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今年是北大国发院(前身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成立三十周年。国发院走到今天,能在教学、科研、智库等领域有所成就,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离不开师生校友的接力开拓,风雨兼程,以及各界的呵护与鼎力支持。值此3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启动“我与北大国发院(或我与CCER)”主题征文,欢迎师生校友和各界伙伴不吝赐稿,通过您的文字,让更多人一起走进那不曾褪色的岁月。本文作者为北大国发院与美国福坦莫大学联合培养的DPS金融管理博士、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内智库部主任、研究员。
国发院初创之时,林毅夫老师曾经说过:“我们在书写历史”。国发院最为独特、也最为宝贵的是其文化传承:“家国情怀、高度自信、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很荣幸,在北大国发院5年的博士学习经历,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书写历史”和“家国情怀”,更是在毕业后沿着这条路践行下去,回归初心。
博士毕业时与宫玉振教授(左一)及杨壮教授(右一)合影
少年追梦
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改革春风里。上世纪80年代初,在没有任何现代媒介干扰的环境里,我儿时读书的最高梦想就是当科学家、当大学者,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幻想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大学一年级刚接触到经济学,第一次知道“经济”两个字含义的时候,在经济学课程的笔记本前页写下了座右铭——“少年意气,挥斥方遒,一马当先竞风流。”(如下图),也梦想着有一天用自己的所学经邦济世,报效国家。
大学时代的经济学笔记和座右铭
于是从大三开始,我便投入大量精力学习中高级西方经济学并报考经济学硕士。记得那时经济学专业课得了第一名,但因为其他原因未能如愿入学,从而次年报考澳门大学,获奖学金攻读工商管理专业,供应链管理方向。至此,便与经济学擦肩而过。硕士毕业后,加入IBM等500强外资企业负责全球供应链管理,并负责某国家级大型核心外资引进项目(中法两国最高领导见证签署)的供应链体系搭建,一忙便是10年光阴。再之后,就出来创业,从事产业供应链相关的数字化建设、运营和产业金融投资等。
如此,一晃已近不惑之年,在商场中与年少时的梦想渐行渐远。
在此期间,也在尽自己所能助力慈善公益,从资助孤儿、到出钱出力投入慈善公益数字化建设,到加入公益组织费心费力,无不在为儿时的梦想中努力着,虽不能经邦,但至少得以微薄地济世。
用数字公益系统为基层女工提供公益筛查服务(左)为困难学生捐赠学习用品(右)
但后面也慢慢发现,如果说慈善公益如毛细血管通达细微的话,那么经济的发展便如同大动脉提供蓬勃的生命力。经好邦,才是真济世。为经济的发展做贡献,即是真正的大慈善!
百战归来
在此心境下,多年工作之后,对继续学习的渴望愈发强烈,终于在2018年如愿入学北大国发院,攻读DPS博士。
熟悉而又久违的课堂仿佛又把我拉回少年时光,在古香古色的朗润园的教室里,在中美各位名师的熏陶下,似乎变回曾经那个有着崇高梦想、眼中有光的少年。很幸运,在第一堂课时,就获赠林毅夫教授亲笔签名的《本体与常无》,在回深圳的高铁上认真一口气拜读完,读完之后对林老师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很是认同,对林老师的拳拳报国之心很是钦佩。于是又购买第二本新结构经济学书籍《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细读两遍后,少年时代的报国之心和经济学梦逐渐被唤醒。于是我在思考着,或许我可以结合过去的专业和实践经验,写一篇跟经济学相关的博士论文,算是对我年少时梦想的一个慰藉。
在经过一年多的阅读构思和选题准备后,很荣幸,成为了林毅夫教授的博士生,并得到诸多教导和鼓励,开始了新结构经济学产业供应链理论的研究。这算是重新迈出了经济学研究的第一步!
与导师林毅夫教授合影
学以致用
很凑巧,在之后博士学习和论文准备的几年里,正好经历了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这些大事件一次次把产业供应链的问题推向风口浪尖,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全球化供应链体系受到激烈冲击并面临重构,影响着诸多国家的经济甚至民生。
此时的中国面临更大的困难。在西方高端技术封锁和下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被动加速外迁的夹击中,整体产业供应链两端受阻,中国经济举步维艰。在与企业主和供应链决策者们交流中也发现,他们在慢慢认识到,原先维系公司运营的企业层面的供应链管理已经无法应对当前的困境,开始寻求如何更好地看清并适应国内国际产业供应链新形势的方法,并期望借助于国家产业政策来摆脱困境并找明方向。然而,很多时候,这种新形势下的部分产业政策和执行中的偏差对中小微企业带来的反而是负面的非市场性冲击,产业政策与企业实际需求不匹配,弊大于利。
读博期间出版的关于企业和产业级供应链的专著
原先的企业级、产业级供应链理论已经无法完全解释新形势下的全球供应链态势,应该要有更高级的理论来分析并解决问题,即上升到国家层级的产业供应链理论。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现代供应链”,在二十大报告中也两次提及产业链供应链。如果能够抓住这个供应链体系重构带来的新机遇,就能像30多年前中国抓住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机遇一样,有可能引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期。
但面临这种新的经济历史转折点,也就更需要一些更科学精准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需要对相关经济理论和落地实操都熟悉的专业人士参与进来。而这些也正是我论文研究的问题,也一直在思考着能做些什么。很荣幸,我的这些思考和研究,得到了导师和其他辅导老师们的肯定。
以史为鉴
每次去美国上课时,Fordham校园富有历史感的美景总是让我流连忘返,但每每看到校徽上所标明的建校时间--1841年时,却又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彼时的中国正经历着什么。那一年,正是鸦片战争(1840)的第二年,是中国近代血泪史的开端,那一年,中华民族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民族复兴之路。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每次都在国家危难和困难之时挺身而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代代的知识分子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推动洋务运动的第一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推动戊戌变法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推动民主革命的第二代,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推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第三代,五四运动以后进入大学毕业后参加北伐、抗战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四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大学毕业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五代,以及改革开放后投入经济建设的第六代。
导师林毅夫教授作为第六代知识分子,同样以身作则,鞠躬尽瘁,更是常鼓励第七代知识分子学以致用,投身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中。
所有种种,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在北大国发院朗润园里,我不仅思考着理论的创新,更是一直在反思论文的现实意义,是否对摆脱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有些许借鉴意义,如何以史为鉴,如何真正学以致用。非常开心的是,我的这篇博士论文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算是对过去5年辛苦学习和思考的肯定。
回归初心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北大的精神。在北大国发院学习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北大的这种家国情怀激励着一代代知识分子前仆后继,为把苦难的中国带回复兴之路而不懈努力。现阶段,中国在即将跨入高等收入国家临门一脚时,却又遭遇内外的经济困境。
在美国Fordham校园和北大朗润园
作为第七代知识分子,在导师的鼓励感召下,我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做得更多?是否可以从只是完成论文仅作为少时梦想的慰藉,升华为利用自身所研究的新结构经济学产业供应链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真正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能否这全球和中国产业供应链体系面临挑战和重构的历史转折点,也跟随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步伐,为中华民族从复兴走向富强出谋划策,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真正实现曾经年少时的梦想?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终究,还是做出选择以另一种更直接的身份来履行初心,再回朗润园。虽道阻且长,但为少年梦而再次奔赴,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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