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必胜（Mark Beeson）：中美澳三边关系前景｜IPP明远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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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近日，澳大利亚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客座教授马必胜（Mark Beeson）应邀做客IPP明远讲坛，以“Australia,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navigating troubled waters”为题开展讲座。

马必胜在讲座中深入分析了澳大利亚面临的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他指出，由于地理位置，澳大利亚长久以来都因远离其“天然盟友”而感到焦虑，并把美澳同盟视为安全战略基石。

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澳大利亚愈发难以平衡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和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崛起为澳大利亚带来了许多发展机遇；但另一方面，国家安全正在成为澳大利亚的优先事项，尤其是2021年“AUKUS”成立以来，澳大利亚着手采购由美英支持建造的核潜艇等行动加剧了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

马必胜（Mark Beeson）教授发表演讲

讲者简介：

马必胜（Mark Beeson），澳大利亚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客座教授。曾在默多克大学、格里菲斯大学、昆士兰大学、英国约克大学和伯明翰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广义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他是超过200篇期刊文章和书籍章节的作者，是Contemporary Politics的共同编辑，以及Critical Studies of the Asia Pacific (Palgrave)的创始主编。

*以下文字根据演讲内容整理而成，略有删改：

马必胜：很高兴能来到IPP，与各位老朋友们相聚！我想借此机会与大家探讨一下中美澳三边关系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众所周知，中美澳三边关系近年来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这一过程背后的核心逻辑是地缘政治，中美博弈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

与中美双方都保持密切联系的澳大利亚在很多领域面临战略两难。 对澳大利亚决策者来说，在中美之间的选择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外交权衡。这同时也是许多中等国家的困境。

决策者们不断猜疑的是，中美之间是否正在形成一种“新冷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这一语境中，安全问题是否会重新主导国际关系？基于国际互信的国际贸易以及全球供应链是否会遭受破坏？澳大利亚是否应该更进一步投向美国怀抱？‍‍‍‍‍‍‍‍‍

当然，就目前来看，地缘政治呈现出区域化的特征，不同地区的国家根据自身利益结盟或合作。欧盟、东盟等推动的合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框架。

但实际上，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大国博弈的外溢影响已经浮现，各国发现难以集中力量应对重要的全球性问题。比如气候变化治理相关的议程被搁置，地缘政治相关议题也时常被置于公共利益之上。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举办地迪拜世博城。

当前国际关系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脱钩”。即便是对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来说，出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对自身经济环节中存在“脆弱性”的担忧，非常警惕对中国产生的经济依赖。国家如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和欧洲国家等处于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也面临各自挑战：

一些国家被迫“选边站”；另一些国家则需要在制造和出口部门进行调整，寻找新的供应商、投资国内产能或转向其他市场。

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波动且复苏依旧乏力，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可能会使全球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互依性理论”（inter-dependence theory）。根据该理论，各国之间在经济、安全、文化等多个层面的交流与融合（integration）有助于塑造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如果国家之间存在大量经贸往来，很大程度上能够促使他们避免采取损害双方关系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各国停止相互贸易，转而追求“自给自足”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政策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贸易的崩溃导致经济活动的萎缩，并间接促成了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

澳大利亚与其“天然盟友”

当今世界局势纷繁复杂，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上处于何种位置？

国际社会一般认为澳大利亚可以被称为一个独立的中等强国，有潜力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但由于历史背景和澳大利亚对自身定位的不明确，难以独立于其他大国的影响。

就如之前所言，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正面临战略目标与经济利益之间的两难选择。“进退维谷”的澳大利亚最终会作何抉择？

从历史经验上看，澳大利亚会更加倾向于继续强化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不仅根植于历史上澳大利亚在对外政策上的思考方式，也与其对自身全球角色的认知历程密切相关。

进一步探讨澳大利亚的历史背景。澳大利亚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自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起，澳大利亚就一直对自身在全球所处的位置存有“不安定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澳大利亚地理位置离英国极远，中间隔着整个亚洲。而同时，澳大利亚孤立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其对亚洲的了解不足。

即便全球化发展至今，许多澳大利亚人对亚洲的认知仍十分有限，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巴厘岛实际上是印尼的一部分。

在外交上，澳大利亚倾向于与其“天然盟友”（Natural Allies）保持密切联系，这些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它们构成了所谓的“盎格鲁圈”（Anglosphere）。

这一圈层的国家大多都有白人殖民历史背景，具有相似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以及语言，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厚的身份认同。

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开始于1788年英国的殖民定居，这一历史背景为澳大利亚社会的文化、语言和政治体系奠定了基础。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成为主流，这影响了澳大利亚人的身份感和国家认同。

这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澳大利亚为何如此积极地加入“AUKUS”等小多边机制，因为这一小多边机制使澳大利亚与所谓的“天然盟友”——盎格鲁美国经济体和国家（Anglo-American economies and nations）重新团结起来。

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门兹（Robert Gordon Menzies）曾言，“‘伟大而有力的朋友’是澳大利亚为确保其生存、安全和独立所必需的”。这一观点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形成，那时全球力量平衡脆弱。这种观点至今仍深刻影响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他们难以设想在没有与美国等国强力联盟的情况下澳大利亚会被置于何种处境。

