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非读不必藏”——黄永年先生的书癖

黄永年(1925年10月14日-2007年1月16日)，江苏江阴人，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黄永年：

我怎样学会了鉴别古籍版本

过去我常说懂版本能鉴别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卖书的，一种是买书的，当然这书都是指的线装古籍。最近想到还得加一种人即是在图书馆工作的，老一辈有赵蜚云（万里）先生、顾起潜（廷龙）先生，同一辈比我稍年长的有冀淑英大姊，自己都不藏书而成为版本专家，可惜他们都没有把经验写下来。

卖书的，我主要是指旧社会自己开旧书铺的。他们一般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学历大概相当于小学最多初中吧，十几岁时到旧书铺当学徒，老板也就是师傅教他们背《书目答问》，慢慢地训练他们收书卖书，满师后有的留下来当伙计，有的自行开店经营。不论老板、学徒， 都必须迫使自己学好这套鉴别本领，否则把明版书当宋版收进，宋版书当明版卖出，不上一年半载就得关门，学徒就卷铺盖。解放后旧书业不久就合营国营，有一段情况似不甚理想，因为工资反正一个月就那么多，不钻研也可混日子。这到改革开放后才有变化，现在又在出人材了。这是大好事，否则经营古籍讲版本后继无人，可不得了！

再讲买书的，这是指我这种买书的，过去有些大富翁怕不行。他们是大资本家或大地主，钱多，买书即使贵了也无所渭，自己不懂还可请行家替他鉴定，自己的鉴别能力当然提不高。只有我们这种钱不多又爱书的人，总想用很少的钱买到很好很名贵的书，这样鉴别版本的本领就越练越高强。有时买起来像和书铺斗法似的，铺里没有看准，把好书当普通木子标了低价，我就不声不响地买下来，从书铺的行话讲他们就是“卖漏了”。

例如抗战胜利前一年我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读书，从保文堂买到陶湘影印《金石苑》所用的底本——徐钧所藏的原刻本，是被放在影印本一起标同样价钱为我买来的。又如50年代前期从上海来青阁以廉值买到《盾鼻随闻录》的咸丰刻本，这书光绪刻本已难得，咸丰本连解放初纪念太平天国时编印的书目里也未见著录。类似情况近年来也有，当然也不是经常的。北京有人说凡是被我看上了的书，售价都该比原标的翻一翻，那是夸大了的。

买书必须要真爱书，真爱书必须多少懂点书的内容，由爱其内容然后进而讲求版本。我是1925年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从幼稚园、小学上到初中二年级抗战爆发，逃难到老家附近江阴利港镇上读了半年《孟子》和几篇古文，对古书开始有兴趣。不久沦陷的常州城区秩序稍为平静，我曾约了同镇的一位中学生进城买点古书过瘾，其中有一部会文堂影印的胡克家仿宋本《文选》，字体很好看，使我幵始注意版本的好丑。所以我买书最初是先着眼于内容同时兼讲版本，进而先讲版本但也要看内容行不行。结果是经史子集四部都有一点，和专收某一类的做法不太一样。

图为黄永年先生

最后讲点题外的。

一是买书要量力而行。买到好书善本书是高兴事情，心情为之舒畅，对正经工作包括正经的教学科研等都有益无损。但如好书价太贵，那也只好割爱，不必多方借贷，为买书背上一笔重债，反而弄得不愉快。要知道天下好书尽多，只祝愿它保存人间不使损伤，何必一定归我。有时看到好书，也买得起，可被人捷足先得，也当如此达观，不必懊伤。

再是买到了好书，要爱护书。如果旧装典雅且大体完好，就不必改装成金镶玉之类。如已破烂不堪，或本来就装得不雅，可改装，用古色或磁青色封面，双丝线订。我当年遇到纸张没发脆、不需大修补的，要改装都自己动手。

