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凯：中国化佛教史的新分期

　　理解中国化佛教史的发展脉络存在着两种视角，一是印度佛教的视角，二是中国文化的视角。以印度佛教为坐标轴的起点，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史就像一条抛物线：从印度佛教的初传至唐代，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的翻译、阐释日趋丰富、完整，初唐佛教进入“黄金时代”；中唐以后，随着印度佛教传入的“中断”导致唐代佛教“衰落”，于是“宋代佛教衰败论”随之而生。在印度佛教的视野下，佛教传播的历时性与空间的远距性形成一种线性的历史图景，一直影响着中国佛教徒的佛教历史观。然而，中国化佛教自身的“跨朝代”与全球文明史视野的“跨国家”使王朝更替不足以概括中国佛教社会生活史的时代特征。因此，应以中国文化为参照系，在汉传佛教史和儒释道三教关系的脉络中，以王朝更替和佛教重大事件为分水岭，建立中国化佛教史的新分期，为理解佛教中国化提供一种新视角。

　　第一阶段为公元前后至420年的汉魏两晋时期，是印度佛教的输入期。这一时期的佛教输入，一方面体现在佛教经典翻译和思想观念的传播，如支谦、支娄迦谶、鸠摩罗什等重要译经家辈出，形塑了中国化佛教的译经、释经传统；另一方面体现在印度、西域佛教的生活方式和戒律制度的传入。中国人以神仙信仰为媒介理解佛、菩萨等信仰，出现了佛教信仰神仙化的现象；以老庄玄学为思想背景解释佛教的般若思想，产生了“佛教玄学”“六家七宗”等格义现象；以道教方术、隐逸传统为中介，阐释佛教的修道与出家传统。

　　第二阶段为420年至581年的南北朝时期，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解释融合期。随着印度、西域传入的佛典不断译出，中国化佛教界对印度佛教思想的研究愈发深入，儒释道三教大放异彩。这一时期，华梵文明的冲突、激荡与融合构成文明史现象的重要一环。中国人既接受印度佛教的固有历史意识，形成了末法观念，又通过判教等方式建立了自身的经典观、思想史观。以《梁皇忏》为标志，中国化佛教界形成了自身的信仰表达模式，素食传统的形成也为佛教生活方式增加了新的可能。在思想观念层面，通过研习、讲说重要经论，形成了涅槃、智论、成实、毗昙、地论、摄论等学派；《大乘起信论》的出现，深刻影响了中国佛教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在戒律制度层面，礼制刺激着中国化佛教的制度建设，随着戒律的传译与普及，中国化佛教界逐渐聚焦《四分律》。在儒释道关系层面，形神之争、夷夏之辨促进了三教的相互理解，让佛教思想融入中国思想洪流。在佛教与政治、社会层面，南朝贵族尤其是梁武帝的弘法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毁佛，皆为南北朝佛教的重要事件。

　　第三阶段为581年至846年，从隋代至唐武宗毁佛，是中国化佛教的建构创新期。隋唐时期，在强盛的国力、包容的文化政策、开放的对外政策以及繁荣的丝绸之路商业网络的共同作用下，获得国家与商人群体支持的佛教得到空前传播，中国化佛教的有效传播半径直达中亚与印度。但在“怛罗斯之战”“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渐趋封闭，伴随丝绸之路商业网络的瓦解，几乎再无接受印度和中亚佛教新资源的可能。同时，王朝内部频繁的战乱迫使佛教从都市走向山林，逐渐向非中心地带扩散；具有商业文明特质的佛教逐渐融入农耕文明，禅宗修道模式与组织制度的形成正是这一转型的典型标志。“会昌毁佛”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分水岭。

　　这一时期，出现了那连提耶舍、玄奘、不空等一批重要译经家。在思想观念层面，天台、三论、唯识、华严、禅宗继承此前佛教学派的思想资源渐次兴起，涌现出智顗、吉藏、玄奘、惠能等一批中国化佛教的“原创型”思想家。在生活制度层面，道宣确立了以《四分律》为中心的汉传佛教制度传统，百丈怀海创造性地制定了既适应礼制原则，又基本符合戒律精神的“禅宗清规”，是佛教中国化在制度层面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结晶。在儒释道关系上，唐初虽有佛道论争，但佛教最终在隋唐思想界力压众教。在佛教与政治、社会层面，隋文帝复兴佛教、隋炀帝建立内道场、武则天大兴佛教、唐武宗毁佛均为重要的佛教史事件。隋唐佛教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国际交流，佛教成为东亚文明交往最重要的媒介。

