，权作乡亲们在大旱之年救急吧。事实上，这次旱情持续了三年之久，持续到白居易的苏州任上。假如没有白居易给杭州百姓留下的“一湖水”，其后果不堪设想，不堪言说啊。

杭州白居易纪念馆中的《白居易守杭事迹图之五·浚治六井》

三

如果说白居易担任刺史，治水乃职责所系，包括他在杭州治理西湖，在苏州开凿七里山塘河，一举解决了苏州古城西北面的水陆交通及水旱灾害，使得“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那么在一心“中隐”（相当于现在的退二线）和致仕（相当于现在的退休）以后，他仍然关注治水，心系苍生，不顾年迈而亲力亲为，就无比令人动容了。

大和二年（828年），白居易在长安，虽一心想着“中隐”，但还是拿起笔来，奋力抒写了两首赠别诗，勉励同仁要把治水放在首位。这两首诗是送同仁赴陕州（今属河南省三门峡市）的，诗中都提到了“铁牛”。《送陕府王大夫》诗：“金马门前回剑佩，铁牛城下拥旌旗。他时万一为交代，留取甘棠三两枝。”大意是，王大人王起，由兵部侍郎外任陕虢观察使，要到铸有铁牛的黄河岸边的陕州去，建议你关注黄河水患，多做善政。《送陕州王司马建赴任》诗有：“自有铁牛无咏者，料君投刃必应虚。”诗人王建，与白居易交好，但他年逾花甲，方累迁陕州司马，白居易赠诗，以陕州城南铁牛之默默镇水作比，祝福老友这次赴任，投刃必中，不虚此行。

《明一统志》卷二九记载：“铁牛，在陕州城外黄河中，头在河南，尾在河北。传禹铸以镇河患。”白居易一再写到“铁牛”，实际上是他对陕州治水的关切，是他治水情结的自然写照。

白居易晚年居洛阳，其间常宿龙门东山香山寺。寺院山脚，是湍流的伊河，中有八节滩，滩有九峭石。民谚：“八节滩，鬼门关，十船路过九船翻。”白居易夜不能寐，根植灵魂深处的治水情结督促着他动起来，什么年龄、身份和困难呀，都不必计较，首要的是动起来。会昌四年（844年）夏，73岁的白居易施家财并集资，带领志愿者开凿八节滩，疏通航道，利船利民，使他们再也不用“大寒之月，躶（裸）跣水中，饥冻有声，闻于终夜”了。诗人为此作《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其第二首为：

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

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

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

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

两年后，白居易逝世，他就长眠于龙门香山寺。伊水潺潺，八节滩舟楫往来，再也听不到饥冻声了，更莫说是终夜的饥冻声了。

【作者简介】

郭发红，渭南市作协会员。有书稿《结草衔环话感恩》《穆如清风读诗经》，其他豆腐块文章散见于相关报刊及文学平台。报告文学《黄河之上》获渭南市文联、渭南市作协“讲好黄河故事”征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