可以加盖藏书印，但必须刻得真正好的，印泥用略带黄色的西泠印泥之类，漳州印泥就不免太油。千万不能盖上恶劣印章和蓝色橡皮图章。

可以写题跋，但要用毛笔，而且字也须过得去。否则一定要写，可用单张的荣宝斋信笺之类写了夹在书里，后人认为你是名家，会给珍藏起来或加裱装：一定要写在书上，也只能写在前后空白页即所谓护叶、看叶上。有位藏书的也略有名气，可老是喜欢紧写在正文或目录之后，文词书法也未必能登大雅，他把书出卖后，人家买了要去掉都没办法，除非忍痛把书页割掉一块。此君还有个毛病，即为了要收集名人的藏书印记，在卖出前用刀片将书上的名人藏印割下来，我当年在上海就见到好些明版白棉纸书惨遭此劫，这就更为正派人所不取了。

（摘自黄永年《我怎样学会了鉴别古籍版本》，

《藏书家》第6辑，齐鲁书社2002年版。）

黄寿成：

父亲黄永年的书趣

说起藏书，父亲曾说：“藏书不仅是一件高雅的兴趣爱好，而且其中妙趣丛生。”的确有些事情的发生真是奇妙。父亲在《藏书家》第6辑《我怎样学会了鉴别古籍版本》中提到了当时还买了会文堂影印的清人胡克家仿宋刻本《文选》，而这部《文选》以后发生的故事确实令人惊奇，父亲说，买到这部书后的一天，他一边读书，一边用毛笔写着什么，突然祖母在家中所养的那只大黄猫用爪子一打父亲手中的毛笔，不料在这部《文选》的书根上留下了一个毛笔的墨印。1957年反右运动中父亲蒙冤被打成右派后这部《文选》被卖出，过了二十多年这部《文选》却奇迹般的出现在北京琉璃厂的书店里，因为这部书也不是什么善本，父亲看到后只是随口说了句，这部《文选》原来是我少年所藏，有毛笔的墨印为证。孰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书后来被教育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安平秋教授得知购得，并送给了父亲。此书失而复得，父亲回到西安家中即拿出这部书津津乐道的说起这部书的故事，指着那被大黄猫所打出得毛笔印子给我看，并告诉我那只大黄猫名叫永虎，是祖母所起，与他排名。

父亲认为买书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父亲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叶在南京“中央大学1940年至1945年南京部分”读书，即与徐志刚教授同学时，他曾在南京名叫保文堂的旧书店买到藏书楼名为爱日馆的藏书家徐钧的旧藏《金石苑》原刻本，此书是清季金石学家刘喜海所著，道光原刻本一向很少见，故此民国时著名藏书家陶兰泉借得徐钧旧藏按原大影印。可是店里糊里糊涂竟然将这部道光原刻本和几部影印本混在一起出售，父亲打开一看这部书的图记皆为朱砂印色，而影印本的图记只能是黑色的。父亲于是就将错就错以影印本的价格买下这部原刻本，并让营业员包好急忙拿走，生怕人家发现了反悔。其实这在旧书行业中是很正常的事，俗称为“卖漏了”。由于书是用纸包着的，这六册书又是厚厚的，因此父亲返回学校时有的同学还误以为他买了件高级衣服。说到这些父亲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

图为黄永年先生

此外父亲还以书会友，早在1960年就与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先生通过书信交往，并互赠珍藏，父亲送谢老先生据八千卷楼钞本得旧影钞本金埴《巾箱说》和桐西漫士《听雨集》，谢老先生回赠父亲了林佶写刻本《渔洋山人精华录》和罗振玉跋藏的旧钞本《司空表圣集》。

有关父亲和周绍良先生以书会友之事，父亲在《回忆我和周绍良先生的交往》多有表述，文中说绍良先生曾先后赠送父亲明万历三十七年刊刻的《玉匣记》、嘉庆刻本的《四松堂集》、民国年间周叔弢老先生影宋精刻的《寒山子集》、清吴郡修绠山房刻印的《宣和遗事》、清康熙年间舒木鲁明的《唐摭言》钞本。其中《四松堂集》是研究红学的要集，绍良先生所藏即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的底本，虽说父亲是以一棵松树一百元共计四百元请绍良先生转让的，可是事后绍良先生却请他去前门全聚德吃了顿烤鸭，用去二百多元，因此这部书应该说是绍良先生半送的。而《唐摭言》则是绍良先生以我用中华书局本《资治通鉴》为老先生校对《资治通鉴唐纪勘误》书稿的酬劳的名义，送与我们父子的，其实那也是我的一次向老一辈学者学习的好机会，那对于我来说实在受之有愧。