约翰·柯廷（John Curtin）是澳大利亚前总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2年，随着新加坡的失守，英国在亚洲的防御线崩溃，这对澳大利亚构成了直接的安全威胁。英国的失败让澳大利亚感受到极大的不安，因为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曾错误地将英国视为其永久的“保护者”。

随着这一幻想的破灭，柯廷政府决定转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同盟。“我们将把目光移向美国”。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种基于战时安全需求建立的关系，在二战结束后的80年间仍在持续。稍显不同的是，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似乎一直寻求与一个强大的国家建立一种稳固联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澳大利亚迅速行动，说服美国签署了正式的防务协议。1951年，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签署了《澳新美安全条约》（ANZUS），正式确立了三国之间的军事同盟。然而，由于新西兰反对核动力或可能携带核武器的船只和飞机进入其领土，最终选择在1985年疏离这一同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新西兰退出了该协定，但它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不安全或面临被入侵的风险，反而节约了大量的国防开支，并且在国际上仍被视为一个有实力的中等国家，这是澳大利亚所未能做到的。

在冷战期间，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进一步加深。澳大利亚积极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多次军事行动，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进入21世纪后，美澳同盟依旧紧密，这一关系也深刻塑造了澳大利亚的外交和安全政策。2021年9月“AUKUS”正式建立，这一协议迅速达成的背后离不开澳大利亚国内的政治动因。

现如今，在澳大利亚国内关于国家战略方向相关议题主要被政治家把控，精英们主导了关于澳大利亚未来战略的讨论。主流媒体，包括多数报纸，普遍支持与美国维持紧密的联盟关系，并渲染澳大利亚正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威胁。澳大利亚政治精英们也普遍有相似判断，包括 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领导下的工党政府。 自2022年当选澳大利亚总理以来，阿尔巴尼斯在多个场合强调了美澳关系的重要性，并承诺加强这一双边关系。

美澳关系：中心与辐条

以美国的视角来观察，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在奥巴马总统任内，他大力推动了“亚太再平衡”（Pivot to Asia）战略，将美国的外交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然而，他显然低估了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性和安全问题。

尽管特朗普的政策使澳大利亚和欧洲对美国作为一个可靠盟友的信任有所减弱，但即便在他推行独特外交政策的背景下，美国在全球仍被视为一个关键盟友，特别是在应对中国崛起这一挑战时。

拜登与特朗普的政治风格和策略不同，但他仍继续实施对中国的关税政策，并持续推动关于经济脱钩的讨论。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可被视为一个中心和辐条的结构，其中华盛顿是中心，日本、韩国、菲律宾、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等构成了辐条。这种结构不仅定义了美国及其主要盟友在该地区的战略关系，也限制了澳大利亚等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独立行动的能力。

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难达预期？

近来被讨论很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澳大利亚的核潜艇。我 们知道，澳大利亚在AUKUS协议中承诺在未来30年投入高达3680亿澳元的巨资，以购买三到五艘核动力潜艇。尽管这一决策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巨大负担，但依旧有很多人认为购买核动力潜艇是一种战略资产。

根据AUKUS协议，美国计划在2030年代初向澳大利亚出售3至5艘弗吉尼亚级潜艇，作为澳最终建造自己的核潜艇之前的过渡。

目前，美国海军计划构建大约66艘核动力潜艇的舰队，但其建造速度仅为每年两艘左右。鉴于这一生产能力，美国为澳大利亚建造额外潜艇的能力尚不明确。

即使潜艇最终被交付，也可能要等到2040年，而到那时全球局势以及澳大利亚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或许已经出现了巨大变化，这种延迟可能使澳大利亚在面对所谓区域潜在威胁时处于不利位置。

此外，即使在未来获得这些潜艇，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如无人机和水下无人机，这些潜艇的战术价值可能会迅速减少。这些新技术有潜力更有效地探测和摧毁潜艇。因此，投资巨资购买潜艇可能会成为一种资源浪费。

从本质上讲，澳大利亚决定购买核潜艇可能更多是一种对美国忠诚的展示，将其作为美国忠实盟友的身份确认。以此换取美国对澳大利亚的继续支持，政治和象征意义大于潜艇本身的战术价值。

然而，对地缘政治的过度关注可能使得澳大利亚忽视当前面临的迫在眉睫的真正威胁：极端天气事件。

澳大利亚每年都遭受严重洪水或者野火，这些极端天气事件显然与气候变化有关。由于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干燥的大陆之一，其对全球变暖和降雨模式的变化尤其敏感。但另一方面，这一挑战也可能成为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契机。

每个国家都在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关键在于如何让全球政治领导人真正认识到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并将其置于全球优先解决的议题之上。但是达成一致认识并实施新政策、调整战略和经济活动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

澳大利亚具备采取激进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比如立即停止煤炭开采。尽管短期内可能导致失业和居民收入下降，但它会推高全球煤炭价格，而高昂的煤炭成本将成为一个强烈的市场信号，将增强可再生能源的吸引力，鼓励更多国家采纳可持续能源解决方案。

澳大利亚目前的选择背后也有庞大的机会成本。目前，澳大利亚选择将高达3680亿澳元的资金投资于潜艇上，而没有将这些资金用于电气化经济转型、提供免费教育或解决住房危机。

不过澳大利亚看似不太可能重新评估这些关键问题，毕竟改变澳大利亚政治和战略精英的思维方式可能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文稿整理｜周浩锴

审阅｜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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