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丨家庭

我从不知道出生日和出生地，如果推测我有一个原始、贫穷、没有一点文化的家庭，也并不过分。不过，我们却是小康之家。惭愧的是一直到年纪很大，特别向亲友查问，才知道我的祖父名叫郭统。除了这个名字外，对祖父本人，以及祖父以上的祖先，一无所知。只知道祖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郭学忠，二儿子郭学慈。学忠就是我父亲，从小念过四书，在清王朝政府被推翻、中国五千年专制制度结束、中华民国成立之际，读过当时开风气之先的警察学校，后来当过一任河南省通许县县长，又当过开封县警察局官员。到了一九三〇年，中国军阀大混战，父亲参加反抗军——第八方面军，在樊钟秀将军手下当交通科长。这一场内战，是地方军阀阎锡山、冯玉祥，及樊钟秀等联合的反抗阵线，与中央军统帅蒋中正对决，在中原地带（也就是河南省）会战。这场会战中，反抗军一开始就失利，樊钟秀被中央军的飞机炸死。

樊钟秀之死，说明了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绝顶聪明人，实际上却是那么愚昧无知。那时候中央政府的空军，不过只有几架飞机，偶尔派一架到前线侦察或轰炸，全靠驾驶员的肉眼观察，没有任何仪器，威力有限。但是，每逢飞机在空中出现时，都会引起反抗军官兵的惊慌，恐吓力十分强大。因为人们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东西可以在天上乱飞，而且可以击毙人马。那螺旋桨的刺耳噪音，能使全城居民，像发生地震一样的呼叫。第八方面军总部设在许昌县城，官兵也因惊慌过度，跳嚷喊叫着四散奔逃。对于这一项来自天空的心战威胁，冯玉祥有一项心战的措施，他告诉反抗军说，乌鸦是拉屎的，乌鸦屎拉到你们头上过没有？飞机难道比乌鸦多吗？炸弹难道比乌鸦屎多吗？你们怕什么？

这一项漏洞百出的心战教育，对那些几乎全部来自贫苦农村、头脑简单的反抗军官兵而言，是至理名言，完全接受，而且在酒酣耳热之际，还讥笑那些对空袭心怀恐惧的人：“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认为自己才是天下第一智士。这种不允许别人反驳的安全感，成为一种理直气壮的信念，以至于连樊钟秀都确信不疑。于是，有一天，当他乘坐当时很少见的漂亮小轿车出城视察前线阵地的时候，遇到中央政府的军机正好在天空出现，卫士建议停下来到附近躲避，樊钟秀嗤之以鼻说：“乌鸦屎掉不到我们头上，你怕什么？你这么胆小，还不如回家抱娃儿去！”

那架飞机在天空上只盘旋了一圈，驾驶员虽然不知道车子里是樊钟秀，但可肯定车子里必然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于是，投下炸弹，车子和车子上的人，全都粉碎。

这件父亲亲身经历的往事，我从小就印在心中，刺激我产生一种思考，那就是，无论是哲学或科学，无论是政治或军事，无论是文化或商业，一旦最高指导原则犯了错误，一定是一场悲剧。而它是不是错误的，并不一定不可以验察，只要允许公开辩论就行了。一旦不准许公开辩论，指导原则变成皇后的贞操，不容许置疑，它一定会产生错误。

我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父亲郭学忠于樊钟秀被炸死、第八方面军瓦解、反抗阵线失败后，逃回开封，改业经商，从事花生进出口生意。在不久即统一中国的国民党看起来，他是一个北方军阀的残余，政治对他，从此绝缘。

至于亲生母亲是谁，我不知道，只记得她仿佛姓魏，家住辉县西关，如此而已。我不知道母亲的名字，不知道母亲的容颜，也不知道母亲哪一年死亡。在一个从没有人告诉我生日的家族里，更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母亲年纪轻轻竟然去世。

而且甚至于一直到小学四年级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叫妈妈的那一个女人，不是我的亲娘。四年级的时候，我才听到一星点关于亲娘的消息，唯一的嫡亲姐姐郭育英，抱着几个月大的我，孤独地站在床头哭泣。育英跟我是一母同胞，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就嫁给一个父亲朋友的儿子窦清淮。窦清淮长得什么样子，以及窦家情形，我并不清楚。我只和姐夫见过一面，但是没有交谈过一句话。那一年正是反抗军失败后的次年，一天傍晚，一个年轻人仓促地闯到家来，和父亲在窗下密谈，然后满脸惊慌地踉跄离去。父亲告诉我说：“这是你姐夫，有人告他是共产党。”

从此就再没见过他，后来听说他终于被捕，在刑场上被枪决。育英姐一直守寡，带着唯一的小女儿窦芳爱，母女相依为命，直到老死、苦死。

姐姐是这世界上最关心、最疼爱我的亲人。她比我更是时代的受害者，缠小脚，几乎不识字，使她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她在继母进门之后，首先受到冲击。因为继母进门后第一件事就是迫使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姐姐停止学业，草率嫁人。以后，我回到辉县读百泉初中，欠了附近摊子很多的糖果钱，被债主追逼得无法招架，只好向姐姐求救。

我是一个混沌的人，那年，我十四岁，根本不知道姐姐那么样的贫穷。姐姐拿出所有的储蓄，不过一串钱（当时的一块钱银圆可以换四串钱），她仍托人带给我，嘱咐我千万节省使用。这一点钱，根本不够还债，不到两天我就把它用光。那个时候，乡下学生已经开始流行穿制服，制服的最大特征，就是裤腰跟传统式的裤腰不一样，而又是机器对口双线缝纫，跟手工的单线缝纫不同，我非常羡慕那种摩登的长裤。但是，已经中落的家道，供不起我做这样的制服，我天天生气，向已经出嫁、贫穷而又丧夫的姐姐要钱。姐姐没有钱，就亲手裁布缝纫，为弟弟做只有机器才可以做得出来的长裤，对口缝纫是那么样的辛苦，我仍不满意，扔在一边，连一眼也不肯看，惹得姐姐落泪。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一九四九年，我被内战的战火驱逐到台湾。四十年后，重返故土，姐姐已于前一年逝世，临死还拿着我这个不争气弟弟的信，叫别人念给她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