说起这些不由得又想起了父亲，他老人家已经故去，可是却留下了这些书，虽说这些书看似没有生命，但是这每一部书都有着它们的故事，记叙着它们从一个藏书家流传到一个又一个藏书家手中的不平凡的经历，刊刻时间越久远的书故事就越多，这大概也是在叙述着一种文化的传承。

（摘自黄寿成《父亲黄永年的书趣》，

《藏书家》第12辑，齐鲁书社2007年版。）

辛德勇：

黄永年先生教我读书买书

孔夫子有言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同目录学知识一样，黄永年先生的版本学知识，也完全出于自学。所不同的是，先生的目录学知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而他自学版本学知识，除了阅读相关书籍之外，还有一条重要途径，这就是在旧书铺里购买旧本古籍。由于先生治学强调读常见书，购买古书，并不是为写文章寻求稀僻史料，只不过是作为一种文玩而已。然而，正是通过这种乐在其中的赏玩，先生才无师自通，掌握了丰富的古籍版本知识。同先生的这种经历多少有些相象，我能够在博士毕业工作后还提起兴趣跟从先生学习一些版本学知识，首先也是因为想买旧书的缘故。

先生买旧书，包括的门类范围虽然很宽泛，但在性质上都是侧重“正经正史”性的基本典籍，这正与先生读书的侧重点相吻合。由此可以看出，虽说先生宣称买旧书只是一种业余雅好，实际上还是寸步不离其治学的旨趣。其实也正是通过经常摩挲翻阅这些典籍，先生才对历史文献具备了大多数学人难以企及的广泛而又具体的认识。

图为黄永年先生的书房

按照我的理解，黄永年先生虽然说买旧书主要是出于赏玩的目的，但这种赏玩是以他丰富的目录学知识作为前提条件的，即这种赏玩更多地是着眼于特定学术内容书籍的版刻，相对来说，多数藏书家首先看重的版刻形式，在先生这里应居于稍次要一些的层次。譬如先生基本不收藏明代的朱墨套印本，就是由于这类书大多内容太过平常而且校勘质量往往比较低下。我开始买旧书的时候，北京书肆上这类明末朱墨套印本，价钱还不算很贵，我还能够对付着买上一两部。有一次在旧书店里陪侍先生买书，我指着一部凌家或是闵家的朱墨套印本询问先生说，这书刻得很漂亮，我是不是可以买一部留下把玩？先生断然批评说：“辛德勇，你是念书人。过去正经念书人的书架上，要是摆上这样的套印本，是很为人不耻的，所以你不要买这样的书。”

显而易见，先生购买收藏古籍，纯粹是念书人的路数，他是赏玩念书人关注的书籍。屈指数算，我在北京逛旧书店买古书，也有十五个年头了，至今箧中仍未存有一部朱墨套印本书籍（套印历史地图除外），就是因为在老老实实地依循着先生走过的轨辙。先生从年纪很轻时就开始买旧书，直到去世前几个月，还委托友人杨成凯先生，在北京代买过一部书籍，但他多年来一直是精挑细选，只撷取很少一小部分精品，从未放手滥收，因此，藏书的数量，并不算很多。但是，在常年徜徉于旧书店中挑选书籍的过程当中，经手经眼无数古籍，这必定会大大丰富先生的文献学知识。所以，虽说先生买旧书的直接动机是出自赏玩，但先生的古籍文献目录学和古籍版本学研究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娱自乐性学人消遣的基础之上。在先生的指点下买旧书，使我对此深有感触。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不仅是研治版本目录之学，黄永年先生读所有的书，做所有的研究，首先都是出自他求知好奇的性情。有真性情，也才能做好真学问。