　　第四阶段为846年至1127年，从晚唐五代至北宋，是中国化佛教的唐宋转型期。既有佛教史研究并未留意“隋唐之际”对于理解中国化佛教发展的意义。“唐宋佛教转型”秉承“唐宋变革论”的方法论视角，以禅宗的兴起与传播为核心线索，探究上起“会昌毁佛”下至北宋灭亡的时期内，中国化佛教的力量格局、核心观念、修道论、戒律制度、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全面转型与变化。

　　“唐宋佛教转型”主要表现为：第一，佛教中心呈现出从北方向南方的转变，佛教力量从城市向山林转移，从中心城市向地方社会渗透。随着禅宗的广泛传播，除天台宗、律宗等有所弘扬外，出现“禅宗遍天下”的局面。第二，随着《大乘起信论》的流行，“一心”成为中国佛教的核心观念，心性论成为儒释道思想的契合点，构成三教合一的基础。第三，佛教内部宗派间的融合大于差异，“禅净合一”“唯心净土”成为佛教界的共识与修道论的融合点。第四，在“礼制下移”思潮的影响下，丛林清规更加完善与细致，促进了唐宋佛教丛林生活的礼仪化。第五，佛教的支持力量从王权政治、贵族阶层转向地方社会，出现平民化倾向。“唐宋佛教转型”本质上是中国化佛教内部南方佛教的崛起。南方佛教得到吴越、南汉、闽国较长时间的支持，禅宗和天台宗均得到充分发展，如禅宗完成了“五家”的建立，天台宗在吴越王钱弘俶的支持下从高丽取回天台教典。五代时期的华北地区和辽、西夏总体上继承唐代北方佛教余绪，重视华严宗、密教和唯识宗。

　　第五阶段为1271年至1840年，从南宋、元、明至清中叶，是中国化佛教的融合停滞期。中国化佛教在宋元之际风格特征的变化，决定了佛教史分期有必要突破王朝史分期的限制，将北宋佛教与南宋佛教分置，以凸显“宋元变革”的内涵。南宋佛教承袭北宋，重视华严宗、唯识宗；随着元的一统，以禅宗为中心的南方佛教统一了北方佛教，真正实现了中国化佛教的融合。元代庞大的寺院与僧尼规模标志着佛教的繁荣，但南宋以降，佛教在教义创新、思想影响力等方面鲜有建树。

　　中国化佛教在融合过程中不断出现僧诤。明至清中叶，佛教发展进入停滞期。明代佛寺分类过程中“教寺”的单列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宗教政策，标志着明清以降佛教的社会功能从“治心”变为“荐亡”，佛教的影响力从日常生活、组织制度层面退回信仰生活，中国化佛教的发展渐趋民俗化。在佛教信仰层面，经忏佛事的发达与“四大名山”的形成是这一时期的典型表现，“名山”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成为东亚佛教信仰的中心。在思想哲学层面，在理学、心学的冲击下，佛教的哲学思考与理论阐释能力下降，除南宋、晚明的几位高僧外，几无重要的佛教思想家。但是，佛教作为南宋、元、明时期汉文化圈中最为活跃的传播媒介，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制度、文学与生活方式在亚洲的传播。

　　第六阶段为1840年至1949年的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化佛教的现代转型期。在晚清民国时期，佛教面临着太平天国、庙产兴学和军阀混战的外部压力，在“西学东渐”“革命救国”等思潮影响下，以太虚为首的近代佛教界提出“人间佛教”，提倡中国化佛教的现代转型。由此可见，以中国文化为参照系，佛教中国化呈现出一个从域外文明逐渐转化为本土文明的过程，朝代更替、儒释道三教关系、中国化佛教的自身发展状态构成中国化佛教史叙事的三大要素。同时，作为汉文化圈重要组成部分的汉传佛教在亚洲的传播，展现出一种全球文明史的视野。这意味着中国化佛教的形成及其传统的确立，是佛教文明在中华文明传统中转变与融合的体现，兼具宗教史与全球文明史的双重意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06-24。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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