（摘自辛德勇《黄永年先生教我读书买书》，

《书品》2007年第2期。）

辛德勇：

黄永年先生的藏书与读书

我到北大教书以后，因为要讲版本学的课，不得不稍微系统学一点古籍版本学。经过这么多年慢慢摸索，对黄先生的古籍版本学还有他藏的古籍，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下面谈一谈我的理解。

买书、藏书是为了读书

黄先生一直不太喜欢别人叫他古籍版本专家，也不喜欢别人叫他历史文献学专家，他觉得，我就是普通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这些知识是一个达到基本合格要求的文史学者必须具备的。我想强调的是，他是为了读书而买书的。我没有和黄永年先生详细谈过，但大致知道他在常州读中学的时候，用零花钱开始买书，他买书一开始肯定不会讲究版本，买多了以后就一定要讲究版本。黄永年先生有一般人没办法比的条件。首先，他绝对聪颖过人，黄先生读书几乎可以做到过目不忘。另外，也有机缘。那是抗战时期，吕思勉先生从上海到常州教书，黄永年先生上初中就跟吕先生读书，晚上就在吕先生的宿舍里陪着聊天，一个小孩子有博学大师指导，谁有这个机会？进步是自然的。买书的范围随着学识的增长就越来越宽广了。他是为了读书而买书，这跟大家喜欢收藏古籍，买书只看版本、只看版刻，不考虑内容，是有重大差别的。

寿成师兄讲了，黄永年先生收的宋元版本是有一些的，但是买不起太多，他买的更多的是明清刻本，而明清刻本的选择上，我们仍然可以清晰看到黄永年先生对学术的重视。一般明代刻本，嘉靖本普遍比较贵，黄先生少买两部清刻本，买一点嘉靖本也不是太难。他的收藏有明前期、明嘉靖，但更多的是清代刻本。这就涉及到他买书的目的，他是为了更好地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打下基础，更好地吸收前辈学者的学术积累和经验，所以大量都是清代刻本。为什么清代刻本重要呢？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不管哪个方面，清代乾嘉以后的学术走向了特别专门、深入的状态，梁启超先生认为清代学术是真正脱离了政治，为学术而学术，达到的深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以黄先生特别重视清代的东西。

“换书”的故事

我再讲讲黄永年先生跟我换书的故事。一部就是《尔雅义疏》。这部书的好处主要就是刻书的时候是请陈奂、王念孙参与了。清代学术发展到这个时候，古音韵研究基本到成熟的程度了，同音通假可以破解无数早期的经史典籍中大家读不懂的内容。这书的道光刻本，恰恰是请了这些高手把作者郝懿行的废话删掉了，不是书写得越厚越好，要得当、精炼，所以《尔雅义疏》最好的版本还是这个道光刻本。但是此书流传极少，我听黄先生讲课的时候他就反复提到《尔雅义疏》难见，他自己也没有。而我偶然碰上了。黄永年先生说，这个书你得送给我，我说没有这个道理，他说你不像话，你看看我当年怎么对我的老师蒋天枢先生的。有一天黄先生在上海书店买到一本《经史问答》，买到以后他跟蒋先生说，蒋先生说这书自己没有，黄先生马上就送给蒋先生了。我说那也不行，这个书我“坚决不给”。过了好几天，有一次北京拍卖《四妇人集》，刻得非常精美，我买不起，我说那个书挺好，黄先生说喜欢吗？我说喜欢，他说喜欢好办，我有两部，我拿一部跟你换《尔雅义疏》。我说那也行。下一次他到北京出差就带来了，在宾馆见面，他说咱俩的书价钱差得实在太多了，这是不等价交换，我说是你要换的，不是我要换，他说你好歹给我补一部，我说好。我就给了他一部孙志祖的《孔子家语疏证》，太普通太差的书他看不上，我也拿不出手。黄先生看了说：辛德勇啊，从这点看你还“良心未泯”。这样就换了。

（摘自辛德勇《黄永年先生的藏书与读书》，

《中华读书报》2022年9月28日第9版。）

张伟然：

黄永年先生二三事

不知是否因为多次跟他谈起过买书，那以后没多久，他竟托我帮他拍买起古籍来了。是上海博古斋的小拍，共拍过两次。先一年买到一种，第二年买到两种。我虽然对古籍版本一窍不通，但竞标还是会的。他老人家先看过目录，电话里指示编号和价位，我只管研究如何举牌就完了。

黄先生喜欢的书与我辈大不一样。我辈虽然也自命爱书，但大多从实用出发，或者能猎一些奇。黄先生曾戏言，这些书就是扔在地上，他也不弯腰去捡。他是正经的藏书家，讲究版本、目录、校勘，学有本原。我记得有一次他在复旦文科楼九楼开讲，开头讲研究文史须有一些基础，左手指一屈，便数出这三门学问，然后再右手指一屈，数出音韵、文字、训诂。

对于文史学者来说，这些东西懂与不懂，平时好像不大成问题，但一到关键时刻，道行深浅便云泥霄壤。黄先生在史学、古典文献学领域是卓然名家，就是在古典文学方面，也有许多人所难能的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从他平时对书的喜好中涵养出来的。

图为黄永年先生生前使用的书桌和藤椅

说来也奇，凡黄先生看上的拍品，一般人都甚少关注。因此我每次去替他竞标，成交都比较顺利，价格远低于他的心理极限。第一年才举了两次牌，第二年更顺，较重要的那部书一举就拿下了。

那天我抱着书刚回到家，他电话就来了：“喂，是张伟然同志吗？……” 我答应是，他问我书买到没有。我故意逗他，问他想听真话还是假话。他不解何意；我说：书我是都拿回来了，但有个老师想看一下……话还没说完，他声音就大变：“张伟然同志呀！我是把你当正人君子啊，你可不能这样啊！”

我听出他是真的着急，赶紧不开玩笑，向他保证：书肯定是他的，那个老师只不过因为这书是被黄先生看上的，想欣赏一下，绝没有别的意思。听我这样讲，他的声音才渐趋于平静。

（摘自张伟然《黄永年先生二三事》，

《读书》2008年第11期。)

贾二强：

共续藏书纪事诗——漫记黄永年先生的访书藏书

初登业师永年先生家门，是在一九八二年冬季，是为了投考永年先生的历史文献学专业研究生而上门求教，说来已经是十七年前的事了。因为在大学本科学习时，曾选修过永年先生唐史研究方面的课程，对先生渊博的学识尤其是深厚的文献功底极为钦佩，遂有做其门生的意向。尽管久已风闻先生富于藏书，那次在先生家里看到的还是令我大为吃惊，谈话的内容淡忘了，可是当时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当得上“瞠目结舌”四字。那是一幅此前只是在影视作品中见过的老派书香门第景象；不算宽畅的居室里，一面墙竟是斑驳的前开门旧式书箱堆叠而成。这里到底都藏有什么宝物呢？不禁使我产生了一窥究竟的心思。从那以后直至今日的朝夕受业，百我当年的这门心思渐得满足，也可谓此生的一桩幸事。

图为黄永年先生所藏线装书。

永年先生对书的感情，在我刚刚成为受业弟子时就领教了。一日外出，永年先生托我代购一书，记得很清楚，是孙楷第先生的《通俗小说书目》，只是永年先生提出的要求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不许书店盖戳子，像是给猪屁股上打的，难看死了。”买书盖印，这是敝地书店的惯常做法，至少是我从小就知道，店家认为，不盖印何以证明却是已钱货两清而非顺手牵羊?刚对那位按照如今时兴称呼应叫“小姐”的售货员张口说出，不等她白眼翻起来，我就抢先解释说是老先生的特殊癖好，尽管永年先生当年确实还算不上老。

（摘自贾二强《共续藏书纪事诗——漫记黄永年先生的访书藏书》，《藏书家》第2辑，

齐鲁书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